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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城时代对中国佛教的重大贡献
2012-10-12 09:36:38     华夏经纬网

    北魏定都平城的九十七年,是中国佛教成长壮大、方兴未艾的关键时期。除了云冈石窟对于后世石窟建设、美术发展的影响之外,此间引进、形成、确立、巩固的佛学思想,以及僧官体制、僧尼制度及寺院经济模式,对后世佛教发展影响深远。 

  一、佛教为统治者服务思想的确立。汤用彤《魏晋南北朝佛教》讲:“盖释迦在世,波斯匿王信奉三宝,经卷传为美谈。其后孔雀朝之阿输迦,贵霜朝之迦腻色迦,光大教化,释子推为盛事。”可见,佛教与政治联姻由来已久。《付法藏因缘传》记迦那提婆在南天竺传教时讲:“树不伐本,枝条难倾;人主不化,道岂流布?”这种依靠国王弘扬佛法的思想,远早于释道安“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感悟,应属佛教传统。然而,佛教传入中华,汉魏以来有明确的法令限制,汉人不得为僧,朝廷不礼胡神。因此那些随商旅而至的胡沙门,只能以江湖医巫、打卦算命、祭神祈雨等方式,在民间缓慢传播;佛教只能隐没其助国兴善的大智略,依托黄老、玄学而后行。这样形同方术、潜移默化的过程,持续了三个多世纪,直到后赵石氏率先奉佛。佛图澄是促成佛教与中原政权结合的第一人,《高僧传》云“受业追游,常有数百,前后门徒,几且一万。所历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与先矣。”后赵虽系短命王朝,中土佛教信仰却从此蔚然成风。北魏法果在佛图澄死后三十余年入道,其师承何人不详,但传习的不外乎佛图澄教法。法果礼帝为佛的弘法思想,祖承佛图澄经验,契合释道安名训,明确了佛教为最高统治者服务的方针。所以,后来文成帝在复法诏书中,对如来功德予以充分肯定:“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佛教因此被纳入封建政治,成为中华王朝始终奉行的统治术之一。其帝佛合一思想,亦为后世佞佛帝王所因袭,武则天自谓弥勒下生,广树大像;明武宗自称大庆法王、西天觉道圆明自在大定慧佛,一脉相承。 

  二、僧官制度的形成与《僧制》的颁行。北魏道武帝任命法果“为道人统,绾摄僧徒”,是正史记载佛教设官之始,标志着中华佛教走出低迷,从此步入上层建筑。文成帝和平初年(460),改道人统为沙门统。大约当时由于京城僧侣既多,又设都维那,作为沙门都统之副贰。另外,在朝廷设立监福曹,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在州镇、畿郡亦设僧统、维那,管辖属地僧尼。其寺院仿效西域故事,设立维那、上座、寺主,所谓三纲。孝文帝时,受太和五年法秀谋反的影响,一方面加强僧籍管理,限制僧人游方,禁止私度僧尼;另一方面改监福曹为昭玄,备有官属,以断僧务。特别太和“十七年,诏立《僧制》四十七条。”从法律上宣告了中国僧尼制度的诞生。这是迄今我们知晓的第一部国家颁行的僧尼法典,既不同于古印度阿育王石柱敕令,也不同于释迦牟尼以来天竺僧团自行规定的戒律(传至中华有五部律)。一则表明僧尼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正式获得了国家的承认;二则表明这种承认是有条件的,必须服从国家法律。“世宗即位,永平元年秋,诏曰:缁素既殊,法律亦异。……自今以后,众僧犯杀人已上罪者,仍依俗断,余犯悉付昭玄,以内律、《僧制》治之。”可见,北魏僧尼外遵国典,内奉戒律、僧制,享有一定的独立权利。北魏平城时代确立的僧官、僧制模式,尽管今天我们尚未完全明晰,但其作为隋唐制度的渊源没有疑义。 

