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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谈佛教从平城走向鼎盛
2012-10-12 09:37:30     华夏经纬网

(曹 杰) 

  宗教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信仰体系又有社会群组,它的兴衰无不与政治有关。北魏王朝的都城平城,不仅人口百万,市井繁华,是一座世界级的都市,街衢坊里独具特色,寺庙建筑雄伟壮观,佛帝合一的造像置身其间,佛教也从这里走向鼎,成为中国佛教的中心。那么佛教是如何从这里走向鼎盛的?本文就此做一探讨,以请教方家。 

  中国的主要宗教有儒、道、释三教。儒教是以天人合一、忠孝为核心,和政教为一体的宗教;道教是源于鬼神崇拜,发展为内修外炼神仙信仰的宗教。二者与中华文化密切相关,深深扎根于中国本土,对中华文化和人们生活产生着深刻影响。释是外来的佛教,是以慈悲济世救苦救难为宗旨,出家入法却不拜君王、不拜父母,六亲不认的宗教,与儒道二教格格不入。自东汉从印度传入中国后,尽管当时的汉明帝极其重视,极其崇拜,广大民众却难以接受,长期得不到发展。到五胡十六国时,干戈挠攘,战乱不息,民众痛苦不堪,寻求保佑,佛教似乎成了人们躲灾避难之所,因而信佛的人便越来越多。 

  鲜卑族是我国北方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没有文字,过着刻木结绳的部落生活,信奉萨满教。历经几代南迁,不断发展壮大,到公元396年,他们的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建立北魏王朝定都平城后,对中原灿烂的文化十分羡慕,对什么都很感兴趣。但因游牧民族入侵,烧杀掳掠十分残酷,民族矛盾极其尖锐,中原民众反抗此起彼伏,使道武帝感到十分头痛。时有高僧法果寻求依靠,向道武帝进言“能鸿道者,即当今如来”,并改变教义向他跪拜,说“老衲不是拜皇帝,而是拜佛。”这岂不是说佛就是皇帝,皇帝即佛。这佛帝合为一体,岂不有利于消除民族意识,有助王化,整齐民心,安定社会?太武帝对此十分赞赏,便把佛教尊为国教,封法果为道人统,朝中又设监福曹机构,令法果总摄沙门。同时便兴工动土,构建五级浮屠、须弥山殿,和耆老崛山等寺庙,又设讲堂、禅堂,和沙门座。并给寺庙划拨土地,免除税赋和僧众徭役,令其发展寺庙经济。这样一来平城就成了僧尼趋之若鹜之地,很多僧尼都会聚平城。连当时最著名的高僧慧始、师贤、昙登、昙曜、道进、僧超、法存、惠明等,也闻风而来。当地出家为僧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们四处奔走讲经传教,会聚一处译经写经,大兴佛事活动。促使崇信佛教很快形成了高潮,有力地推动佛教事业的发展。到第二代皇帝明元帝时,明确提出“佛教敷导民俗,万善同归”的口号,对僧人的重视又加一等。他除为寺庙经济创造条件,和给僧人封官外,还授给他们爵位。法果的爵位就是典型的一例,他从辅国宜成子、忠信候,一直授到安成公之号;圆寂后又授老寿将军,并令其子袭之。并鼓励王公贵戚建设家庙,不少王公贵胄便都以家有私庙为荣,不只斗富比阔争相兴建,还收养沙门,很多寺庙便蓬荜仙室,金玉满堂。因而促使佛教贵族化,权力化,发展再掀高潮。 

  第三代皇帝太武帝,开始也信佛,但他锐意武功,要统一黄河流域,北击柔然,西扫秦陇,东灭北燕,南讨刘宋。连年的征战,不只造成国库空虚,也给百姓也带来极其繁重的徭役。这样一来很多人被迫无奈,出家入寺为僧逃避役赋。因此既使国家税赋减少国库空虚,又使太武帝的兵源缺失。给他统一黄河流域的大计带来重重困难,于是他便对佛教产生了恶感。当时的佛教只在普通百姓和少数民族中流行,因其教义与儒道二教相抵触,汉族上层人士并不信佛。太武帝的宠臣司徒崔浩很有代表性,他不但是个有名的大儒,而且是道教的忠实信徒,不断地在太武帝面前诋毁佛教,宣扬道教的好处,劝太武帝崇信道教。他还请来嵩山道人冠谦之,向太武帝献道书,授符箓,称太武帝是太平真君。因此太武帝弃佛从道,在城东建大道坛和静轮宫,改元太平真君,对佛教进行打击。他先是下令民众禁养沙门,继而强令年50以下沙门还俗服役。接着陕西杏城有个叫盖吴的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民众起义,他在率领大军镇压中,发现义军中有沙门参与,心中便十分恼火。回师长安后,他又发现寺庙中藏有大量财物和武器,以及沙门与妇女婬乱行为。他感到时机已成熟,便下诏灭佛:敕令所有寺庙尽皆焚毁,沙门不分长幼悉数坑杀。一时间各地浓烟滚滚,大批僧尼身首异处。正在监国的景穆太子拓跋晃,是佛教最虔诚的信徒,宫中还养着译经的高僧。看到父皇要灭佛,他痛心疾首,一边缓发诏书,透露消息令沙门逃命,一边上疏指责父皇枉杀过滥,要求收回成命。太武帝本来就性情粗暴,对太子的违命便龙颜大怒,不只取消他的监国之职,还听信太监中常侍宗爱的谗言,先是查抄东宫,后将太子处死。可事后太武帝怀念太子,又感到十分的痛悔。宗爱看到这种现象,感到十分害怕,便先下手为强将太武帝杀死,立安南王拓跋余为帝,自称丞相控制朝政。哪知这拓跋余不愿做傀儡皇帝,对宗爱进行谋杀,却反被宗爱所杀。众大臣又杀宗爱,立太武帝的嫡孙拓跋俊为帝,是为文成帝。 

