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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马金戈
2012-10-11 09:36:57     华夏经纬网

    大同地处山西省北部,介于内外长城之间,为京包、同蒲铁路之交汇点,扼晋、冀、内蒙古之咽喉要道,历史上一直为军事重镇。《读史方舆纪要》曰:“府东连上谷(古易州之地,治所在今易县,其辖境相当于河北西部地区的宣化至保定一带),南达并恒,西界黄河,北控沙漠,居边隅之要害,为京师之藩屏”,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地形险要,进可攻,退可守。 

  历史上,大同通往外界的主要通道有三条:即东南的飞狐道,西南的杀虎口(古称参合陉、参合口),南面的勾注陉(即今雁门关)。自春秋战国以来,在勾注、雁门一带较大的出塞、入塞扼守交战达27次,无论是进攻长安,还是燕京、汴梁,进犯之敌常自云中入雁门,出马邑,逾勾注。大同自古为兵家用兵之地,历代战争频仍,在成千上百次战争中,仅选古代主要战争16次,集成此册。

  汉高祖白登被围

  匈奴是我国北方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早在夏代,就已存在,当时称为荤粥,周称猃狁,秦为匈奴。秦汉之际,匈奴头领冒顿杀死其父头曼,自立为单于,并且东击东胡,西攻月氏,南并楼烦、白羊,统一了匈奴各部,逐步强盛起来。汉初,由于长期疲于兵事,无暇北顾,冒顿单于凭借自己兵强马壮,乘机夺取了长城以北的大片土地,直接威胁到汉王朝在中国北部的统治。白登之战就是匈奴与汉王朝的一次激烈的军事较量,战争就发生在大同(当时称平城)城东的白登山(即今马铺山)。

  汉初,为了防御匈奴南进,汉高祖刘邦曾派韩王信坐镇晋阳,守卫太原以北之地。后来,韩王信以“国被边,匈奴数入,晋阳去塞远”(《史记•韩信卢绾列传》)为由,上书刘邦,把韩国都城从晋阳迁到马邑。汉高祖六年(前201)秋天,匈奴大举进攻,兵临马邑城下,把韩王信围困在马邑城。韩王信是战国时韩国的旧贵族,曾响应刘邦起义,攻打韩地立有战功,被刘邦封为韩王。但刘邦对他很不放心,所以,把他调到远离都城的地方。韩王信也知道刘邦对他有疑心,所以,当匈奴兵临城下后,他一直不愿与匈奴交战,几次派使臣与匈奴谈判求和,以便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汉朝援兵赶到马邑城后,见韩王信不出兵交战,并不断派人与匈奴频繁往来,怀疑韩王信可能要叛变。刘邦得知这一消息后,写信责备韩王信,韩深知处境危险,怕被问罪杀头,于是献出马邑城,投降了匈奴。接着,韩王信与冒顿联合起来,挥师南下,进入雁门关,攻占晋阳。当时韩王信以王喜、曼丘臣、王黄为将,有数万兵力;匈奴冒顿单于以左右贤王为将,有几十万骑兵。

  汉高祖七年(前200)冬天,刘邦亲率30万大军,出征匈奴,同时镇压韩王信叛乱。在铜(今沁县一带)与韩王信展开激战,大获全胜,直追至晋阳。韩王信逃奔匈奴,部将王喜被汉军杀死。之后曼丘臣、王黄等收集残兵败将重整旗鼓,再次与匈奴合谋攻汉。冒顿派左、右贤王各带兵一万多骑与王黄等屯兵广武至晋阳一线,企图阻挡汉军北进。汉军乘胜追击,在晋阳打败韩王信与匈奴的联军,收复晋阳、离石等六城,直追至楼烦地区。汉军由于节节胜利,产生了麻痹轻敌的思想。刘邦决胜心切,紧追匈奴北上。冒顿驻兵代谷,故意把精兵隐蔽起来,而把老弱残兵摆在阵前,以示溃败的样子,引诱汉军中其埋伏。

