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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三)
2012-10-12 09:50:49     华夏经纬网

    皇始三年(398)七月,拓跋珪从盛乐“迁都平城(今大同),始建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大同历史从此翻开了极辉煌的一页。拓跋珪定都平城后,将平城改称代都。在平城设置司州、代尹和平城县等各级行政机构,开始对平城进行大规模的营建。从此,平城从荒僻的小城逐渐变成北魏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十二月,拓跋珪在平城举行了他当皇帝的登基大典。改元“天兴”。按汉族五德循环的说法而从土德,服色尚黄,完全采用了中原封建王朝的那一套。拓跋珪“命朝野皆束发加帽”。

  同时规定“东至代郡(今广灵东北),西及善无(今右玉南),南极阴馆(今雁门关一带),北尽参合(今外长城附近),皆为畿内”。胡注曰:“魏道武都平城,东至上谷军都关(今北京昌平县北),西至河(黄河),南至中山隘门塞(今灵丘县东南),北至五原(今包头西),以为甸服。”首都平城的畿内之地就是首都的郊区,和郡治设在平城的代尹辖境大致相当,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大同地区基本一致。甸服就是远郊区,和州治设在平城的司州辖境大致相当。司州是封建王朝专设于首都的司隶校尉辖区的简称。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司州也随同迁走,州改为恒州。

  道武帝拓跋珪迁都后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离散部落,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和“君长大人皆同编户”。就是把部落解散,分田定居,把劳动力同土地相结合,酋长们和自己的部落脱离关系。部落大人和普通的老百姓都成为单独的国家编户(称为纳税人也未尝不可)。这是拓跋族由处在奴隶社会早期阶段转向了定居的农业生活,并从此走上封建化的道路。封建化也就是汉化。封建化是生产方式的改变,汉化是民族体的改变。封建化是汉化的前提。这也是拓跋人在中原能够立足的根本原因。

  北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一个重要原因,是军事上按“班赐有差”的办法分配战利品。将剽悍的拓跋人组成坚强好战的军团去攻城略地,这种战法极其落后野蛮,但获得了军事上的不断胜利。拓跋人把大批“俘获生口及马牛羊”强迫迁往平城及附近,以实首都畿甸的人口。生口就是奴隶,他们是人,但是和马牛羊放在一起,按头计算。因为批次多,数量大,后人对强迫迁往平城的人口总数看法颇异。最高的有一百五十六万,最低的有五十余万,持百万人的看法较多。在这众多的人群中,各民族都有,首都平城可谓是民族汇集之地。

  移民规模最大的几次有,天兴元年(398)元月,北魏攻破后燕首都中山城(今河北定县)后,“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魏书》卷二)。山东,太行山以东地区。山东六州即今河北、山东两省之地。徒何,指的是慕容鲜卑,因为该族出自东汉时代的辽西郡徒何县(今辽宁义县东北),故名。慕容鲜卑是东部鲜卑的一支。高丽,即高句(gōu)丽,世居今吉林省南部鸭绿江中游和浑江流域。南北朝时高丽国都平壤。在十六国时,高句丽人参与了中原诸国的混战,所以才被俘获至平城。杂夷,古代华夏人称东方诸民族为东夷,是泛称,杂夷大概是指含有多种民族成分的东方人。《资治通鉴》对此记载有所不同,说是“徙山东六州吏民杂夷十余万口以实代”。此问题在古代时,司马光与魏收(《魏书》的编著者)就有不同看法。二者数字相差很大,恐应以《资治通鉴》为准。后燕政权为慕容鲜卑人所建,此次移民恐怕慕容鲜卑人应最多。