  这一灭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佛教最大的法难,大批的僧尼被杀,所有的寺庙都被毁,太武帝父子两代人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实质上这场血腥的屠杀,是一场道教与佛教之争,也是一场儒教与佛教的斗争。崔浩既是北魏的大儒也是道教信徒;冠谦之本来就是道首,他们都是这场斗争发起者和直接的参与者。虽然寺庙被焚,不少僧尼被杀,但暴力是无法消灭人们的信仰的。文成帝接位后,朝野上下便是一片复佛的呼声,逃匿在外的大批僧尼也回到了平城。特别是文成的乳母常太后,和被封为皇后的冯太后,以及冯太后姑母太武帝的左昭仪三个女人,她们都来自北燕,都崇信佛教,都在文成帝的身边,起着复佛中别人难以起的作用。使14岁的文成帝感到民愿难违,便下诏复佛。诏称“释迦如来功济大千,惠流圣境,排除诸邪,开演正觉,助王道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令京城和诸州郡县民居之所各修寺庙,又为高僧师贤等五人落发,赐袈裟,封师贤为道人统,令其在武周山造佛像一尊。可有谁能想到,像成之后颜下足上出现两枚黑石,恰与文成帝颜下足上的黑痣一模一样。是偶然巧合还是人工镶嵌,谁也说不清,普遍则认为是文成帝复佛纯诚所感,佛祖显灵,也印证了法果北魏的皇帝即佛,佛即北魏皇帝的说法。这事轰动了朝野,震动了佛界,文成帝一下成了佛祖的化身,备受人们的崇敬。每日来武周山参佛者成千上万,络绎不绝,善男信女们向着宫城方向叩拜。好多国家派使节来朝圣,有的派来画师画影图像,以求一睹真颜。 

  这样一来皇帝真的成了如来,人王成了法王,佛教的国家政治色彩就更加浓厚,寺院便成了忠君礼佛的场所。也就是说佛教可借助皇帝的圣旨发展自己,皇帝可借助佛教意象号令天下,二者互为表里,佛帝两利。不久文成帝又敕令兴建五级大寺,为太祖以下五帝铸佛像各一尊,身高一丈六尺,用铜25万斤。也将他的列祖列宗列入佛帝序列,把佛教与政治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北魏王朝特有的现象。其后便有御马啣衣故事出现,也就是史料所讲的马识善人。那是文成帝骑马出行时,他的马咬往路边一老者的衣服不放。他对此事感到十分奇怪,问明情况后,方知老者正是他要寻访的高僧昙曜。这时道人统师贤已去世,他将昙曜请进宫中,拜为沙门统总,接替师贤总摄佛务。并令其在武周山麓开窟造像,为太祖以下五帝造佛帝合一的石像各一尊,高者70尺,次60尺。历经数年而成后,佛像雄奇伟牟,气势恢宏冠于一世,石窟艺术随之而生,观者莫不震撼。这就是后世人们称之为云冈的昙曜五窟。各地被毁的寺庙也很快恢复如初,他又给寺庙设神祇户、神祇粟,和佛图户。凡向寺庙交60斛谷物的民户,可为神祇户;所交谷物称神祇粟,用于供养沙门和赈济灾民;划拨给寺庙的罪犯和官奴称佛图户,为寺庙洒扫和耕作。这样一来,不但涨大了寺庙经济,也推动了佛教事业复兴和进一步发展。这是文成帝在中国佛教历史上的突出贡献。 

