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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富豪第二代 王文洋:要对大陆有点贡献

2007-07-30 10:22:56   华夏经纬网

关键词:

六十年代的家庭合影。后排左三为王永庆,前排右一为王文洋。

王文洋

    亚洲富豪第二代中少有的“另类”
   
    对于大陆读者来说,王文洋不是一个很熟悉的名字。尽管他穷尽半生努力要走出父亲王永庆声名笼罩下的阴影,但是有这样一个大名鼎鼎的父亲是无法改变的命运。王文洋,正是台湾塑料大王、人称“经营之神”的亿万富翁王永庆的大儿子,曾经的“台塑”帝国的第一接班人。
   
    但是,他好像注定不能做王永庆的儿子。20岁的时候,他为了读博士不惜违抗父命,结果被切断了经济来源;45岁的时候,他因为发生婚外恋情,被王永庆亲手“逐出”台塑大门;如今已两鬓斑白的王文洋,仍然拒绝承认王永庆作为一个父亲的角色。他被迫中年创业,白手起家,在广州办起了自己的企业——宏仁集团,与父亲从事同样的行业,企业冠名却采用了自己儿女的名字,他要成为自己的一家之主。
   
    他是亚洲富豪第二代中少有的“另类”。因为他从小的理想不是做企业,而是做杨振宁第二。17岁就以优异成绩考入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并在24岁的时候顺利拿到物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不久,他回到母校帝国理工学院担任生物医学工程系客座教授,并一直从事半导体芯片在医疗临床诊断中的运用的研究工作,并因此在今年7月9日荣获母校颁发的首批皇家荣誉科学博士学位。
   
    王文洋,他不是一个活在父亲名字下的人。他是一个有着自己的人生追求和生命轨迹的人,这条轨迹即使曾经与父亲的辉煌生涯短暂交汇,也注定会很快分离,划出自己的光亮。
   
    7月25日中午11点左右,在我被引进伟达公关公司的会议室对王文洋博士做专访之前,心里有些担忧。自从王文洋7月9日在伦敦接受母校帝国理工学院颁发的首批皇家荣誉科学博士学位后,在短短两个星期里,就已经接受了来自英国和两岸三地20多家媒体的密集轰炸式采访。在我走进会议室前五分钟,他刚刚送走两家北京来的媒体。事实上,那天从早上8点半起,他就一刻没停歇地在接受访问。
   
    “我最热爱的事情就是在学校里做研究。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候,就是读博士的三年。”
   
    这是个有太多故事的男人。他是“台塑大王”王永庆的长子,一个曾经被王永庆倾力栽培的台塑接班人,但是11年前,已婚的王文洋执意爱上自己的女学生,被王永庆亲手“逐出”台塑大门,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去年6月5日,89岁的王永庆宣布正式退休,同时宣布把台塑交给一个7人领导集体实行共管。王永庆宁愿把董事长的职位传给跟随他多年的老臣,把总裁一职让给胞弟王永在的长子,而对于自己的长子王文洋,王永庆依然绝口不提。这是何等决绝的决定。
   
    记得我看到过的一篇采访他的文章里说,一位台塑集团的高层管理人员曾说过,其实王文洋和他父亲王永庆非常相像,都有着倔强的脾气和不服输的劲头。回想起来,这话有点道理。王文洋迄今为止的人生选择,几乎都是逆着父亲的意愿而做的。他21岁从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物理系硕士毕业后想继续念博士,只有小学毕业的王永庆坚决反对,认为读博士纯粹是浪费时间。王文洋非常执拗,坚持要搞他心爱的物理学研究。在读博士的三年里,家里不再为他提供经济资助,但就是在他一生中最穷的三年里,他遇到了被他当作真正的父亲的菲利柯斯·温伯格教授,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并在时隔30年后,给他带来了他视作一生最值得骄傲的荣誉——皇家荣誉科学博士学位。
   