  天兴二年(399)二月,拓跋珪率大军在北方大破高车、杂种胡三十余部,俘虏人口近十万,全部带回平城。高车即丁零。称为高车,可能由于他们的“车轮高大,辐数至多”。居今蒙古北境到俄罗斯的西伯利亚。自称是狼的后代,被认为是春秋战国时代狄族的“余种”。可能与匈奴有些渊源,是后来突厥族的前身。其语言与匈奴大同小异。其迁徙随水草。高车族能征善战,俘虏大部分被充实到军队中。在北魏军队中,有高车虎贲将军、高车虎贲司马、高车羽林郎(羽林,侍卫军之一种)等官职,说明高车族兵员数量很多,地位很显赫。始光四年(427)六月,太武帝拓跋焘率大军十万攻陷大夏国都统万城(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有近十万人被迁往平城。大夏国是由铁弗匈奴建立的,南匈奴人应占多数。公元435年五月,西域的龟兹(今新疆库车县一带)、疏勒(今新疆喀什)、乌孙(今吉尔吉斯斯坦阿什提克)、悦般(今哈萨克斯坦境内)、渴槃陀(今新疆塔什库尔干)、鄯善(即古楼兰,今新疆若羌)、焉耆(今新疆焉耆县)、车师(今新疆吐鲁番)、粟特(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等九国使臣到平城向北魏进贡。

  公元439年九月,拓跋焘率军攻陷了北凉都城姑臧(今甘肃省武威)。三万余户被押送到平城。三万余户,总有十几万人。这其中有不少由中原避乱来到这里的汉人世家大族,还有三千余名和尚。这些人对平城的文化建设和佛教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北凉政权为卢水胡人所建。卢水胡的族属有匈奴说、羯族说,也有人认为是月氏人、羌人、匈奴人混血而成。总之,众多的卢水胡人来到了平城。这些俘虏中还有人数不详的粟特人和西域人。粟特人,史称九姓胡,是一个非常善于经商的民族。唐玄宗时,发动“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史思明均是粟特人。粟特人也称“杂种胡”。十几年后,公元452年,粟特国王派使者来到平城,愿意用钱将他们赎回,文成帝拓跋浚下诏允许。公元429年五月,北魏大破柔然,杀其头人数百,降者三十余万落。有数量不少的柔然人被迁到平城。柔然,拓跋焘称之为“蠕蠕”,含有贬义。南朝称其为芮芮,北齐称之为茹茹,自号柔然。云冈石窟内有茹茹公主的题刻。据近人研究,柔然人是匈奴人与鲜卑人融合后形成的。其地苦寒,冬夏游徙于大漠南北,随水草畜牧,住穹庐。公元450年,拓跋焘率大军南征,渡过淮河抵达长江北岸,刘宋军大败。“破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杀伤不可胜计。所过郡县,赤地无余,魏之士马死伤亦过半。以降民五万余家分置近畿。”五万余家,总有二十几万人,安置在平城的郊区。这些人应该都是汉人,来自山东、江苏、安徽、河南等地。

  从史料记载来看,迁移到大同地区的众多人口中,非汉族人口约占一半以上。其中相当多的人给拓跋贵族充当奴隶。当时官私奴隶大量存在。男奴称奴、童、臣等,女奴称婢、妾等,合称为奴婢或生口。直到和平四年(463),大量掳掠人口的局面才结束。

  来到大同地区的相当多的“降民”被称为“新民”。公元398年,拓跋珪“诏给内徙新民耕牛,计口授田”。即由国家分配给他们土地和耕牛,成为自耕农。这些人大都来自农业发达地区,把先进的农业技术带到大同地区,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使得平城地区得到空前开发。在这些人中,还有相当数量的“百工伎巧”,即专业技术人才。建筑学家蒋少游,今山东寿光县人,被北魏名将慕容白曜俘虏来到平城,平城内的许多大型宫殿建筑,就是由他主持下完成的。这其中特别应该提到的是由凉州来的那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北宋的大史学家司马光说:“永嘉之乱,中州之人避地河西,子孙相承,凉州号为多士。”大学者陈寅恪先生在他的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说:“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入于魏。北魏遂深受其影响。”其中儒学大师索敝“以儒学见拔,为中书博士。笃勤训授,肃而有礼。京师大族贵游之子,皆敬惮威严,多所成益,前后显达,位至尚书牧守者数十人,皆授业于敝”(《魏书•索敝传》)。另一儒学大师常爽“教授门徒七百余人,京师学业,翕然复兴”(《魏书•常爽传》)。这么多鲜卑贵族子弟,集中学习儒家经典,是史无前例的。凉州来的著名学者还有宋繇、张湛、阴仲达、宗钦等人。平城虽为边陲之地,却散发着中原文化的气息。