  和平五年(466年)文成帝驾崩,权臣乙浑图谋篹政,滥杀大臣,朝中一片混乱。文成帝的皇后冯太后,设计诛杀乙浑,扶12岁的太子献文帝继位,自称皇太后临朝称制。这冯太后汉族,是北燕皇帝冯文通的孙女,才学过人,胸怀大略,深藏机谋,是历史上有名的改革家,早已清楚佛教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她临朝称制后,重用一批汉臣,继承夫皇遗志,便顺应民心大力弘扬佛法,受到满朝文武的拥护。她在改革朝政同时,也对佛教进行了改革。她首先改革僧制,改道武帝的僧制监福曹为昭玄寺,改沙门统为大统,下设副统一人,都维那三人,并设功曹、主簿训一人;州设州维那,郡设上座,寺设主持。从上到下对佛教实现一元化领导,令他们为朝廷管理佛教事务。接着她吸取太武灭佛教训,将佛教和道教的教义揉和一起,加入儒教的忠孝内容,使佛教与中国传统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消除儒道两教与佛教的隔阂,促使汉族上层人士信佛。同时在武周山昙矅五窟之后继续开窟造像,还为孝文帝造18米高最为高大雄伟的佛像,为自己造最华丽中心塔柱式的佛母洞(即云冈五窟和六窟)。改变观世音菩萨男性为女性,大力宣扬观音文化。观世音原为古印度转伦王之子,与阿弥陀佛和大势致同称西方三圣,随佛教传入中国后一直是男身,《华严经》称他为猛丈夫,十六国时敦煌的观音造像还有小胡子。她在开凿的武周山石窟中,不只造双窟和二佛并坐图像,以示“二乾重荫”,也使观音离开西方三圣,成为头戴化佛宝冠,身披缨络,端庄秀丽的独立女性。这一用意十分明显,既然北魏皇帝是佛的化身,她临朝称制居于皇权巅峰,自然可把自己比做救苦救难的观世音,神化自己,张扬女权,借助神的意象为国行道,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与此同时,她不惜巨资频兴土木,建设皇家寺庙永宁寺、天宫寺、建明寺、报德寺,崇光宫、皇舅寺,和祇洹精舍、鹿野苑石佛寺等,众多的寺庙。这些寺庙都十分雄伟绚丽,建明寺基架博敞,高大雄伟,号称京华壮观;天宫寺内有玉佛,榱栋楣楹,上下重结,大小皆石,雕刻精美,号称京华一绝;永宁寺内有七级方形木塔,高九十米,比应县木塔高出一半,上置镀金宝瓶和承露金盘,风动鐸声十里可闻。塔前的大雄宝殿,形如皇宫的太极殿,供奉着一丈八尺高的镀金铜像。院内的译经、藏经、禅室、僧舍等近千间,规模之大号为天下第一。虽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风雨中,却无一能与这些寺庙相比。除此之外,她还把释迦牟尼、孔子、老子摆在一起,建起高高上三教合一的昊天寺,和悬空寺,令儒释道三教和谐相处,实现以仁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的目的。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禳灾赐福,最受百姓爱戴,她不但到处兴建观音庙,还令观世音菩萨离开殿堂走进民宅,接受人间香火和礼拜。由于她的改革,经济发展,百姓安居乐业,当时大兴寺庙已成为一种风尚。除官方兴建而外,民间也在兴建。一些豪门权贵祈福还愿,纷纷建设自己的家庙。僧尼奔走化缘,善男信女布施,为寺庙建设筹集了大量资金。京都之内能工巧匠云集,丹青妙手会聚,群师名流各显其技,到处在兴工动土建设寺立庙。到太和末年,平城可谓宝塔飞天,佛龕地涌,寺庙之多达余百所,僧尼三千;国内寺庙六千之多,僧尼之众七万余人。斋会、法会、道场等各种佛事连续不断,盛况空前。每当浴佛节和观音圣诞日,人们都要从寺庙把金像抬出来,在街上游行,史称出像。有资料描绘:出像之日,千骑开道,万乘护拥;金花映日,宝盖浮云;幡幢若林,香烟似雾。丝竹杂技雷动,梵乐法音四合;僧人跳金刚舞,善男信女叩拜。太皇太后和皇上骑马散花,万人空巷一睹真颜。由此可见其隆重之盛。这一桩桩一件件弘扬佛法的举措,经久不衰,在平城一直延续了97年。太和17年孝文帝迁都洛阳,也把众多的寺庙建设带到洛阳,把开窟造像从武周山带到了龙门,使佛教在中国不断的发展壮大。《洛阳伽蓝记》对此有具体的记载。 

  这佛帝合一是北魏王朝的一大创造,又落实在北魏的京都平城,从武周山石佛寺,到当时的五级大寺、建明寺、永宁寺等各个寺庙,都无不都体现着这一主题。佛帝合一,促使北魏的寺庙建设蓬勃兴起,把佛教推的发展向了鼎盛,也使平城成为中国的佛教中心,和参佛、祈愿、持戒、译经、礼佛的都市。佛帝合一,使各族人民一心向善,也改变了马背民族强悍杀伐的铁血性格,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与各族人民和谐相处,奏响了民族融合交响曲,为北魏的稳定和社会发展创造了条件。佛帝合一,使北魏几代皇帝好佛,也造就了一代英后冯太后,均田减赋,改革朝政,维新文教,使北魏由乱到治,由弱到强,经济文化政治创造了太和年间最辉煌的时期,为隋唐盛世奠定了基础。如今历经沧桑,除云冈之外,那些寺庙早已不复存在,佛事活动也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但它牵动着中国历史的脉搏,引领过中华佛教历史的风騒,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遗存。这是一种软实力,是当前城市竞争的重要内容,是历史留给我们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学习科学发展观,深入挖掘张显这一内容,建设现代古代文化交映城市,打造皇都气象,对大同来说,岂不利在当代,惠及长远,意义十分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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