    文汇报:您知道伦敦帝国理工学院为什么会挑选您成为他们从伦敦大学独立后首批皇家荣誉科学博士?据我所知,其他几位获得者都是大名鼎鼎的世界级名人,包括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菲利普亲王。
   
    王文洋:这要从我与帝国理工的渊源说起了。我小时候非常崇拜杨振宁,我读物理也是受他影响。我17岁进入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念物理,21岁硕士毕业,我想继续念博士,可是当时我家里不同意。我从小到大就非常爱念书,所以我就去找我的班主任,他很快就帮我找到一个很理想、非常好的博士生导师,这位导师对我后来的影响非常大,我认为他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一个恩人,他就是菲利柯斯·温伯格教授。教授和我谈了之后,知道我非常热衷于研究工作,所以他说没有钱是小事,我来帮你解决,后来他很快帮我拿到了奖学金。
   
    温伯格教授是一个很特殊的人。他是捷克的犹太人,二次大战中在德国威斯康辛集中营长大,他左手至今还留有当年纳粹刻下的号码。他父母都在集中营被杀害了,他是跟着运尸体的卡车跑出来的。因为这样的经历,他成为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教授住在离我们学校不远的地方,他看到我平时一个人,就常常请我到他家里吃饭,师母常常煮饭给我吃。他们真的就像我的父母一样,以至于我后来对他们比对我自己的亲身父母还要亲。教授不仅传授我物理知识、研究方法,更教导我怎么做人,告诉我做人要有善心、爱心,要以宽容之心原谅别人。
   
    我24岁博士毕业的时候,他希望我继续留下,帮他做研究工作。在英国,博士毕业不能当助理教授,而是当讲师,而且我们那个时候讲师的薪水很低。我内心希望留下来,但当时我已经结婚了,讲师的薪水是养不起两个人的,所以我就决定去美国找工作了。
   
    文汇报:教授能够理解您这个选择吗?
   
    王文洋:他可以理解。我们一直有联系,后来我也请他们到过台湾两次,老人家都非常高兴。
   
    但是多年之后让我重新回到母校的是我们的现任校长里克特爵士(Sir Richard Sykes)。他做过英国最大的药厂葛兰素史克的董事长、主席,然后从主席职位上被帝国理工学院请来,所以他的作风就和前几任做学问的校长不一样。他来到学校的时候,就开始考虑学校的经济效益问题。他想为什么美国大学都这么有钱,像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他们为什么可以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商业利益。帝国理工在工程技术方面排名英国第一,现在是全欧洲第一名,我们也有很多的好学生和教授。所以里克特爵士决定成立一个执行董事会来搞科研开发。他通过我的导师温伯格教授知道了我,写信邀请我参加执行董事会,我觉得非常高兴。我跟学校一直有很深的感情,所以我接受了。
   
    后来我跟学校的一些教授开始一起做一些研究项目。我们的第一个项目是做一些无线电频率(RF)的芯片设计和半导体设计。那时候,我们想把数码音频和数码视频放到半导体芯片里,用CMOS来做,也就是用最简单、最传统的流程来做,最便宜,而且效果最好。因为这些研究工作,校长里克特爵士专门颁了一个教授的证书给我,那一年还选我为杰出校友。
   
    这个RF芯片设计的项目比较成熟后,我们根据这项技术成立了一个公司。我建议研发部门还是放在帝国理工,把运营中心放在台北,因为我觉得当时全世界最好的制造半导体的企业还是台积电。后来他们同意了。现在台北的运营中心已经有30多个工程师。我们在新的半导体设计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开始大量投产了。
   
    今年刚好是帝国理工学院成立一百周年,同时帝国理工学院正式脱离伦敦大学成为一个独立大学。几个月前,我突然收到学校的来信,说学院独立后首次颁发的5个荣誉科学博士中有一个是我。校方认为,由于我对学校发展的热心,对医疗半导体研究所作的贡献,决定颁发给我荣誉科学博士。这真是一个非常令人激动的时刻,这也是我的人生到目前为止达到的一个巅峰。
   
    文汇报:那您觉得,您的下一个巅峰会在哪里呢?
   