  为摸清虚实,汉军刺探几次往返阵前,看到的都是老弱残兵,便信以为真。刘邦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也没有识破匈奴的计谋,盲目带领大军北上。汉军刚刚过了勾注(今雁门山),正碰上从匈奴出使回来的刘敬(娄敬)。刘敬对匈奴的布阵心存疑虑,提醒刘邦不要贸然进兵。他说,“两国打仗,都要炫耀自己的武力,今只见羸瘠老弱,必然有埋伏,我以为匈奴不可击也”。此时刘邦求胜心切,根本听不进刘敬的劝告,反而将其痛骂一顿,囚禁在广武。接着,刘邦带领骑兵快速前进,也不等步兵赶上,到达白登山时,冒顿单于突然以四十万骑兵将其围住,截住汉军步兵,汉军失去联系,不能相救。刘邦发现被包围后,才知道上当中计,撤退来不及了,只好率兵突围。匈奴骑兵从四面进行围攻,西面全是白色马队,东面是一色青龙马,北面是一色的乌骊马,南面一片赤黄马,阵势威严,于是恶战开始,战斗一直持续七天七夜,也没有突围出去。当时,正值隆冬季节,气候寒冷,又遇大雪,汉军士兵冻掉手指者就有十之二三。有首歌谣说:“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弩”(《汉书•匈奴列传》),可见这次战争多么艰苦!最后刘邦采用陈平密计,重贿阏氏(单于之妻),才得以解围。究竟是何密计有人说,陈平让画家画了一张美女像,派人送于阏氏,并说,汉王要把这个美女献给冒顿,以作为解围的条件。阏氏害怕冒顿得到美女后自己失宠,就对单于说:“两主不能相困,我听说汉王亦有神灵保护,长期围困,久战不决,终不是办法。即使我们占领了这个地方,也非我久留之地,不如及早撤围。”单于听从阏氏的劝说,首先撤围。其实,解围的主要原因,应从这次战争性质来分析,汉对匈奴之战是防御性的正义战争,所以,尽管汉军处于劣势,但士气振作,斗志旺盛,而且匈奴习惯于快速作战,原打算一次伏击就结束战斗,结果,相持不决,消耗了不少实力,使匈奴士气低落。另外,冒顿与韩王信部将王黄、赵利约定,共同在白登合击汉军,见他们迟迟未到,加上汉军的援军即将到达,害怕腹背受敌,准备撤军,正好当时天气起了大雾,没法交战,冒顿主动让开包围圈的一角,刘邦乘着大雾,率军撤出重围,顺利进入平城。冒顿也带领大军撤退而走。 

  刘邦率师返回到广武后,又想到了刘敬,后悔没听刘敬的劝告,酿成大错,于是,赦免了刘敬,并封他为关内侯,号为建信侯。为防御匈奴,刘邦命周勃、樊哙率兵20万驻守代地,并采用刘敬的和亲政策,将公主嫁于单于为妻,与匈奴结为秦晋之好,和平共处,休养生息,以后一直到汉景帝,匈奴对汉朝虽有小的骚扰,但相互之间没有发生大的战争,使汉朝出现了“文景之治”的安定局面。

  汉武帝北伐匈奴

  汉武帝刘彻在位五十余年(前140~前87),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汉武帝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使得国家经济繁荣、府库充溢,军事力量逐渐雄厚。于是,汉武帝一改过去的和亲退让政策,对匈奴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征讨,最先开始的就是马邑伏击战。

  汉初以来,匈奴头领冒顿单于以其“控弦之士”三十余万,东败东胡,北服丁零,西逐大月氏,使“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匈奴的统治区域东起朝鲜边界,横跨蒙古高原,向西与氐羌相接,向南延伸到河套以至于今晋北、陕北一带。冒顿把这一广大地区分为中、左、右三部,左部居东方,由左屠耆王(左贤王)统领,右部居西方,由右屠耆王(右贤王)统领,中部由冒顿自辖,与汉的代郡、云中郡相对,是汉朝北部边境的最大威胁。

