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最高法院”昨日从回复特别费设立本旨立论，判马英九无罪定谳。受瞩目的见解，是法官衍生、扩充特别费的“因公”支用的范围，使“首长”不仅可因“公务”所需支用特别费，也可因“公益”所需捐输特别费。

    其次，是法官厘清特别费设立本旨，所谓“特别酬庸”或“实质补贴”作法，是陋习，并非行政惯例或行政习惯法。

    “最高法院”所揭示的两项见解，所拓宽的路，虽然不如“特别酬庸”或“实质补贴”可以私用那么宽广，但对于审判中、侦办中的朝野二百位高层政治人物，仍有其积极影响意义。

    首先，谈特别酬庸或实质补贴说，有本质与“首长”误认之别。“最高法院”是厘清特别费的本质不是“特别酬庸”或“实质补贴”，固然断了一条“特别费大赦”之路，但并未阻断“首长”积非成是的误认、无违法性认识的无犯罪故意之路。

    其次，“最高法院”将“因公”的定义，由“公务”扩充至“公益”，范围大多了。

    一般“首长”使用特别费，大都用在因公务所需的招待、馈赠或奖赏，但甚少用在“公益捐输”上，马英九大概算是罕见的特例。

    如今，“最高法院”拓宽这么一道门，究竟有多少涉案“首长”能够适用，还很难说。不过，门宽多了，确是事实，若再参照上述积非成是的无违法性认识，即使无法完全解决特别费案争议，至少能提供审判中、侦办中案件的衡量准则。

    本案不论是检察官疏于研究如何上诉三审，还是迫于绿营舆论压力虚应故事，上诉攻击乏力确是事实。此一事实，导致“最高法院”在本案中所回应、阐述的特别费相关见解，也受了相当限制。

    因此，假若“最高检察署”甘服“最高法院”，愿意奉此为圭臬，作为侦办准则，一切皆休；若有不服，争端势必再起。

    更严重的是，“最高法院”是以程序性判决本案，并非实体判决，也就是说，马英九案的确定判决并非“最高法院”，而是“高院”。“检察总长”即使有意提起非常上诉，以统一法律适用，也只能针对“高院”判决提起，因此，此路可说走不通了。

    剩下的途径，只能期待日后“最高法院”另一庭审判另件特别费案了。即使如此，届时另一庭的见解是否相同，也是未定之天。

    来源：中国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