  三、寺院经济的诞生与独立发展。印度佛教僧侣最初的生活方式,主要是沿街乞食与信徒施舍。大约后来随佛教影响力的增长,寺院逐渐拥有了自己的依附人口和固定的经济收入。北魏太武帝平凉州,僧众被俘、迁徙于京师,生活必定经历了一段艰难困苦时期。迨文成复法,京邑、地方纷纷造寺度僧,特别是武州山等石窟寺的开凿,集中了大批的僧侣、工匠。如何解决僧人用粮、寺院用工,自然成为沙门统昙曜必须从长计议的问题。于是“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高宗并许之。于是僧祇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按:僧祇,即僧尼大众;僧祇户,乃依附于僧众的人户;僧祇粟,即供养僧众的粟米。佛图户,即寺户,是专为佛寺僧众提供杂役的奴婢,如同西域佛寺中的净人。佛图户与僧祇户、粟的出现,保障了北魏沙门佛事之需,是中国寺院经济形成与独立的标志。到在唐代,寺院、道观依然有两种贱民,一曰部曲,二曰奴婢,与北魏异名而同趣。这种新兴的寺院经济,凭仗着政治、经济上的治外法权,从此成为中国地主庄园经济的一种特殊形式,与封建社会相始终。      四、僧团政治核心的形成与传承。魏晋特别是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渐趋成熟,无论是经、律、论三藏之学,还是僧尼的政治、经济地位,都处于上升阶段。北方重禅业,南方尚讲经,弘法的方式虽有差异,但分别教派、扩张力量、追逐名利的情形却是相同的。北魏太和中,坐禅的凉州僧与讲经的徐州僧在平城相遇,可以说是南北佛教势力首次大规模的交锋。尽管我们现在对其详情不甚明了,但完全可以想见,徐州高僧的后来者居上,对凉州旧僧形成的压力,及其失落之感。学术之异,政治之争,必然导致双方的严重对立,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这场斗争,从平城开始,以凉州系与徐州系划分;迁都洛阳之后,以禅僧与讲僧区别,一直延续至隋唐不息。《洛阳伽蓝记》卷2载有一则故事:孝昌元年(525),崇真寺比丘惠凝死而复活,讲述他在阎罗王处,看到阎王判禅诵僧升天堂,讲经僧入黑门地狱。灵太后闻知后,“即请坐禅僧一百人,常在殿内供养之。……自此以后,京邑比丘悉皆禅诵,不复以讲经为意。”按:惠凝之说,盖系坐禅派僧徒编造,以攻击在政治上占有优势的讲经派僧徒。这无疑是孝文帝时代凉州僧团与徐州僧团斗争的继续。大体而言,从北魏到隋唐,虽政权屡经更迭,但统治主体始终为代北子孙和中原世族;佛教僧团虽互有消长,但上流师德依然应是凉州、徐州系统法脉。 

  五、武州山石窟寺译经与《付法藏因缘传》。十六国南北朝是佛经入华的第一高峰,长安、凉州、建康(今南京)、平城、洛阳等都城三宝兴隆,译经先后不断。《释老志》曰:“昙曜又与天竺沙门常那邪舍等,译出新经十四部。”据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等书记载,自文成帝和平三年(462)至孝文帝太和十年(486),沙门统昙曜于北台石窟寺集诸僧众翻译经论,有《净度三昧经》、《付法藏因缘传》、《提谓波利经》、《杂宝藏经》、《大方广菩萨十地经》、《方便心经》、《大吉义咒经》、《佛说称扬诸佛功德经》等。其中,以昙曜与西域三藏吉迦夜共译的《付法藏因缘传》最具影响。该传全面讲述了印度佛教的弘法历程,首次开列出释迦、迦叶、阿难、商那和修、忧波毱多、提多迦、弥遮迦、佛陀难提、佛陀蜜多、胁比丘、富那奢、马鸣、比罗、龙树、迦那提婆、罗睺罗、僧伽难提、僧伽耶舍、鸠摩罗驮、阇夜多、婆修槃陀、摩奴罗、鹤勒那、夜奢、师子等印度佛主传法世系。日本学者关野贞、常盘大定《山西云冈》(赵一德译)讲:“昙曜的付法藏精神,由隋代的灵裕完整地继承下来,灵裕开的宝山石窟,在其内壁刻有世尊寂灭后传法圣师二十四祖像,就是按《付法藏传》二十四祖刻的,灵裕以后尚有许多继承者。”我们认为,昙曜《付法因缘传》的翻译,开启了中国佛教祖师传灯思想的先河,唐代以后各佛学宗派盛行的立祖传宗方法渊源于兹。 

