军事 军史钩沉
血染的“灯” :专访百岁老红军王承登
华夏经纬网   2019-12-19 14:4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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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于都县,瞻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察看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旧址,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他强调,我们不能忘记党的初心和使命,不能忘记革命理想和革命宗旨,要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长征已经过去80多年。日前,本报组成“致敬百岁老红军”采访组,专访了王承登、曾广昌和杜宏鉴3位健在的、走完长征的赣籍百岁老红军,聆听他们的长征故事,感受伟大的长征精神。从今天起,本报推出5篇特别报道《从长征中走来——百岁老红军采访录》,敬请关注。

● 王承登档案

王承登,赣州兴国县人,1915年8月22日生。1930年参加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0年离休。 先后任三军团四师十二团班长、一一五师六八六团排长、冀鲁豫三分区十一纵九十五团二营营长等职。在第四次反“围剿”东固黄陂战役中任战士、第五次反“围剿”广昌县豹虎山保卫战中任班长,在平型关战役中任排长等。 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一一二师特级射手、江西省第二届“最美老干部”等荣誉称号。

11月27日,晴了3个多月的天,下起了今冬第一场雨。虽然天气骤冷,但赣州市人民医院回春楼二楼第二护理室,却是温暖如春。几名护士正精心指导一位老人做康复锻炼。

老人身穿旧军装,身材瘦小,双眼凹陷。他按照护士的提示,一边平抬双手,一边将双脚伸直、抬高。老人不时抬头看着护士们,露出慈祥的笑容。护士凑近老人的左耳,问:“王老,我们是谁?”老人指着年长的护士说“你是大金花”,又望着年轻的护士说“你是小金花”,然后双手合十,微笑着向医护人员表示谢意。

护士们说,老人讲话幽默,性格乐观,笑起来像小孩,特别好看。

这位老人,就是104岁的老红军——王承登。

■ “头上这一枪最厉害,当时血流不止”

护理室里,常有一些慕名而来的客人,向老人送上鲜花、水果,祝老人健康长寿。老人爱热闹,喜欢回忆长征、讲讲传统。我们见到王老时,他的兴致显得比平时高,越聊越有劲。

我们问老人今年高寿,王老的儿子王建国提醒说:“你要对着他左边的耳朵说,他右边耳朵听不到了。”

王老告诉我们:“听说是有100多岁了,一百零几了。到底是一百零几,我也搞不清楚。”

不清楚自己“一百零几岁”,是实话。原因之一,是他一直不知道自己的生日。

28年前,王承登已是76岁的老人,他用在红军学校学到的一点文化,开始写回忆录:“我出生在一个历代都是农民的家庭,生于1914年某月某日。因父母亲去世早,故记不起生日。”

我们从王老的家谱上,查到了相关信息。

王承登的真实名字是王承燈(即简化字“灯”),并非生于1914年,而是“民国乙卯(公元1915年)七月十二(公历8月22日)生”。

家谱还详细记载了王老父母及祖辈的生卒年月,父亲王继株,37岁时去世,母亲陈氏31岁去世。他的祖父王懋珖、曾祖王汤苑、高祖王禹仙去世时,年龄都不大。也许正因如此,王承登父母才给他取名“承燈”,希望他承续香火,光宗耀祖。

王老不清楚自己的实际年龄,还有一个原因——

“我脑子有毛病,在延安负过伤。当时我在红军学校学习。那天正下雨,我们负责拦截敌人,拖住敌人,好让同志们转移。我怕敌人追上来,就猫着腰观察情况,一个敌人就给我一枪,对着我头打的。”

王老用左手指着左眼下眶部位:“这里打进去。”手指绕到右耳背部,又说:“穿这里出来。眼打坏了,耳朵也打聋了,嘴巴也打歪了。”边说边让我们触摸子弹穿过的部位:“你摸摸,你摸摸,使劲摸。”

王老说,他一共挨过3枪:左腿一枪,右腿一枪,头上一枪。“头上这一枪最厉害。”他说,“第一次是在长征途中,在广西打掩护负伤,如果打中要害,也就没有今天。第二次是在延安负重伤,当时血流不止。如果那天晚上狼来了我就喂了狼了。第三次就是在贵定剿匪中,被敌人打中了脚。”

王老1952年5月7日做过一次体检,医生在体检报告上写道:“负伤三次,残废等级为二等。鼻:中隔中部有一大穿孔(外伤性),右下甲与中隔粘连(外伤性)。左大腿:中外侧中段贯通性枪伤,已愈。头部:颜面贯通枪伤(子弹由左眼下眶进入右耳孔突下出口)。右小腿:外侧子弹擦伤。”“残疾情形”为 “右腿稍跛,右耳聋,右眼常出脓”;“既往主要疾病”为“因头部负伤,经常得昏病”,“现在主要疾病”为“经常头昏”。