  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大行王恢向武帝献策,决定对匈奴作战。为了诱使匈奴出兵,汉朝设了一个计谋,派马邑富翁聂壹带着禁私货物,以做买卖为名,跑到匈奴那里,诈称投降匈奴。然后,哄骗匈奴的军臣单于说:“吾能斩马邑令丞,以城降,财物可尽得。”(《史记•匈奴列传》)单于贪财,轻易相信了聂壹的话,并约定,杀死马邑令丞后,把头挂在城门上,作为攻城的信号。聂壹回到马邑后,汉朝马上进行军事部署,派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带领三十万大军,埋伏在马邑城周围的山谷中,准备伏击匈奴。又按聂壹约定的信号,把一名死囚的脑袋砍下,挂在城门上,假称是马邑令丞的脑袋。接着,聂壹告诉单于使者,大计已成。单于信以为真,立即率领十万骑兵长驱南下,一路上也没有遇到汉兵阻挡,进入武州塞(今左云县东)后,在距离马邑城不到百余里的地方,单于见马匹遍野,而没有放牧人,引起猜疑,于是,不敢贸然前进。单于见附近不远处有一烽火台,为了探听情报,便命军士围攻,这时,正巧有一雁门尉史经过这里,他见匈奴军队来了,便躲藏到烽火台,结果被抓住,一经威胁,就把汉朝的计谋如实告诉单于。单于如梦初醒,大吃一惊说:我本来有所怀疑,现又获得汉朝尉史,这真是天助我也。于是封尉史为天王,然后带领大队人马原路撤回。因为这次伏击战没有成功,汉兵无所获,所以,史称“马邑之谋”。

  按原来的计划,马邑伏击战打响后,王恢率兵三万袭击匈奴的辎重。单于带兵撤退后,王恢见匈奴人马毫无损失,觉得三万军队与匈奴十万精兵交战,恐难取胜,于是,没有去追击匈奴。汉武帝非常气愤,本来马邑伏击之谋是王恢首先提出来的,又不带兵追击,兴师动众落了一场空,就将王恢治罪。从此以后,匈奴屡次大规模进犯边境。汉军也发动反击和进攻,双方战幕拉开。

  元光六年(前129)秋,匈奴进入上谷郡,汉武帝派四员大将各领兵一万出击匈奴:卫青出兵上谷郡,李广出兵雁门郡,公孙敖出兵代郡,公孙贺出兵云中郡。这次战争,除卫青杀伤匈奴七百余人外,其余几路都被匈奴打败,公孙敖损失士兵七千余人,李广战败被俘,后又夺马逃回。汉武帝将李广、公孙敖贬为庶人。

  元朔元年(前128)秋,匈奴二万余骑进入辽西、渔阳、雁门郡。汉朝派卫青率领三万骑兵出雁门郡,李息出代郡,抗击匈奴,杀敌数千人。元朔二年(前127),卫青再次率兵出云中,北抵高阙,西至陇西,大败匈奴楼烦王、白羊王于河南(今内蒙古河套一带),斩首数千,获牛羊百万余。收复河套一带,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直接威胁,汉在那里设置了朔方郡,并重新修筑了秦时蒙恬所筑边塞,这就是历史上的“河南之战”。

  汉得朔方后,匈奴连年入侵上谷、代郡、雁门、定襄、云中、上郡,想夺回河南之地。元朔五年(前124)汉派卫青为大将军,率领六员大将、十万余人出塞六七百里,匈奴右贤王以为汉兵不会到达,夜饮醉酒,汉兵夜围右贤王,右贤王大惊失色,脱身逃走,卫青乘胜追击,俘获右贤王部一万五千余众。第二年,卫青又带领六将军出定襄郡数百里北击匈奴,斩获三千余众。之后,继续远征,迫使匈奴退到漠北,巩固了河南之地。

  元狩二年(前121),汉武帝连续发动了河西、漠北之战。

  元狩四年(前119),汉武帝命大将军卫青出兵定襄郡,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兵代郡,向漠北穷追匈奴。卫青在漠北击败单于,单于率残部向西北溃逃。霍去病出塞二千余里,歼灭匈奴左贤王的主力。此后匈奴势力衰落,向西北远徙,汉得河西四郡地。河西水肥草美,匈奴失河西,经济受到很大损失。所以匈奴人唱道:“失我祁连山,使我六部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史记•匈奴列传》注引《西河旧事》)。元封元年(前110)农历十月,汉武帝带领十二部将,十八万步骑兵,亲征匈奴,从雁门出塞,北登单于台(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迫使匈奴归顺了汉朝。从此,北方边地逐渐安定。汉武帝也因穷兵黩武,连年战争,国势渐衰,以后,便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直到汉元帝时,汉女王昭君远嫁呼韩邪单于,恢复和亲,结束了百余年汉与匈奴之间的战争局面。 