  人口大量涌入平城地区,一遇饥荒之年,就会造成严重问题。太和十一年(487),“魏春夏大旱,代地(平城地区)尤甚;加以牛疫,民馁死者多。听民出关就食,行者十五六。”大旱,外出逃荒者占了人口的一多半。平城地区人口锐减。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拓跋宏正式迁都洛阳,前后三批南迁,人口总数约在百万左右。接着实行民族改革,迁洛鲜卑基本达到了汉化。拓跋鲜卑不能再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继续存在,便随着历史条件的改变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消失,最终全部融合到汉族中去了。

  为了保卫首都平城的安全,防止柔然族和高车族的南下,北魏政权在北方修建了六个重要的军镇,重兵屯守。在沃野(今内蒙古五原北)、怀朔(今内蒙古固阳南)、抚冥(今内蒙古四子王旗)、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柔玄(今内蒙古兴和北)、怀荒(今河北张北县北)这六个军镇中服役和任职的是拓跋鲜卑族中的“高门子弟”和强族。迁洛以后,迁洛鲜卑与守边鲜卑地位上产生大悬殊,六镇的鲜卑人的地位一落千丈,生活十分困苦。北魏统治者实际上已失去大多数鲜卑人的支持,迁洛的已经汉化的没有战斗力的北魏王朝只有灭亡。524年三月,沃野镇鲜卑化的匈奴人破六韩拔陵举兵起事。这场大起义,人数达数百万。

  孝昌二年(526)七月,怀朔镇的镇民鲜于阿胡(鲜卑化的高车人)、库狄丰洛(鲜卑人)率领一群人攻“陷平城”。平城,一个曾经十分辉煌的都城就此毁于战火中。《魏书•地形志》也说:“孝昌之际,乱离尤甚。恒代(恒州、代郡)而北,尽为丘墟。”北魏王朝苦心经营多年的畿内之地成为一片废墟,人类也不知有多少文明就这样毁于一旦。

  大乱之后的平城地区,《资治通鉴》说,公元535年,“稽胡刘蠡升,自孝昌以来,自称天子,改元神嘉,居云阳谷(今左云县境内)”。胡注曰:“稽胡,一曰步落稽,盖匈奴别种。方七八百里地,居山谷间,种落繁炽。”稽胡又称山胡。从其首领姓刘的情况来推断,他们应该是南匈奴的后裔。山胡人成了平城地区的主人。《北史•稽胡传》说:稽胡“亦知种田,多衣麻布。言语类夷狄”。576年,稽胡“乃立(刘)蠡升孙没铎为主,号圣武皇帝,年号石平”。稽胡在与东魏的高欢作战时曾被俘获去六万余户,即二十几万人,可见稽胡是一个很大的部族群体。这时,在神池、五寨、保德一带由契胡人组成的一个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迅速崛起,其首领尔朱荣在北魏末年是一位很显赫的风云人物。契胡,史书说是东胡的一支。东胡是一个很大的概念,语焉不详。

  隋唐以前,中国历史上有过两次大的民族融合。春秋战国时期,夷、戎、蛮、狄融入华夏,形成秦汉时期朝气蓬勃的汉民族。北魏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众多民族融入汉民族,由此汉民族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

  589年,隋文帝灭掉南朝陈,全国又告统一。中国历史进入隋唐时期。汉代全国设立十三个州,是省级建置。北魏年间实行州、郡、县三级行政区划。到了隋代,全国有一百九十个州;唐初,有州三百五十八个。此时的州已大为降格,已形同郡,甚至比前代的郡还要小很多。隋唐时州郡的名称经常互易,同一地区一段时间称州,一段时间称郡。州郡的辖区很小,有二三个县的州已是大州了。直至唐初,今大同城一带只设有一个恒安镇,归朔州管辖。大同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在朔州。唐代,今大同地区有云州(今大同)、朔州(今朔县)、蔚州(今灵丘)三个州的建置。