子女曾为他整理过一段他在红军学校的回忆,开头写道:“1936年入红军学校学习,在一次保卫党中央的战斗中身负重伤,住院治疗。”详细记载了王老第二次负伤的经过——

1936年5月左右,党中央和毛主席住在瓦窑堡。我们红军学校就在离瓦窑堡十几里的地方。在这里我们住了很久,后来敌人向瓦窑堡大举进攻,党中央就命令我红军学校指战员迅速迎击。

我红军学校部队向敌人来的方向行军,大概走了20多里路,就和敌人遭遇了。为了钳制敌人,抢占制高点,学校命令我们八连留下一个分队阻击敌人。我接到命令后,和排长商量了一下,就把分队按战斗队形分开,反击敌人的进攻……在战斗中同志们沉着勇敢打退了敌人一次次的进攻,大约与敌人战斗了30分钟左右,我们已经完成了上级交给的阻击任务。为了同志们的安全,排长带着分队先撤离战场,留下我阻击敌人。为了能使分队迅速跟上大部队,我把敌人的兵力吸引到我身上。敌人包围了我,向我开枪射击,我正猫着腰观察敌情,一颗子弹向我打来,从我左眼下进……这一枪给了我沉重的打击,我的脸肿得很大,连水都喝不下去。

王老说,作为一个军人,在枪林弹雨中穿来穿去,不死,那是太幸运了。“死神总是和我擦肩而过,把我打伤了3次,成为一个革命残疾军人,正如毛主席的诗词中所说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 “红军维护穷人,不会损害老百姓”

我们问王老:“参加红军前,您知道红军是做什么的吗?”王老大声说:“知道,打土豪分田地,维护穷人。”

他之所以参加红军,是因为到了绝望的边缘:“丧失双亲将来怎么生活呢?依靠谁?到哪里去投宿……我和哥哥两人跪在母亲死去的床下,哭得死去活来,大声呼叫‘我要妈妈我要妈妈’……”

祖先是哪一年从赣州兴国逃荒到吉安的,王承登记不起来了,他只知道,从祖父那一辈开始,就在富田种田度日。

100多年前的王家,家在富田,但田不肥家不富。母亲一走,7岁的王承登就开始学干农活:拾柴、放牛、割草、做饭、插秧、收割,样样都要干。到了冬天,田里都结起了冰,还要到田里做事。“脚后跟裂了几道口子,走一步就一个血印。”王老说,一直到14岁,没有穿过棉花夹衣,都是以单衣过冬,冻得发抖。吃的是红薯饭,有上顿没下顿,肚子饿得走不动,就去找一碗凉水来充饥。

直到今天,104岁的王承登还把土豪劣绅叫作“地主老财”:“农民一年的收成要拿出70%给地主老财。农民只能得到30%。如果向地主老财借一斗谷子,到下年就要还他二斗。借得起,还不起啊!”“到了除夕那天,地主老财就上门来要债。还不起债,他就掀你的锅,把你家的牛拉走。农民种田没有牛怎么种呢?所以穷人很怕过年。有一年,地主上我家来逼债,我家没有钱还他,他就把我们四家人共养的一头牛拉走了。”

1929年3月,是王承登人生新的起点。这一年,他14岁。从这时起,他穿上了“棉花夹衣”,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一年后,这支地方武装和其他地方武装,被改编为红二十军。他说:“从这年3月起,我当上了一名红军勤务员。”

1934年,王承登所在的三军团开始长征。他回忆:“红军是从于都县城出发的,那天晚上,天很黑,还下着小雨,我们在离城不远的地方架浮桥过河……”

也是这一年,王承登在遵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上了红军,加入了共产党,穷苦出身的王承登没有忘根儿。

王老说,红军长征时,每到一个地方宿营,都要和老乡讲好话,安慰老乡,告诉老乡红军只在这里住上一晚,不会损害老百姓。“老乡也知道我们红军好,都支持红军。”老人说。

王老回忆,红军逼近遵义后,横扫遵义方圆几百里,解放贵州黔北十几座县城,中央机关在遵义召开了万人群众大会,宣传我党的政策,扩大红军队伍。“当时贵州是很穷的,有一句话说: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家无三分银。许多人无衣穿,有的一家穿一条裤子,谁出去谁穿。”王老说,“红军在黔北休整了半个多月,发动群众,组织建立地方政权,扩大红军等。”

■ “红军战士用血和汗踏出一条光明大道”

在护理室,我们和王老聊得很开心。当问及长征苦不苦时,王老说:“你们想一想苦不苦?好难受!背着枪,背一个包,每天走百把华里路。”

在回忆录里,王老记下了有关长征的片断。

“夹金山(即雪山),是海拔数千米高的大山,常年峰顶上都有雪。晚十二点开始上山,要在中午十二点以前赶到山顶,到下午风大,容易封山,所以必须提前过山才行,否则就无法过去。一上一下就有一百多华里路,差不多要用一天半时间,才能走完这座大山。”

过草地时,“有三百多华里没有人烟,每人要准备二十几斤粮食;没有粮食,只好吃野菜度日。天黑了,部队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宿营。遇到天气不好,下大雨,就淋着雨水过夜。过草地,每天要走五六十华里,没有道路,逢山过山,逢水过水;没有方向,就对着指北针往北走,走了7天才走完。红军就是这样,用血和汗踏出来一条光明大道。”

