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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龙斌:以战止战
图片来源：中评网
台湾政治一向有冲突、有混战，却少有协商与互信，更欠缺依法论事，就法谈判来解决问题的空间。这样的文化造就了陈水扁的“冲突－妥协－进步”的特殊政治风格。这种模式，说穿了，就是看准各类“巧门”，率先放出试探的气球，看气球怎么飘，再做出立即的反应，抢下短线的利益。
除非，苗头不对了，才会紧急撤退，控制伤害程度。
如果，风向一直“顺风”，当然顺势“切香肠”，步步进逼。
这种风格，正是近些年来台湾的政治文化写照。台湾长期以来的威权政治习惯更是温床，谁拿下“中央”行政权，就踌躇满志想要畅快行使权力，不管是否合于法令，或是否逾越了“中央”行政权的合理界线？
再加上“中央”与地方长期的失衡，“中央”既集权又集钱，虽然有七成的民众是在泛蓝的县市长执政之下，虽然泛蓝掌握了十六席的地方自治权。但面对着拿下“中央”行政权的执政者，永远都唯唯诺诺，不敢唱反调的地方政府逐渐忘了“宪政”体系下的“中央／地方”的分权基本原则。“中央行政”因而独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中央”，“国会”面对“行政独裁”无可奈何，地方面对“中央”的“行政悍霸”，也祇能逆来顺受。
这样的局面，在最近的“中正纪念堂／民主纪念馆”事件中，有了新的局面，在陈水扁与“教育部”连手“切香肠”下，步步进逼中，却碰到了台北市长郝龙斌运用“地方自治”和“地方制度法”当武器反击。
这将是未来台湾的“中央”与地方互动的新模式开端吗？未来，泛蓝县市长会不会起而效尤？扁当局要怎样面对？《新新闻》专访了郝龙斌：
“中央”与地方 要靠互信才能结合
问：从处理这次中正纪念堂事件的经验里，你认为“中央”和地方该怎么分权？
答：“中央”和地方完全要靠法律来规范，其实是很难的，有些地方它并不是那么清楚。甚至每个人对于法律的见解也都不同。双方要有一个体悟：“中央”的政令要靠地方来执行，地方的事务要靠“中央”的补助或协助，合则两利。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互信”。互信够才能合。
问：这些年，台湾政治就是蓝绿的关系，双方恐怕无法互信？
答：这虽是政党的问题，也有个人的问题。大家会以为这次我跟“中央”对立得很厉害，可是，我跟“中央”也合力把好几年的劳健保问题解决了。
问：这次事件会不会影响你跟“中央”之间的“合”？
答：会有影响！可是，是不是台北市政府以后就不能跟“行政院”合作？倒未必。尤其是现在刚换了“行政院长”。当然，我想和“教育部”合作就难了，他们现在很多事情在杯葛台北市政府，该我们的也不给。
问：在当前“中央”集权甚至集钱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通常是低调再低调，这次你跳出来对干，有评估后果吗？
答：不是评估什么后果的问题。就是“教育部”完全不管台北市政府的管辖权，“中央”不尊重地方。欸，你要拆围墙，你施工要用的所有建照、使用执照，你都要先经过我同意，连讲都不讲一声，就直接准备要干了。那个时候我就说这些是台北市政府职掌范围。“教育部”就毛了，毛了就开始来搞这些东西。
其实改名这个东西是“中央”的事，对台北市而言就祇有捷运和公车站要不要跟着改而已。不管是我们自己认为该不该改，我们从来没有讲过话。结果他现在又要挂布幔，又要“违法”施工，又要在那里钉钉子。其实这是很明显地“中央”不依照“法律”程序做事情。你不能骗地方，逼得我们非执法不可。
靠“法律”规范 更要遵守民主规则
问：你觉得你和“中央”的互动关系，能祇靠“法律”来规范吗？
答：当然不可以啊。“中央”和地方之间应本于一个互信来做事情。
问：但愈到选举战略螺旋会愈升愈高，市府难道要全面备战吗？
答：我相信“中央”不会这么做。我要提醒：这边是台北市喔。假如“中央”部会要来弄，两受其害。一个政治人物，如果他心里没有想到要减少冲突和对立，我觉得这个人根本不够格当政治人物。如果你为了选举考量去做这些事情，那是非常悲哀的。
问：可是这种悲哀是存在的事实，也不会因为中正纪念堂而解决？
答：我觉得，真的不要低估台北市市民的水准。你以为台北市民看不懂吗？台北市民是非常理智、非常聪明，而且是非常清楚的。
问：这是七年来，首次泛蓝地方行政“首长”表现这样明确的态度。为什么过去没有？会是其他县市未来可从中学习的模式吗？
答：我不觉得中正纪念堂这件事情是可以学习的模式。可是我觉得台湾既然是民主法治，就要按照民主的规则来走。在互信的前提下依法论法。
问：“中央”学“法律”的很多啊。如果大家要玩“法”，玩不完的，不是吗？
答：如果真正你要这样来的话，我们会受伤，“中央”也会受伤。但“中央”祇剩最后一年，陈水扁说一年要当四年、要当八年用，这样玩，就搞斗争就好了，根本什么也不要做。
问：但是拉高冲突才能凝聚彼此的危机感，不是吗？
答：台湾选民没有像政治人物这么容易被刺激。这中间就是我们常讲的蓝绿板块。不管是深绿的、深蓝的也好，他们不管你怎么做都支持你，可是有很多人不是这样的。一对一的选举，要靠什么？靠这个(比手势指中间选民)！对抗，怎么会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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