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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如何“把种子播撒出去”
华夏经纬网   2020-12-21 15: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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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为保存民族文化血脉、培养国家急需人才,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成立。在国难危机的时候,中国的“教育精华辗转周折聚集在这里,形成精英荟萃的局面,最后在这里开花结果,又把种子播撒出去,所培养的人才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激扬爱国之情

  水击石则鸣,人激志则宏。抗战时期,联大将激扬爱国之情、立牢报国之志贯穿于校园文化建设全过程。

  一方面,著书立说,以激发抗战斗志。

  在抗战防御阶段,由于国民政府抵抗不力,民族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有所扩散。针对这些消极文化现象,联大教师展开了有力反击。比如,历史系教师整编教材,先后推出《国史大纲》《中国史纲》《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清史探微》等经典史学名著。

  其中,钱穆起笔写《国史大纲》的时间为1938年后半年。此时,正值国内投降主义甚嚣尘上的危急时刻。为此,他转而专心于通史的撰写,一年乃成。

  在引论中,钱穆立场分明地对民族虚无主义进行批判,并恳切要求国人树立起基本的民族自信与尊严,保持对自身文化和历史的基本敬意。史学家牟润孙在评论《国史大纲》时说:“读钱氏之书,当使懦夫有立志,病夫有生气,热血沸腾,奋然而思有所以自存矣。”

  哲学家贺麟则对文化虚无主义展开了反击。他认为,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实为文化危机。因此,要以民族文化的复兴为己任。1940年至1941年,贺麟先后发表《五伦观念的新检讨》和《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前文开始提出“新心学”的基本思想,后文集中体现了“新儒学”的思想。

  尽管贺麟的哲学思想体系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但他主张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儒化西方文化以及使中西文化相融合的观点,正面回击了文化虚无主义的谬误。

  另一方面,制定校歌校训,以激发抗战热情。

  联大开校不久,便成立了包括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等人在内的校歌、校训编制委员会。在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由罗庸、冯友兰作词,张清常谱曲的《满江红》被确定为校歌。

  该校歌分为两阙,上半部分陈述联大的由来以及国恨时艰,词云“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下半部分表达了联大师生对于抗战必胜的信念,词云“千秋耻,终当雪”“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这首校歌抛开雄浑激扬的曲调不谈,仅字面意思便有催人奋进的深厚力量。

  联大最初提交的校训为“刚健笃实”,这与三校教授素来不问政治有关。这一提法放在平常,自然符合大学在学术研究、学生培养方面的价值追求。但作为流亡大学,联大不仅是书本知识的传承者,更是国家道德和精神价值的标杆。

  因此,1938年11月26日,联大第95次常委会议决:以“刚毅坚卓”为校训。其中,“刚毅”用以承继三校教育的宗旨,“坚卓”则代表民族、国家对学生道德和价值养成的期待,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砥砺报国之行

  对西南联大的师生而言,在抗战最为艰难的环境之中,要将一腔爱国赤诚化为报国之行动,需要付出巨大的勇气和牺牲。

  南下就职、求学,本身就充满波折与崎岖。由于战争的威胁,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不久便被迫西迁。11位教师带领250多名学生徒步入滇,全程横跨湘、黔、滇三省,计3500华里,历时68天才抵达目的地。

  素有“狂士”之称的刘文典,在摆脱日方纠缠后,自天津乘船到达中国香港、越南,耗时两月余才进入云南。步行抵达蒙自时,已是衣衫褴褛、消瘦不堪。

  战争年代,治学和谋生无不艰难。当时的调查显示,若1937年大学教授工资为350元,则1943年的实际购买力仅为8元左右。

  梅贻琦夫人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教授的月薪在1936年至1939年还能维持三个星期的生活,后来就只能够半个月用了。

  朱自清最窘迫时竟身着赶马人才穿的毡斗篷,白天为衣,入夜则为被褥。华罗庚与闻一多两家共14口人,还一度挂布而居。有诗为证:“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在饱尝生活艰辛的同时,战争的威胁并未远离联大。1940年10月13日、1941年8月14日,联大先后在日军空袭中遭受重创,校舍及各种资料被毁,部分师生更是不幸遇难。正所谓,苦难砺志,多难兴邦。在日军轰炸中,联大师生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爱国主义激情。

  朱自清说:“敌机的轰炸是可怕的,也是可恨的;但是也未尝不是可喜的。轰炸使得每一个中国人,凭他在哪个角落儿里,都认识了咱们的敌人;这是第一回,每一个中国人都觉得自己有了一个民族,有了一个国家。”梅贻琦在告校友书中指出,物质之损失有限,精神之淬励无穷,仇深事亟,吾人更宜努力灭此凶夷。

  事实证明,联大师生在抗战的艰难困苦中、在侵略者的轰炸中,确实越挫越勇,努力践行爱国情怀。

  首先,福利待遇微薄而教师阵容强大。西南联大在短期内汇集了中国学术界的精英,可谓大师、名家齐集。历史学有陈寅恪、吴宓、吴晗等,哲学有金岳霖、冯友兰、贺麟等,数学方面有陈省身、华罗庚等,物理学方面有周培源、吴大猷等。据统计,先后赴联大执教的教授有290余人、副教授48人,其中不少是由相对安全的美国辗转回国的。如此强大、豪华的教授阵容,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

  其次,科研条件简陋而产出成果丰硕。如历史学家、教育家郑天挺所言:“在抗战期间,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不能亲赴前线或参加战斗,只有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坚持谨严创造的精神,自学不倦,以期有所贡献于祖国。”从实际情况来看,联大不少教师的代表作、成名作正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