  突厥约兴起于公元五六世纪以前,最初形成于准噶尔盆地之北。曾被柔然征服。公元555年,灭柔然。至隋唐,成为北方最强大的势力。突厥早期历史说法不一,但均认为属“狼种”,大概和匈奴、高车同源。其俗,披发左衽,穹庐毡帐,随水草迁徙,以畜牧射猎为生,贱老贵壮。部队的军旗饰以金狼头。有文字无历法,唯以草黄草青为换季标记。隋文帝开皇三年(583),突厥内部分裂,分为东西两突厥。

  599年,东西突厥交战,东突厥的启民可汗大败。启民可汗向隋文帝投降。为了安置这些突厥人,“上命长孙晟将五万人于朔州,筑大利城以处之”(《资治通鉴•隋纪二》)。《隋书•北狄传》也说:“上于朔州筑大利城以居之。”关于大利城的位置,后人说法颇多。北齐天保八年(557),在今朔县城设立朔州,以后州治从未更动过。既然大利城属朔州,那么距离朔州城就不会太远。为了保护启民可汗和这些突厥人,“又令上柱国赵仲卿屯兵二万为启民防达头(西突厥可汗),代州总管韩洪等将步骑一万镇恒安”。关于此恒安,胡注曰:“即后魏所都平城之地。”之后,降隋的突厥人达数十万众。大业五年(609),启民可汗卒,其子为始毕可汗。始毕可汗乘隋末中原大乱,摆脱了隋朝,且将东突厥推向极盛阶段:“东自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万,戎狄之盛,未有也。”(《通典•突厥》)

  隋末,出现了不少的地方割据政权。其中朔州的刘武周投靠了东突厥。突厥遂立刘武周为定杨可汗,成为偏据于大同地区的一个小政权。武德二年(619),刘武周与突厥相勾结,率军南下占领太原和晋南,长安的唐政权大为震动。十一月,秦王李世民率唐军渡河连续大败刘武周的大将朔州人尉迟敬德(尉迟恭,鲜卑族)。刘武周将朔州城交给妹夫苑君璋后,逃往突厥。突厥派兵助苑君璋守朔州城。之后,朔州城成为突厥“数为寇”的前进基地,是唐王朝的心头大患。为了拿下朔州城,有人向唐高祖李渊献计说:“数出骑兵掠其城下,蹂其禾稼,败其生业,不出岁余,彼无所食,必降矣。”武德六年(623)六月,苑君璋的部将高满政率部杀“突厥戍兵”献城而降,苑君璋北逃。苑君璋“退保恒安(今大同城)”。恒安城内“其众皆中国人,多弃君璋来降。君璋惧”。可见恒安城内汉人占绝大多数。降与不降,“君璋犹豫未决,恒安人郭子威说君璋:恒安地险城坚,突厥方强,且当倚之以观变,未可束手于人”。到了贞观元年(627)五月,苑君璋见突厥“政乱,知其不足恃,遂帅众来降”。恒安归唐所有,进攻突厥的北大门已打开。平城早已毁于战火,这里说恒安“地险城坚”,这个坚城,何人何时所修,史无记载。

  贞观元年的冬天,东突厥“会大雪,平地数尺,羊马多死,民大饥”。加之内乱,唐太宗李世民任命兵部尚书李靖统军十余万从朔州出发击东突厥。颉利可汗被活捉,东突厥灭亡。对此,《资治通鉴》说:“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万口。”《新唐书•突厥传》说:“其国遂亡,复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恒安地,斥境至大漠矣。”唐王朝因为收复了定襄、恒安等地,把北部边境推进到了大漠。唐王朝把东突厥投降的十万人“分处丰、胜、灵、夏、朔、代间,谓之河曲六州降人”。属于朔州的恒安地区大概也会安置一定数量的突厥人。657年,西突厥也被唐军所灭,“尽收其所据之地,西域悉平”(《册府元龟》卷九八六)。贞观十四年(640),在恒安城设立云州。州下辖一个县即定襄县。