  慕容宝兵败参合陂

  东晋时期,我国北方各少数民族逐步强盛起来。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先后在黄河两岸和北部中国建立起十六个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公元384年,慕容垂恢复燕国,自称燕王,建都中山(今河北定县),史称后燕。拓跋珪定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为了称霸北方,两国争战不已,魏燕参合陂之战,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发生的。

  北魏和后燕都是鲜卑族建立的方国,拓跋氏和慕容氏世为姻亲,慕容垂还是拓跋珪的舅舅,曾帮助拓跋珪打败匈奴独孤部,贺兰部,使拓跋珪获得马匹三十余万,牛羊四百余万。后来,拓跋珪让其弟拓跋觚去拜谢其舅舅慕容垂,慕的几个儿子留住拓跋觚不让走,要求送给后燕几匹良马。拓跋珪见后燕如此无礼,不但没送给良马,而且与后燕断绝了关系。慕容垂进攻西燕时,拓跋珪出兵帮过西燕,更引起了两国的仇恨。

  后燕建兴十年(395)五月,慕容垂派太子慕容宝率兵八万,又命范阳王慕容德、陈留王慕容绍率兵一万八千为后备,向北魏大举进攻。出征前,散骑常侍高湖曾劝告慕容垂说:魏与燕世代结为姻亲,这次因为没有得到良马,就软禁了拓跋觚,是燕国的不对,为什么还要攻打人家?这样师出无名,是不会取胜的。高湖又分析了这次出师不利的因素,燕军长途远涉,疲劳应战,太子慕容宝狂妄自大,不是拓跋珪的对手。慕容垂刚愎自用,不但不听,还罢免了高湖的官职。

  与此同时,北魏拓跋珪在燕军到来之前,召集群臣商议对策。长史张衮分析说:燕军过去打了许多胜仗,这次大军出征,气焰嚣张,应该避其锋芒,出其不意,方能取胜。拓跋珪按照张衮的计策,让各部落携带牲畜、财产,全部西渡黄河,故意摆出退败的样子,以逸待劳。

  燕军长驱直入,一路上也没有遇到魏军的抵抗,一直进军到五原,兵临黄河,并准备造船渡河,与魏军交战。这时,魏军早已严阵以待,在黄河两岸屯兵十五万,并派使者向后秦求援。九月,燕军造好船只,准备渡河,先派十几艘战船和三百多名士兵渡河,结果,船未到岸,正好遇上大风,后燕十几艘战船漂没,三百多名士兵当了魏军的俘虏。燕军渡河失败后,在黄河东岸一直停留了四个月,也找不到作战的机会。农历十月底,天气逐渐变冷,燕军兵疲马困,士气涣散。通往中山的道路也被魏军切断,慕容宝已有数月不知父王的消息。燕军出发前,慕容垂已患病不起,拓跋珪乘机制造假象,故意放出慕容垂已死的消息,然后,把燕军俘虏全部释放。这些俘虏回到燕军后,慕容垂死亡的消息一下子传开了,慕容宝长时间远离国土,不知真情,军心惶惶不安。慕容嵩等人也以为慕容垂真的死了,乘机夺权,不料事情败露,被慕容宝处死。燕军内部互相倾轧,无心恋战。农历十月二十五日慕容宝连夜烧毁船只,往回撤军。撤退时,有人曾向他建议:撤兵要快,如等大河封冻,就会给魏军造成有利条件。慕容宝妄自尊大,不以为然,整天纵骑游猎,毫无防备。

  农历十一月初,突然狂风四起,气温下降,大河冻结,拓跋珪立即选精兵二万,渡过黄河,日夜兼程,进军神速。十一月初九晚,燕军到达参合陂(大同东北即今阳高至天镇的小磨口、白羊口一带,南洋河谷地)东,在蟠羊山背水安营。魏轻骑已抵参合陂西,拓拔珪命士兵束马口,衔枚疾走,登上蟠羊山偷袭燕军。翌日清晨,燕军一觉醒来,才发现山头上全是魏军,军士大乱。魏军凭借有利地形,居高临下,从山上纵兵冲杀,势不可挡。燕军仓促应战,全军溃散。魏军堵住燕军的退路,使燕军拥挤到冻结的河道上,人马相踏,压死溺死者万余人。慕容宝与慕容德只带领千余人突围而逃,慕容绍死于乱军之中,鲁阳王等被俘虏的文武将吏有数千人,魏军获得兵甲、粮食、物资数以万计。战争结束后,拓跋珪从被俘的文武大臣中,挑选有才干的留下,其余几千俘虏全部活埋。