  比如,朱自清在联大8年,独立完成《诗言志辩》等七部著作;陈寅恪写就《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金岳霖出版《论道》,完成《知识论》的10万字稿本;冯友兰推出“贞元三书”,即《新世训》《新理学》《新事论》。

  再次,就读环境艰苦而勤奋读书不辍。由于战争阻隔了交通,联大学生的生活更为艰难,“每天的伙食费仅一角”,一天两顿以大饼糙米饭充饥。为了生存,从家教到报童,甚至夜间打更的活计,联大学生均一一尝试。

  战争的逼迫、谋生的艰难,也帮助联大学子迅速成长起来。他们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学校附近的茶馆、云大图书馆以及后面的山野沟地都成为学习的场所。校舍被炸后,在图书馆打伞看书,还成为联大的特殊风景。

  谋国民幸福之途

  临时大学由长沙迁至昆明时,部分师生曾徒步跨越三省,亲历底层社会的残酷面相,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倍感忧心。

  由湘入黔,仿佛进入另一国度,十来岁孩子就已吸鸦片成瘾……联大学生向长清在《横过湘黔滇的旅行》中这样写道:“我不信这全是由于他们自己的罪过!”

  在目睹人民贫困、文化落后以及政府统治的黑暗之后,原本在途中或执笔作画、或引吭高歌的闻一多性情大变。他在学生面前丝毫不掩饰忧国忧民的情感。在讲述杜甫的《石壕吏》时,想起一个士兵因病被弃而自杀,闻一多痛哭流涕,感慨时隔千年之久中国社会竟每况愈下。他还时常吟诵《离骚》中的名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西迁途中的经历给了学生难得的教育,也给了教师极大的启发。常驻云南后,经常有教授牵头组织各种调查活动。其中,化学家曾昭抡带领考察团,对西康的物产及生产情况进行实地考察;气象学教授张印堂带领学生赴滇西地区考察,收集了大量边疆资料;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多次带领学生深入云南少数民族聚居区进行考察。这种深入了解国情、民情的调查活动,进一步激发了师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感。在治学、求学之余,他们积极思考中国的未来,并为此展开多方探索。

  早在皖南事变之前,联大的《群声》《冬青》《热风》等壁报、刊物就针对国民政府的腐败进行了尖锐批判。1942年,更是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倒孔(孔祥熙)运动”。1944年,首次喊出“争取民主,打倒独裁”的口号。1945年下半年,内战气氛渐浓,联大先后出刊的20多个壁报,围绕受降问题、国共谈判和工商业危机等发表了许多观点。

  随着内战阴云逼近,联大师生以实际行动来回击国民党反动统治。联大剧艺社编演《凯旋》《潘琰传》《告地状》等剧目。其中,《凯旋》一剧先后演出40多场,使“反对内战”的口号深入人心。

  1945年下半年,针对国民政府加紧筹备发动内战的行径,联大师生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不满。他们联系多个学术团体通电反对,联络多个学校开展争取和平集会,甚至愤而罢课。12月1日,国民党军警突然袭击联大和云大,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

  为此,联大教授会先后召开9次会议,80%左右的教授参与其中。其中,潘光旦、闻一多、费孝通等教师明确表明罢课立场;费青、向达、冯至等人拿起笔讨伐当局暴行;周炳琳、钱瑞升、燕数棠等人组成法律委员会维权。

  由于联大教授的集体出面、学生的英勇抗争,使得这一事件很快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热点,强大的舆论压力最终迫使蒋介石当局作出了让步。

  坚守强国之志

  抱着抗战必胜的信念,联大师生在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较好地处理了国家抗战需要和教育长远发展的关系。

  一方面,注重科学技术在国防军事方面的应用,在科研和教学方面均有倾斜。例如,新设航空、无线电和金属等研究所,添设航空工程系,在现有专业附设无线电电机修造部,增设军事卫生工程、兵器学、军用结构等科目。

  由于资料图书短缺,联大还编译了军事教材和参考书。为提高知识的实用性,还请来少校传授“航空常识”“航空翻译常识”等。联大的一些教授也积极调整研究旨趣,以满足抗战需要:物理学家周培源考虑到相对论不能直接为反战服务,放弃了卓有成绩的相对论研究而转向湍流研究。

  另一方面,贯彻通识教育理念,在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方面格外用力。“战争总要过去的,我们这个民族在战后还要建设、要复兴……所以我们的读书不能中断,我们培育人才不能中断”,这几乎是联大师生共同的信念。

  既然要为强国、复兴培养人才,那么培养的途径和方式就不能急功近利。理学院的郑桐荪这样劝诫学生:“很窄的基础很难变成高高的尖尖的东西上去,很不稳定,很容易倒下来。你们要把基础弄得很宽,它就很扎实,这样你的学问才能够真正上去。”

  即使在抗日最为焦灼的时期,联大的通识教育也贯彻得颇为到位。文学系加大古典文学课程的比重,诗经、楚辞、先秦文等课程均在开设之列;历史系的课程设置中,中国历史所占学分比重超过一半。另外,国文、中国通史是全校学生必修的通识课程。其中,通史分别由钱穆、吴晗、雷海宗等知名教授讲授。

  事实证明,通识课程的开设助力了各类人才的成长。得益于通识的滋养,联大学子中出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国之栋梁。不少到海外深造的联大学子,学成即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毅然回来报效国家,包括邓稼先、何炳林、黄昆等。联大师生中达到院士级别的多达200人,郭永怀、赵九章、朱光亚等8人成为“两弹元勋”。

  西南联大之所以成为学术、道德和精神足以垂范的大学,是因为联大师生将爱国之情、报国之行、忧国之心以及强国之志有机统一起来了,从而谱写了西南联大爱国、报国的不朽历史画卷。

  (作者杨丽萍 单位: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解放日报

 

责任编辑:左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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