  唐北方边境地区,在经历了“凡三十年无戎马警”之后,到了高宗年间,东突厥的默辍兄弟二人,“招集亡散”,开始强大起来。尽复东突厥故地,史称“后突厥”。默辍要求唐王朝归还“河曲六州降人”即那十万突厥人,并要索取其他物资。朝中有人认为“戎狄贪而不信”,应不予理睬。但最终还是“悉驱六州降户数千帐以与默辍,并给谷种四万斛,杂五万段,农器三千事,铁四万斤。默辍由是益强”。唐高宗永淳元年(682),云州城为默辍所破,云州与定襄县俱废,“乃移百姓于朔州”。弘道元年(683)五月,突厥“破蔚州,杀刺史李思俭”。621年,在今灵丘设立蔚州,下辖灵丘、飞狐(今广灵)、兴唐(今河北蔚县)三县。大同地区的三个州,只剩朔州,但已处于战争的前沿。到了武则天的“嗣圣、垂拱间,(默辍)连寇朔、代”。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唐玄宗时期。开元四年(716)六月,“默辍又讨九姓拔曳固,战独乐河(今蒙古土拉河),拔曳固大败。默辍轻归不为备,道大林中,拔曳固残众突出,击默辍,斩之”(《新唐书•突厥传》)。

  默辍死后,“拔曳固、回纥、同罗、霫、仆固五部皆来降,置于大武军北”。唐代边防部队大的建置称军,小的建置称:守捉、城、镇。军、守捉、城、镇的各级长官都称“使”(见《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兵志》)。大武军在今朔县东北。大武军北就是今朔县以北地区。因云州城破,此地区已荒芜,拔曳固等五部人马来到这里是新来的居民。

  拔曳固、回纥、同罗、霫、仆固是敕勒十五部中的组成部分。来到大同地区的也不是这五部的全部。敕勒又称铁勒,在北朝时称高车。敕勒的种类很多,不同时期其内部所属部落又有所不同。史学界认为,敕勒早期分布很广,很难认为其诸部来自同一源流。自东西突厥兴起后,敕勒诸部分别隶属于他们。突厥破灭后,这五部才能来到大同地区。《资治通鉴•唐纪八》说:“初,突厥既强,敕勒诸部分散,有薛延陀、回纥、都播、骨利干、多滥葛、同罗、仆固、拔野古、思结、浑、斛薛、结、阿跌、契苾、白霫等十五部,皆居碛北(即大漠北),风俗大抵与突厥同。”五部的拔曳古、回纥、同罗、仆固四部原分布于今蒙古土拉河以北地区。霫(xí)与奚、室韦是今东北地区土著民族。霫、奚与契丹族风俗相同,后并入契丹族。突厥灭亡后,敕勒十五部中,薛延陀最为强盛。之后,回纥最为强盛,并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回纥汗国。其他敕勒诸部跟回纥组成“回纥内九姓”和“回纥外九姓”,与回纥融为一体。今新疆维吾尔族的前身就是回纥人。唐玄宗年间,大同地区曾有回纥人在这里生活居住过。

  开元五年(717),驻扎在今朔县东北的大武军改称大同军。唐武宗会昌三年(843),“移置大同军于云州”。大同之名始以部队的名称而出现在今大同。宣宗大中十三年(859)三月,在云州设立大同军节度,“云、朔、蔚三州隶大同军”。安史之乱以后,各节度使大权在握,军政合一。大同军节度使是大同地区最高军政长官。按编制大同军有兵九千五百人,马五千五百匹。直至唐朝末年,大同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才从朔州移回云州。

  大同军由朔州移到云州是有背景的。840年,回纥大汗国被黠(xiá)戛(jiá)斯(即结骨)的十万铁骑所灭,回纥“诸部逃散”。其中的一支回纥来到了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一带,首领称乌介可汗。到会昌二年(842),“时乌介尚号十万。八月,(乌介)可汗帅众至云州城门,刺史张献节闭城自守,吐谷浑、党项皆挈(qiè)家入山避之。掠牛马数万”。云州的居民有党项与吐谷浑。吐谷浑后面专门谈到。党项,又称党项羌。从种族讲,党项与吐蕃(今藏族的前身)同源,都为西羌的分支。自贞观元年(627)始,党项诸部相继内迁。宋代,该族建立了西夏政权。乌介可汗这支回纥,于会昌“三年,大略云、朔”。不得已,河东节度使“刘沔(miǎn)以太原之师屯于云州”。这一年,大同军从朔州移到云州。最终,这支回纥被刘沔的部队所灭。余部为黠戛斯收编。

大同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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