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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卑汉化明堂祭——礼制升华
2012-10-12 09:48:51     华夏经纬网

    礼制,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法”。

  明堂,就是礼制文化的载体。

  历代史学家不乏对少数民族所建的封建政权持偏见者,对鲜卑人的北魏政权,同样有不公平的评说。

  魏收在《魏书》中还算说了几句公道话:

  自永嘉扰攘,神州芜秽,礼崩乐坏,人神歼殄。太祖(道武帝)南定燕赵,日不暇给,仍世征伐,务恢疆宇。虽马上治之,未遑制作。王于经国轨仪,互举其大,但事多粗略,且基阙遗。高祖(孝文帝)稽古,率由旧则。斟酌前王,择其令典,朝章固范,焕乎复振。 

   事实也正是这样,北魏初期的文治确属粗略,但他们不断努力。几十年后孝文太和年间文治可就不一般了。有的方面并不比汉人们的文化差,有的还要超过些。

  平城明堂文化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北魏平城,如果只有前述的城池宫殿,那仅能画出它的躯壳。如果没有文化内涵,那些设施也不过是些没有灵魂的死东西。

  明堂文化是北魏文化成熟后的一大代表,平城有了明堂才展示出平城的文化底蕴,有了灵魂。

  1995年大同地方考古工作者,在大同城外东南方的“丙巳之地”发现了北魏明堂辟雍遗址。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惊人发现。

  古代“纬书”中有一本名叫《孝经援神契》者明文规定:“明堂在国之阳,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已之地。”丙巳之地是指东南方。这对—个国都来说,是—个明确的坐标点。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坐标点,才判断出今存的大同城,就是北魂的都城,而且中轴线还是原来的中轴线。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这个明堂的规模竟可与王莽时的长安明堂相匹敌(王莽长安明堂足已知之中国明堂史上规模最大者)。

  考古探明:平城明堂的位置,在今旧城东南的2.5公里处。它们辟雍圜渠,直径达294米,渠宽6米,深1.4米。渠壁以砂岩方石砌垒,渠底有片石铺垫,工程十分考究。圜渠的正东南西北各有门庭基址,南门最典型,约呈长方形(23米×l6米)。可建高大门庭。辟雍之中央,有方形夯土遗存。各边长为43米,是明堂的堂与室及灵台的所在地。遗憾的是:这个主体部分的方夯层只给我们留下一个平面的轮廓。它的上面应有的“壝(wei)埒三重”之坛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日本人惨飞机场时夷为平地了。此外,还有“外圆墙”亦未探明。

  但是,仅据这项考古发现,就足够我们浮想联翩,壝去凭吊北魏的文化构筑。

  明堂是什么?

  是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会、祭祀、庆赏、选士、养老、教学等大典,均在这里举行。不过从上古至唐宋,其制度各异,历代儒家议论纷纷。北魏的明堂是综合了两汉与魏晋诸儒的议论的结晶,并有所创新而成。

  辟雍是什么? 

  是皇帝所设的太学。其环境取四周有水,其圆如壁,而定名。辟音(bi),就是壁环,用以象征“法天”。雍之以水,是象征“教化流行”。故名辟雍。

  灵台是什么?

  古代的观察天文、气象之台。周初始创,用作游观场所;汉时改为“观祲(jin)象、察气之妖祥”的场所。由此成为专用的天象台。

  把这三种功能不同的建筑合在一起,是西汉时王莽在长安创意的。此举本身就综合了汉儒的若干不同见解,所以争议仍未停息。不久。东汉光武帝在洛阳又建的明堂,规模虽亦宏伟,但建制全依旧《礼》而设,似对长安明堂之否定,实为一步倒退。三国两晋无建树可言,北魏平城明堂就承担了这份继往开来的重任,而且毫不泥古,有许多大胆创新。

  那么。北魏平城明堂是个什么样子呢?

  郦道元说:“明堂上圆下方,四周十二堂,九室,而不为重隅也。室外柱内绮井之下,施机轮。饰缥碧,仰象天状……此之异古也。加灵台于其上,下则引水为辟雍。水侧结石为塘。事准古制。”

  牛弘说:“后魏代都所造【明堂】,出相李冲。三三相重,合为九室。檐不覆基,房间通街。穿凿多处。迄无可取。”

  宇文恺说:“后魏于北台城南,造圆墙,在壁水(即辟雍)外;门在水内迥立;不与墙相连。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问通巷,违舛多处。其室皆用墼累(墼,音ji,即土墼。置未烧的砖坯),极成褊陋。”

