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教育部”像是一个不务正业的机构。先有杜“部长”说成语是语文教育中最大的失败，“三只小猪”是成语一则，连小学生都不同意，当面抢白他。不久之前“教育部”又端出中学及小学生签署“不自杀约定书”这种匪夷所思的节目，免不了又引起一片哗然。

起因是台湾青少年自杀问题日趋严重，自杀是青少年的第二大死亡原因，而且自杀的年龄正在下降。“教育部”遂订下一年为期的工作计划，防止中小学生自残。具体方法是要求各中小学老师找出有自杀倾向的学生，大家签“不自杀约定书”。至于怎么样判定那些学生有这种倾向，“教育部”推出一种“柯氏忧郁量表”，从这份表格中的各问题答案中就可以做出判定。柯氏量表中设计了共二十多个问题，第二十六题直接问答卷者，你想自杀吗？

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任何人见到这种问卷都会啼笑皆非。特别是心中真的存有或多或少自杀念头的青少年，绝对不肯正面回答这种冷冰冰、带有谴责意味的问卷。

青少年当然了解，自杀不是家长老师所同意或认可的行为，要求他们把内心的私念赤裸裸地向陌生人摊开来接受批判，可能性极低。如果老师们为了完成“教育部”交下来的任务，草率地在一群学生中锁定某几位同学，认定他们有自杀的倾向，消息一旦不慎传出去，他们将在同学中成为异类，不知道又造成多少伤害，可能会因此更加促成他们寻短见的痴念。而且在一张纸上签署“不自杀约定书”能产生任何正面的效果吗？决定自杀的人，忽然想起自己曾经签过“不自杀约定书”，然后就打消此念？

自杀的原因非常复杂，个人的情绪失调、想法偏激、抵挡不住来自社会或家庭的压力、再遇上不可掌握的偶发事件，当事人一时冲动，往往就走上了不归路。青少年心理咨询商专业，是一门极细致更需要无限耐心的工作。专家们警告，贸然谈论自杀议题相当危险，很容易误导学生，令心智尚未完全成熟的青少年认为，自杀可能是摆脱压力与困境最容易的一条出路。每个孩子都需要有倾诉心声的对象，但首要条件是他们身边要有益友良师，双方早已建立了坚强的互信。通常学校老师并不见得具备这种身份，老师多半是一种权威的代表，学生们见而生畏，师生之间能够敞开心扉谈心的情况并不多见。

世界上不乏在这方面积累了先进经验的国家，台湾“教育部”若正视这个问题，何妨先采集一些他国的资料，再结合台湾当地的实际状况，探讨拟订出可行的办法来。比较柔性的先全面做宣导工作，青少年是主要宣传对象，但是对家长、老师、社会各界的教育工作更不容忽视。防止青少年自杀应当是一桩长远而繁复的任务，不应当由“教育部”一肩扛，更不可盲目地先订出一年计划，责成各校老师分发问卷，强行要求学生大量签“不自杀约定书”，一味累积学生的问卷和签名，从量上肯定工作成绩，这纯粹在搞官样文章，形式化的交差了事。其结果恐怕完全不能减低青少年自杀的数量，而且更会衍生出许多其它的问题来。诸如缺乏专业训练的教师，误指无辜的青少年有自杀倾向，使他们羞于见人，从此被贴上标签，成为同学之间的笑柄。这许多负面影响未可衡量，万一产生意外，“教育部”难逃草菅人命之责。

计划广为使用的柯氏忧郁量表，原来大家不知是来自何方？究竟有什么理论和实践的根据？仔细查明才知道它是“教育部”官员柯丽贞独自发明的调查表，柯主任指出这套调查量表可以延缓当事人自杀。官大不见的学问就大，柯氏量表曾经在哪里测试过？有什么具体令人信服的资料？颟顸的官吏动辄拿台湾的青少年来当白老鼠做实验，人命关天，焉可草率从事？

“教育部”难道没有日常业务的吗？何必隔不多久就出幺蛾子，次次搞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勾当。乱用成语，把中文教育任意糟蹋，为害还不算太烈，但是千万别逼孩子们走上绝路。(唐荒 资深政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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