  参合陂之战后,慕容垂不甘心失败,翌年三月,燕军卷土重来,慕容垂亲率大军从北、中、西三路向云中挺进。当时镇守平城的陈留王拓跋虔,恃勇轻敌,城内虽有守军三万,却毫不设防,燕军突然袭击,魏军大败,拓跋虔战死,平城失守。慕容垂乘胜北进,路经参合陂时,头一年燕军战败的惨景历历在目,气恨交加,吐血归平城,逗留十日,病情加重,病死在归途中,平城又被魏军夺回。第二年,拓跋珪占领中山,灭后燕,统一了北方,结束了北方长期纷争的局面。

  李靖奇袭定襄城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地方势力割据一方,东突厥乘机向内地发展。为了争夺天下,刘武周、梁师都、李渊等都曾利用过东突厥。李渊起兵太原时,曾派大将刘文静联络始毕可汗,始毕可汗献给李渊一千多匹好马、两千多名骑兵,协助李渊作战。唐王朝建立后,东突厥自恃有功,骄恣蛮横,索取无度。李渊因中原未定,无暇对付突厥,只好采取退让的态度,每年送给突厥大量的钱财。颉利可汗上台后,兵力强盛,以为唐朝软弱可欺,不断进行骚扰掠夺。

  当时,定襄城(今大同市西北15公里)是东突厥的大本营。隋朝灭亡后,突厥把隋炀帝之妻萧后及齐王杨暕之子杨政道收留于此,并立杨政道为隋王,以招降纳叛,凡跑到突厥的中原人,都由杨政道统管。颉利可汗也在定襄城一带驻有重兵,多次对唐朝进行骚扰。

  贞观初,突厥连年遭灾,六畜多死,统治集团内部互相叛离,李世民听从大臣建议,决定北伐突厥。贞观三年(629)由兵部尚书李靖、总督李世勣率兵十余万从山西、陕西、甘肃分道进击。其时,定襄城由颉利可汗驻兵把守,防守严密。为了攻取定襄城,李靖没有进行大兵围攻,而是采取了突然袭击的战术。第二年正月,李靖率领精锐骑兵三千,从马邑北进,首先出其不意占领了定襄城西边的重要战略据点——恶阳岭。突厥颉利可汗没有想到唐军会如此神速到来。大为惊恐地说:“兵不倾国来,靖敢提孤军至此?”(《旧唐书•突厥传》)李靖利用突厥的恐慌心理,暗中派人进入定襄城活动,说服颉利可汗手下的头领康苏密,带领萧后及杨政道一起归顺了唐朝,从而削弱了定襄城的力量,并一举攻破了定襄城。颉利可汗逃走,退保铁山(今河北固原县北)。与此同时,李世勣率领另一路唐军出兵云中,与东突厥战于白道(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在唐军大兵压境、节节胜利的形势下,颉利可汗派使臣来唐朝谢罪,请求和好。唐太宗令李靖前往招降。李靖在白道与李世勣会师。两人商议说:颉利表面请降,实为缓兵之计,等草青马壮,退到漠北再发展势力,道远路阻,难于追及,终将养虎为患。于是乘唐俭前去安抚之时,选精骑一万前去袭击,李世勣率军随后增援,李靖带兵连夜乘雾而进,直达颉利可汗大营,颉利可汗狼狈逃走,突厥军溃败,被杀死者上万人,10万余人做了俘虏。颉利可汗率领残兵想逃往大漠,李世勣占据碛口,堵住退路,又俘5万多人,唐将张宝相于三月十五日将颉利可汗抓获,东突厥从此灭亡,恒安、定襄及漠南之地尽归唐朝。