    王文洋:我不敢讲。人生是无法预期的。比如,我为学校做医学半导体研究的时候,我没有想过是为了得到这个荣誉而去做。我做很多研究工作都不是为了什么刻意去做,因为那是我热爱的事情我才去做。我最热爱的事情就是在学校里做研究。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候,就是我读博士的时候。获奖也好,荣誉也好,只是很多因素的结合,很多只是机遇而已。
   
    “我不认识作为父亲的王永庆,但是我从他的身上学到创业的精神。”
   
    王文洋的内心好像从来没有把台塑真正当作自己的事业归宿,尽管他是王家的长子长孙。即使没有发生“被逐事件”,他也似万般不情愿回到台塑继承家业。从英国博士毕业后,他先去美国找工作,在一家美国公司做跟环保有关的设计工作。为了能尽快买一个房子安家,他还跑去考了一个做房地产的证书,然后和朋友一起开了一家房屋中介公司。于是,他早上在公司上班,下班后就做房地产,从下午4点做到晚上11点。靠着这样日夜连轴转打双份工,在不到25岁的时候,王文洋靠自己赚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100万(美元)。
   
    直到1980年,博士毕业已经5年,王文洋才在祖母的一再催促下,回到台湾,回到父亲的企业工作。期间,王永庆有意栽培他,让他从最基层干起,把自己最能干的亲信安排在他身边,聪明稳重的王文洋也深得父亲的赏识。当时,种种迹象表明,王文洋接班几成定局。直到1995年,兼任台湾大学副教授的王文洋爆出与自己的女学生发生婚外情的事件,被王永庆一怒之下从台塑集团除名。
   
    王文洋被王永庆赶出台塑集团的时候已经45岁。他承认,“这是我一生中感到最失败的时刻,没有方向,极度沮丧。”但他爱得执着,没有回头。年近半百却要白手起家重新创业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很快,他就依靠自己在台塑近20年的从业经验,在朋友的帮助下,于1996年在广州创办了宏仁集团,从事与父亲同一行业——塑胶制品和电子制造,骄傲的王文洋公开声明:“宏仁集团完全是从零开始的,完全没有用父亲的一分钱,绝对没有一点靠父亲的光环。全凭自己打天下。”
   
    但是,他内心其实已经意识到,因为他是王永庆的儿子,他得到了王永庆最宝贵的东西的帮助——没有言传,但有身教的毅力和决心。
   
    文汇报:在英国读书的时候,跟其他同学比比,算是富家子弟了吧?
   
    王文洋:其实不是。大家不要把时间忘记了。我读硕士的时候是21岁,是35年前的事情。35年前,台塑企业刚刚起步不久,刚刚开始有一点起色。台塑真正开始赚钱是30年前,那个时候我已经博士毕业了。
   
    我小时候,看到的都是爸爸创业初期的艰难情形。我小时候的生活是非常不好的。爸爸和朋友合作开创台塑企业,他们两个把自己的积蓄全部投放进去了,从一个很小的做PVC的工厂开始起步,这个小工厂很长时间里都不能赚钱。所以我记得小时候台塑刚开始的时候,爸爸非常沮丧,成天垂头丧气。现在大家都说“哇,王永庆那么有钱!”其实不知道,那个时候王永庆没钱啊!而且他把家产都放进去了,如果投资失败,我们一大家子连饭都没得吃。那个时候,我们在火车站旁边买了一个很便宜的房子,楼下是办公室,楼上是我们住家。中午,我妈妈都要煮饭给二十几个员工吃。员工吃完后,我们才吃,我就是这样长大的。
   
    我就是很难得亲眼看到他创业的过程。我看到过他愁眉不展的时候,看到过他负债的时候,现在很多人都忘记了王永庆有这样一段历史。因为我看到过他奋斗失败的一面,所以在我自己创业的时候我从中学到很多,给了我很多的启示。
   
    文汇报:听了您介绍父亲的创业史,我想到曾在一篇报道中读到,有人说王永庆爱台塑甚于爱自己儿子,你是不是这么认为?
   