  六、《华严经》的开始盛行。云冈石窟的开凿,是中国佛教思想体系渐臻完备的反映。关野贞、常盘大定讲:“昙曜请求文成帝开凿石窟五所,又是为太祖以下五帝而设,毋庸置疑。这样,五窟就含有五帝的灵庙的意义。……既有昙曜的付法藏精神,也有魏王室忏悔及追孝的动机,这样的因缘凑合,产生了千古的佛教艺术。而造像的指导思想,至少与佛传以及法华、维摩、金光明、无量寿、弥勒等诸大乘经卷有关,华严的思想也是有的。”关于《华严经》在平城的传播情况,《续高僧传》卷29记载:“太和初年,代京阉官自慨刑余,不逮人族,奏乞入山修道,有敕许之。乃赍一部《华严》,昼夜读诵,礼悔不息。夏首归山,至六月末髭须尽生,复丈夫相,还状奏闻。高祖信敬由来,忽见惊讶,更增常日。于是大代之国《华严》一经,因斯转盛。并见侯君素《旌异记》。”按《华严经》,沙门支法领从于阗携归胡本,420年天竺禅师佛驮跋陀罗于建康道场寺译出。由于卷部浩大,半个多世纪传宣无闻。平城佛教中心形成后,各地僧侣无远而至,《华严》深经的研读、传讲,遂为学术攻关项目,成为热门学问。从此奠定了唐代以降华严宗与华严学兴盛的基础。 

  七、《四分律》的开讲。南北朝时期,中华僧侣奉行的是《僧祇律》。唐道宣《续高僧传》卷23论曰:“昙无德部《四分》一律,虽翻在姚秦,而创敷元魏。是由赤髭论主初乃诵传,未展谈授,寻还异域。此方学侣,竟绝维持。逮及覆、聪,方开学肆。……今则混一唐统,普行《四分》之宗。……自初开律,释师号法聪,元魏孝文北台扬绪,口以传授,时所荣之。沙门道覆,即绍聪绪,赞疏六卷,但是长科。至于义举,未闻于世。斯时释侣,道味犹淳,言行相承,随闻奉用,专务栖隐,不暇旁求。魏末齐初,慧光宅世,宗匠跋陀,师表弘理,再造文疏,广分衢术。学声学望,连布若云,峰行光德。光荣曜齐日,月每一披阐,坐列千僧,竞鼓清言,人分异辩,勒成卷帙,通号命家。……或传道于东川,或称言于南服。其中高第,无越魏都。”按:赤髭论主,指后秦姚兴时诵出《四分律》的罽宾高僧佛陀耶舍;法聪、道覆,北魏孝文帝时平城律匠;跋陀,天竺僧人,初在平城别设禅林,凿石为龛,后至洛阳,立少林寺;慧光,跋陀之徒。如此说来,《四分律》翻译于后秦长安,始兴于北魏平城,光大于北齐,普行于唐代。平城佛教在律藏方面的贡献,显而易见。 

  综上所述,北魏平城时代中华佛教中心的形成与确立,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其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不可低估。至于平城佛教与艺术对高句丽、日本国的影响,也逐渐为世人所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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