  定襄之战,给东突厥以沉重打击,李靖也因这次战功显赫被封为代国公。唐太宗李世民说:“李陵以步兵五千攻打匈奴,兵败投降,还被史书称颂。李靖以三千骑兵攻取定襄城,这是亘古未有的事,足可以洗刷我在渭水之战的耻辱。”可见这次战争的重要性及其深远影响。

  薛仁贵云中解围

  唐初最强大的敌人是北方边境上的突厥。贞观年间,东突厥一度被逐出漠北,到唐高宗时,势力又逐步恢复,阿史那骨咄禄经常派兵在唐朝边疆大肆骚扰。龙朔元年(661),唐高宗命薛仁贵领兵出征,突厥选出骁勇将士数十人前来挑战,薛仁贵连发三箭,射死三人,其余突厥立刻下马请降,从此薛仁贵名振突厥。当时在唐军流传着“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的歌谣。

  永淳元年(682),突厥阿史那骨咄禄、阿德元珍等招集士卒五千多人,据黑沙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一带)自立为可汗。元珍熟悉汉族风俗,为骨咄禄出谋划策,骨咄禄命元珍统率兵马大举入侵,一路分兵攻岢岚,入侵并州,另一路从右玉侵入,直抵云州。当时,薛仁贵被贬象州后,得到赦令放回。唐高宗思念仁贵过去的功劳,召见他说,“昔日在万年宫时,山洪暴发,如果没有你,我早就喂了鱼。在歼灭九姓胡、征服高丽战斗中,你多次立下战功。只是有人说你在乌海城下放纵敌虏,不主动出击,造成失利,这是我处罚你的原因。现在辽西不安定,瓜州、沙州连交通也断了,你能袖手旁观不为我征战吗?”于是拜薛仁贵为瓜州长史、右领军卫将军、检校代州都督,率兵去云州解围。

  两军在云州交手后,突厥打问增援唐将是谁,唐军说是薛仁贵。元珍说:“我听说薛仁贵流放象州早已死了,还来骗我。”仁贵听后,取下头盔,出现在阵前,突厥将士慑于仁贵“三箭定天山”的威名,一见白袍将军,一齐下马跪拜,然后弃甲逃跑。仁贵趁突厥军溃逃混乱之际,率兵出击,在大同城北卧虎湾一带截杀突厥军一万多人,俘虏二万多人,缴获骆驼、马、牛、羊三万余头,全军凯旋。

  云州之战薛仁贵已69岁高龄,第二年病卒,享年70岁。千百年来小说、戏曲都在演述他东征的故事,被当地人民传为佳话。

  李克用用兵大同

  李克用,原姓朱邪,沙陀族人,因受吐蕃族侵袭,从陇右(今甘肃)东迁到灵州(今宁夏灵武),祖父朱邪执宜担任过阴山府都督,后提升为代州行营招抚使,定居在应县一带。父朱邪赤心,担任过朔州刺史,唐朝咸通年间(860~874),因镇压庞勋有功,被唐朝提升为金吾上将军,赐姓李,名国昌,其部落有一万多骑,骁勇善战,人称沙陀军。其子李克用“尤善骑射,能仰中双凫”(《新五代史•唐庄宗纪》),因为他瞎了一只眼,绰号叫“独眼龙”。后来,唐朝任命他为云中防边督将,驻兵蔚州。

  唐僖宗乾符五年(878),由于朝政腐败,各地农民揭竿而起。当时,代北发生饥荒,云州(今大同)防御使段文楚乘机削减军粮、军衣,引起士兵的不满。段文楚的部下军校康君立、薛铁山、程怀信、王行审、李存璋等在一起密谋举事,共推李国昌父子为首领。李克用早有野心,见时机成熟,立即从蔚州起兵,哗变的军队有一万余人,赶到云州城外后,驻兵斗鸡台(在新荣得胜口)。城内军民闻讯后杀死段文楚,迎接李克用入城。之后,众人罗列了段文楚的许多罪状,上奏皇帝,要求李克用担任大同军防御使留后。唐朝哪能容忍这种叛逆行径,于是征集各路兵马讨伐李克用。结果,唐军连吃败仗,李克用的兵势逐渐强盛。此后,大同便落入沙陀人李国昌父子手中,成为沙陀人与吐谷浑族赫连铎争夺的中心。