    王文洋:我不知道,因为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作为父亲的王永庆。我只认识他在创业时的表情,然后用我幼小的心灵去体会他的心情。他对事业是完全地、百分之百地投入,完全没有家庭。我不记得他小时候跟我说过一句话,我不记得。然后,当我大一点的时候,他有了另一个家庭,所以每个礼拜只回到我们这个家一次,我对他的印象非常模糊,但是我从他的身上学到创业的精神。从他当时垂头丧气的表情中,学到很多东西。特别是当人家现在这么称赞他,我会想到他现在跟他那个时候形成强烈的对比。
   
    文汇报:这个强烈的对比给您带来什么启发?
   
    王文洋:这让我自己在创业非常艰苦的时候,在找资金四处碰壁的时候,我不会太沮丧,我会接受,我知道这是必然要经历的阶段。我觉得这方面,他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非常感谢他。
   
    文汇报:您觉得到今天,您父亲心里有没有为您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
   
    王文洋:我觉得不会,我觉得他绝对不会。因为到目前为止,我50多岁,他90岁,以我现在的成果,我怎么比得上他呢?他会以现在的标准去看东西啊,我觉得他不会佩服任何人、不会觉得任何人做得好,他认为自己是最好的。
   
    “在传统行业里,父亲是最厉害的企业家;但是,我的优势在高科技领域,这点我比他强。”
   
    中国有句老话叫“富不过三代”。那么当亚洲的第一代亿万富翁们纷纷迈入耄耋之年,豪门企业因此进入新老交替的时代,这句中国的老话是否会成为无法破解的咒语?也许,在王永庆和王文洋的关系中,并没有这个顾虑,因为王永庆没有让王文洋在家族企业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专家们通常认为,传统家族式管理模式正是应验这句咒语的罪魁。从长远来看,也许这场父子反目的悲剧,不仅救了台塑,也成就了王文洋。
   
    90岁的王永庆不得不退了,身边没有长子可依靠的他把台塑交给了家族成员和职业经理人“分权共治”;隔海相望,被自己逐出台塑的长子王文洋创办的宏仁集团正日长夜大,到2006年底,宏仁的年营业额已达到9亿美元,集团下属的宏昌电子已计划在明年9月在A股上市,目标筹资1亿美元。
   
    也许王文洋心里对不近人情的父亲王永庆至今还耿耿于怀,总想处处跟他划清界线,但他对父亲的敬重也不时溢于言表,这种纠结的心态造成了他言语上时不时表现出来的冲撞。虽然,他会嘴巴上一直在说“他厉害,我比不上他”或者“他能做到,我做不到”,但很多时候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一个跟父母赌气的小孩说出来的话。他们是父子,他们如此相像,人们常常可以从王文洋的商场作风中看到王永庆的影子,决策果断,办事干练。但是,他们毕竟相差35岁,注定对企业管理的观念完全不同。虽然,王永庆可以为了企业的长远利益,把台塑董事长大权交给自己的老臣而不是家族第二代,但他并没有摆脱家族企业的继承观念,反而通过交叉产权交易来保持家族成员对台塑的绝对控股权。
   
    王文洋则在上海公开表示,“我没有打算让我的子女接我的班,我希望由我们共同创业的人以后可以做下去。我希望一个企业可以长久的经营,要对股东、对银行、对客户、对社会负责,这是一个企业必须要负的责任。”
   
    也许如王文洋所说的,高高在上的“经营之神”王永庆不会为儿子的小小成就感到骄傲。但是,正在到来的,终归还是王文洋的时代。
   
    文汇报:您觉得,作为企业家,您和您的父辈相比,在经营理念、管理作风和价值观上有什么区别?
   
    王文洋:我觉得可比性不大。因为,50多年前的创业环境和现在的环境大不一样的。以前知识不是那么重要,现在很重要,这就是最大的区别。以前可以和政府结合创办实业,是个非常有利的事情,现在并不是这样子。另一个很大的区别是,我们现在可以在大陆投资办企业,有这么大的市场可以发展,过去哪里有?
   