  郦道元,北魏时人,著《水经注》列事翔实。他所记的明堂状况最为可靠。而牛弘、宇文恺,都是北周官僚的后代,在隋朝任职。为隋朝建明堂而发表议论,对平城明堂多加贬损,意在创建更辉煌的明堂,结果只是空论一番,隋没建成,至唐朝也没创出更壮观的明堂。不过牛、宇文二人的议论中,能作郦道元文中的注脚。

  对照三家之说,九室、十二堂的主体建筑是一致的,而且九室的布局是“三三相重”中间有路,都认为这是不同于古制的(古制是在一个大宝中分五宝)。

  大同考古发现的遗迹,与以上三家说法,可以说全都一致。特别是郦氏所述“(辟雍)水侧结石为塘(堤也)”是相当清楚的。看来当年的辟雍渠是十分壮丽的,那筑堤的石块竟是那么大(9.5×55×25厘米)的长方石,垒起6层,何等气派。而宇文氏所说的“门在水内迥立”也与四门的遗址相符。这就使我们可以用考古发现与文献资料互相参照描绘一副“北魏平城明堂图”了。

  这次考古未对字文恺说的“圆墙”作勘探,颇感遗憾。但从南方西南方30米左右的地貌看,有一段与辟雍同弧度的坡坎。若能判定这就是圆墙的遗址,则平城明堂的建筑直径当是辟雍的294米与圆墙的60米之和354米。这接近王莽的长安明堂的南北直径349米,要略大些了。把这个直径作个形象的比照:现在北京天坛的圜丘坛的直径是91米,这里的辟雍则将近它的4倍。

  进入中央,在43 x43米的方形夯址上布置一下:九室、十二堂。用《周礼》对堂、室尺寸换算,结合“三三相重”“室间通巷”的说法,从平面上恰好布置出来。再从立面上考虑:宇文恺有一句“其堂上九室”。指明室与堂不在一层,那么方坛之上至少有两层“壝埒”。若中央太室(圆顶之室)再略加阶陛,实际也就是“壝埒三重”的格局了。

  至于用土墼垒堂室之墙是否寒酸?不是,自古明堂就崇尚简朴,传说的黄帝明堂是“四面无壁,以茅盖(顶)”。所以土墼砌墙正是尊古制的表现。北魏太和年间不是不会制砖,而是制砖可达极品(据说方山冯太后墓中之砖能做砚台)。再证此处出土的各种“黛瓦”其上色的工艺仍是绝顶的。所以“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平城在太和十五年(491)明堂落成后,京华的景象又添风采,它的文化氛围更显浓郁,此刻任是谁也不能轻视鲜卑人。

  且看明堂建成后的礼制文化:

  1.太和十六年正月,“宗祀显祖献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九月“大序昭穆于明堂,祀文明太皇太后于玄室”。这是祭祖大礼。

  2.太和十六年正月,祭毕献文。遂升灵台以观云物。降居青阳左个,布政事”。这是两件功能,布政是朝政大事;观云物是春礼。

  3—大和十六年夏。南齐派散骑常侍庾荜使魏,北魏由成淹在明堂礼宾。先登灵台以观云物,然后于馆南瞩望行礼,事毕宴于外馆。这是接待外宾兼含诸侯朝觐(jin)的大札。

  4.大和十六年八月,“养三老、五更于明堂,国老、庶老于阶下。高祖再拜三老,亲袒割牲,执爵而馈。于五更行肃拜之礼。赐国老、庶老衣服有差。”这是空前的养老盛典。当年的三老是尉元、五更是游明根,殊荣至极。(以上四则皆出自《魏书》之记及志) 

  5.“孝文太和中,改中书为国子,又开皇子学于明堂辟雍。”(出自《文献参考》)这是辟雍的主题。

  6.“太和十七年五月,乃藉祀明堂布政事,与群臣卜筮,议大举伐齐,厉声色以胁众。”(出自《资治通鉴》卷138)这是占卜国家大事。

  7.唐史臣“于观台访浑仪,见元魏太史令晁祟所造者,以铁为之。”(出自《旧唐书•天文志》)后来这个铁浑仪被迁往长安。这是灵台的设施与功能。

  8.太和中命高闾、公孙崇。审定皇家乐、舞。又厘定度、量、衡。皆以灵台所测数据为确定律吕、尺寸、升斗、斤两之标准。是科技成果的反映。

  上列八项,仅是明堂建成后三年内出现的部分文化现象,就足以显示平城的文化水准了。若再与明堂之南的圜丘祭天大典、明堂之北(约在宫城外之东部)的太庙祭祖大典相呼应;与明堂之东的藉田、药圃之劝农桑相映村,这城南一区的文化景象的确非同一般。

  这才是平城的都城文化之魂。是内蕴。

  可惜,它仅仅辉煌了三年。就迁都了。

  明堂、圜丘、太庙是一组礼制建筑。总设计师名叫李冲。该凭吊他。

大同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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