王老在长征中,是班长。很多人都说,他枪法肯定很厉害。王老笑了:“枪法啊?一般地说,要打准的话,比较难。”他进一步解释,“因为我们平常很少打枪。没遇到敌人,是不能乱开枪的。要节约子弹,所以乱打枪是不行的。”

王老很谦虚,长征中和敌人的激烈交锋,如今在老人记忆里,“谈笑间灰飞烟灭”。

上世纪70年代初,王承登从贵州回赣州养老前夕,一位名叫任忠厚的部队同志采访了他。王老热情接待,跟他讲传统、讲战例。讲到娄山关战斗时,王老说,1935年初,他所在的红十二团进到距桐梓8公里的楚米铺宿营,得知国民党王家烈的部队已由遵义向桐梓急进。上级命令十二团与十团、十一团一道歼灭敌人,为攻占遵义打开通道。十二团的同志们听说要打仗,个个摩拳擦掌,连日行军的疲劳一扫而光,有的把大刀磨了又磨,有的把自己的“土子弹”擦了又擦,有的说:“这下又得会会‘双枪兵’啦!”

说起“双枪兵”,王承登说:“王家烈的军队有两支‘枪’,大枪和烟枪,如吃饱大烟还可以打一下,否则就不能打。那天一大早,天正下着小雨,我们十二团向敌发起了攻击。一营从正面沿着公路猛扑过去,一举冲上了关口。敌人为了守住这个‘大门’,拼命抵抗,双方展开了激烈格斗。但因道路狭窄,我队形密集,一营伤亡较大。团立即从各连抽调了30名拼刺、投弹、射击技术较好的青年战士组成突击队,在机枪火力的掩护下,勇猛向前,投弹跃进。王家烈的部队在败退途中丢弃很多物资,其中就有大烟枪和背包、铜锅。”

后来,任忠厚将这一故事和其他战例汇编成书,并寄了一册给王承登。王老珍藏至今。

■ “相信共产党,相信领导讲的话”

每次谈到长征,王老的思路都很清晰。

有人曾向王老求证,说长征时有少数红军战士吃不得苦,中途回了老家。

每听到这,老人就会像小孩一样来气:“没有几个回家的,极少极少,基本没有。不要听他们乱说!当兵的不能随便走。兵也好,官也好,不能乱走,乱走还行啊?大家都不会走,不可以走。”

我们问王老:“长征时您知道部队往哪里走、到哪里去吗?”

王老说:“知道。连里有指导员,有连长,他们都会对战士们讲。讲今天我们要走到哪里宿营,离宿营的地方还有多远。”

王承登坚韧的意志,在红军长征前就锻造出来了。他说,在红军反“围剿”中,他在三军团四师十二团当通讯员。在南方作战,经常遇到晚上送信的情况。 “有时晚上一个人要走十几里甚至几十里路去送信。像这种情况我遇过好几次,流过多次泪。”一天晚上,他又接到命令,要他去通知二营撤出战斗。当时部队分散在大山深处。天很黑,大山深处没有路,到哪里去找二营?他回忆:“这种任务是最头痛的事,不去,这是命令;去吧,天又黑、人又难找,又怕在路上遇到敌人或野兽。我当时是硬着头皮去执行这个任务的,所以一边走一边哭。”他本来还想提出再派个人跟他去,可最终还是没有勇气提出来。他想:“我是一个红军战士,是一个革命军人,服从命令为天职。”于是他壮着胆上了路,翻了一座大山又一座大山,在一个深山沟,总算把二营找到了!

在他的记忆中,红军腊子口一战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腊子口地形险要非凡,周围都是大山,没有别的路可行,非通过这里不可。敌人在这里防守很严,不好接近,到处都是悬崖,只有一条小路可通行,不把敌人消灭你就休想过去。由于红军制造的手榴弹质量太差劲了,手榴弹投出后有的不爆炸,就是爆炸也只是几大块,没有多大的威力。最后,我们还是爬到悬崖上把敌人消灭了。腊子口是红军长征最后一道关口,总算是胜利地通过了。红军经过长期的行军作战,党中央率领我们首先到达陕北,开辟了新的根据地。”

我们问王老,他作为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普通战士,当时相信红军、相信共产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吗?

王老肯定地回答:“相信!相信共产党,相信领导讲的话。领导跟我们讲清楚了,讲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当兵的听了就不怕,就不会开小差。”

不知不觉中,一个多小时过去了。王建国说,老爷子近来很少有聊这么长时间的。

“王老,您真了不起!我们都要向您学习!”告别王老时,我们向王老竖起大拇指。

王老摆摆手:“啊呀!没什么了不起。当兵的,一个革命军人,一个革命战士,做了一点事,有什么了不起?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是全国人民共同奋斗取得的成绩,没有我们的党,没有我们的国家,没有我们党的领导,我们不可能取得这么伟大的胜利。”

:江西文明网作者:张天清 江仲俞 卞 晔

 

责任编辑:胡光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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