    我父亲办企业最大的特点是毅力和决心很大。他可以为了企业把他所有的精力、所有的财力全部放进去,甚至可以放弃家庭,然后几乎不眠不休地努力,这个是我觉得我很难跟他比的一面。我做不到一年里不和我的孩子讲话,完全拼事业,他就做得到,所以他很厉害,我远远不如他。
   
    此外,在传统行业,我还很少看到比他更厉害的企业家。这是一个很公平的解说。他没有读过什么书,但是他凭借毅力、努力和聪明才智,凭借对成本非常细腻的分析和控制,一步步把企业做得那么大,我觉得这方面来说,他真的是一个非常特殊人物。他的毅力不变。从我有记忆开始,一直到现在他90岁,我最佩服他毅力始终不变。追根究底的毅力不变,万事讲究成本,讲究合理化,不讲人情。到现在90岁还在上班,台塑企业还是他在带领,这个方面,我是非常地佩服。
   
    但是,我们在发展高科技领域方面比他强,在半导体新科技方面,比如半导体在医学上的运用等方面,他是落后了。当初,我在台塑的时候,就在台湾第一个提出做掌上电脑液晶屏,结果就是被我爸爸否决了,说做不做都没有用,就是他说的。结果证明是个错误。我想要发展一些高科技电子产品的时候,他都不认同,结果这些高科技产品替他赚了很多的钱。所以在知识密集的领域,新科技的事业上,我们绝对有比他更大的优势,因为我们有机会去学习到这些东西。
   
    文汇报:您认为在今天这个社会想要成功,人最需要具备的素质是什么?
   
    王文洋:平常心看自己。不管如意不如意的时候,都以平常心看自己。当遇到所谓的不如意或者失败,不要沮丧。因为我们从失败的案例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如果你太沮丧,你就把学习的机会给放弃了。在所谓成功的时候,如意的时候,比如企业上市募集到很多资金,不要太自满,这样必败。毫无疑问的,骄者必败。第二,要不断增加知识。这是一个知识密集的社会,你若没有赶上社会的发展,没有在自己的领域里保持进步,你会很容易被淘汰。
   
    文汇报:如果让你在做一个比较清贫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和成为中国的比尔·盖茨之间,选择一个,您会选择做哪个?
   
    王文洋:我17岁的时候拿诺贝尔物理奖的梦想就破碎了。我小时候觉得自己可以,是因为我念小学、念中学都是第一名,后来到了英国进了帝国理工学院,全世界的第一名都挤在一起,放眼看去,才知道自己不过是很普通一分子而已,所以这个梦就破碎了。
   
    至于能不能成为比尔·盖茨,我现在还有几年可以拚事业,但是这个要看中国的经济成长,要靠自己的机遇了。我会尽量努力的,但我不会把目标放在能不能成为比尔·盖茨上,我会把目标放在能够对社会、对中国有点贡献。我以前在英国读书的时候,明显感到英国人美国人看不起我们中国,现在我很高兴地发现,他们现在很明显地没有看不起她。这是让我很高兴的事情。我希望中国继续成长,我们能够在其中扮演一个小小的角色,有一点点的贡献嘛。我希望在我力所能及的小范围里做出自己的贡献,一个大大的国家就是由很多很多、几万个、几十万个小小的范围加起来的。
   
    文汇报:我觉得您的人生到目前为止已经很成功了,您还有没有什么遗憾?换句话说,如果你的人生可以重新来过,你最想改变的事情是什么?
   
    王文洋:(沉思了一会儿)我最想改变的事情,就是我从帝国理工学院博士毕业的时候,温伯格教授叫我留下来帮他搞研究时,我当时能留下来。我应该做我爱做的事情。虽然我后来还是回到学校做一些研究工作,但是不一样了,我已经老了,脑袋没有那么快了,如果那个时候我能够继续留下来做研究,就完全不一样了。

    来源:文汇报 作者:宋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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