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台湾“外交”，人们首先想到的必定与钱有关，“金元外交”、“银弹外交”，其“冤大头”形象已成为国际笑话。其实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有一批台湾农业技术人员成为当局在非洲拓展“外交”的主力军。

　　高峰时在19国派有技术人员

　　上世纪50年代，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逐渐被国际社会认同，台当局的生存空间开始遭遇挑战。1955年4月,中国出席了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并赢得与会各国的高度赞扬，许多非洲国家转而寻求与大陆建交，这引起台湾当局的恐慌。当时台湾经济刚刚起步，没有能力对非洲提供大规模经济援助。不过，台湾气候和物产的多样性、丰沛的人力资源、土地改革的成功，使它在农业技术领域走在世界前列。而非洲国家刚刚摆脱战乱和殖民统治，农业技术相当落后，多数国家甚至没有解决温饱。在此情况下，时任台湾“外交部”次长的杨西昆向当局建议，派农业技术人员赴非洲，协助提升农业技术，并借此巩固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农耕队因此应运而生。

　　1961年，台当局成立“先锋案执行小组”，开始实行“外交下乡，农业出洋”的合作计划，首批援助对象是利比里亚和利比亚。后来，小组又与“外交部海外技术合作委员会”合并，专门负责派遣农渔业技术团队，农耕队的名称也逐渐改为“农技团”或“技术团”。据统计，在高峰时的1978年，台湾在非洲19个国家派有633名专家及技术人员。

　　一度成为某些国家的座上宾

　　台湾农耕队到非洲，最初取得了不错的成绩。1962年，在距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1000公里的地方，也就是撒哈拉大沙漠的中心，他们克服高温干旱的沙漠气候，成功种出水稻，这也是利比亚有史以来第一次的水稻收成，并献给了当时的国王。次年3月，一个由14名成员组成的农耕队抵达科特迪瓦，当天就被送到该国最接近撒哈拉沙漠的地方。农耕队决定先种植水稻和玉米，并由毕业于复旦大学的邹越欧负责设计稻田灌溉水利工程。3个月后，农耕队开垦出来的2公顷土地，长满了稻穗和玉米。1967年，台湾农耕队又在布基纳法索成功兴建2座水库、1个水坝，使水稻田逐步扩展。

　　对于当时的非洲民众来说，再也没有比帮助他们填饱肚子更重要的事了，台湾农耕队因此大受欢迎。“台湾驻冈比亚大使”甚至成为该国政府的座上宾。1968年，冈比亚总统写信给台湾当局领导人，以十分诚恳的语气感谢台湾的农业技术人员“令国家从极度贫穷与饥饿中得以解脱”。在一些非洲国家，农耕队成员是各国重大活动的必邀嘉宾，与当地政府官员甚至首脑私交颇深。部分技术员随即摇身一变，以“外交官”身份参与当地政府决策。在科特迪瓦、几内亚比绍和塞内加尔，一位名叫陈西虎的农技员甚至受到英雄般的崇敬，并赢得“西非之虎”和“台湾牛”的称号。许多非洲民众在那时培养起对台湾的好感，甚至一直延续至今。

　　进入6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寻求重返联合国，如何将大陆挡在联合国外成为台湾当局“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农耕队常常扮演“外交灭火队”的角色。据说，当时农耕队的负责人每次回台都能受到台当局高层甚至蒋介石的接见，而谈话的重点不外乎做好派驻国政府工作、要求其在中国重返联合国问题上投反对票。因此，每年临近联大开会，台湾农耕队都会从其驻地赶到驻在国首都展开游说。台湾官方资料声称，在60年代后期，农耕队卓有成效的工作“保持了邦交国在联合国内百分之百的支持”。1972年，刚刚出任“行政院”政务委员的李登辉就曾被蒋经国派往非洲考察农耕队的工作。

　　不过，农耕队在非洲也不完全是好名声。据台湾某儿童基金会统计，他们在提供农业技术的同时，也在非洲留下多达四五百人的“台湾之子”，并因此引起一些国家和民众的反感。

　　不等宣布“断交”就连夜逃命

　　如今，随着非洲农业的逐步发展，台湾单单提供农业技术援助已远远不能满足非洲国家的需要。更主要的是，随着大陆国际地位和经济实力的提升，其在非洲的外交影响力不断发展。大陆针对非洲民众健康状况欠佳派出的大量医疗援助队，逐步取代台湾农耕队成为非洲民众心目中新的信任对象。

　　目前，台当局在非洲几个“邦交国”仍驻有技术团，但面临人员紧缺、资金不足等问题。随着“邦交国”近年来掀起“断交潮”并经常殃及技术人员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目前在非洲的农耕队几乎成了惊弓之鸟，“一般来说，还没等到当地政府宣布断交，他们就会连夜逃命”。 
  
     《环球时报》 ( 2007-01-05 第1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