  当时,黄巢领导的农民军声势浩大,震撼了唐朝的统治,为了集中力量对付起义军,唐朝迫于形势,改变了对李克用的态度,任命其为大同军节度使。李克用父子抓紧时间,利用唐朝忙于镇压农民起义的时机,不断扩充势力,巩固地盘。是年冬季,李国昌出兵进攻党项族。这时,吐谷浑族赫连铎也想争夺地盘,乘李国昌出兵之机,攻占了李国昌的老营振武,沙陀族全被吐谷浑族俘虏。李克用见事态危急,急忙到定边军(今陕西省西北部)迎接李国昌回云州。云州守将见李克用父子势孤力单,也关闭城门,不让进城。李克用带领少数人马转战蔚州、朔州等地,得到三千多人马,屯兵新城(黄花梁一带),李国昌退保蔚州。赫连铎又率兵把新城围住,昼夜攻打,形势相当危急。正在这时,李国昌从蔚州带领援兵赶到,于是内外夹击,赫连铎腹背受敌,只得撤兵。这一仗,使李克用的军队又振作起来。唐朝见赫连铎势力强大,又任赫连铎为大同军节度使,另派李钧为代北招讨使,想消灭李克用的势力。结果,赫连铎和唐军又吃了几次败仗,李克用不但没被消灭,反而地盘越来越大,北据蔚州、朔州,南面发展到忻、代、岚、石,直到太谷。

  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唐朝任命李琢为招讨使,联合幽州的李可举、云州的赫连铎再次出兵,大举进攻沙陀族。双方力量悬殊,李克用父子兵败蔚州,投奔鞑靼族。 

  僖宗中和二年(882)农历八月,黄巢领导的农民军攻陷了京城长安,为全力镇压农民军,唐朝又二次起用李克用父子,任李克用为雁门节度使。八月,李克用率领沙陀族人马从鞑靼族回到代州,十月,率沙陀军和鞑靼军共三万五千多骑兵南下,向长安进军。由于李克用镇压农民军功劳最大,被唐朝提升为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的势力又强盛起来。为了恢复地盘,唐昭宗大顺二年(891)农历三月,李克用又挥师北上,进攻云州,占领了东城(今怀仁西安堡),赫连铎向幽州求援,幽州统帅李匡威带兵三万前来援助,在云州城下与李克用的军队展开厮杀,结果幽州军大败而逃,云州城被李克用再次占领。

  唐昭宗景福元年(892),赫连铎为了夺回云州城,联合幽州李匡威,带领八万军队,在云州城下摆开战场,云州城北,幽州的营盘有数十里长,大兵压境,而当时云州守将石善友和李克用不在云州城,情况危急万分。为了迷惑敌方,李用克带兵从神堆(大同城北孤山)乘夜晚进入云州城。天刚亮,李克用率领骑兵袭击幽州兵马,李匡威的军队远道行军,人困马乏,毫无准备,一时间被杀得狼狈不堪,被斩获数万人。李匡威烧营逃走,赫连铎兵败被杀。此后,李克用军威大振,一举攻下幽州,势力扩展到河北,成为称霸北方的沙陀族王朝,为建立后唐天下奠定了基础。

  吴峦拒城抗辽兵

  大同,五代时称为云州,为后唐领地。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拜石敬瑭为河东节度使,总领云州、彰国(今应县一带)、振武(今朔县一带)、威塞(今张家口、宣化一带)等兵马,以抗击辽的入侵。

  清泰三年(936),后唐末帝李从珂疑石敬瑭拥兵自重,日后必反,便下令调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治所在山东郓州),引起石敬瑭的不满,在晋阳举兵叛乱,自称皇帝。当时,他的军事力量还不足以与朝廷抗衡,便乞求契丹的支持,上书辽主耶律德光,称比他小十岁的耶律德光为父,且甘愿为臣,主动答应割让燕云十六州(包括今河北、山西北部及内蒙古一带)给契丹。早已对燕云十六州垂涎三尺的辽主耶律德光大喜过望,于是年夏天亲率五万骑兵,号称三十万,出兵晋阳,为石敬瑭解围,并于十一月在晋阳册封石为“大晋皇帝”,改年号为天福。石敬瑭感激涕零,履行诺言,正式拜耶律德光为父,自己做儿皇帝。除将燕云十六州奉献给契丹外,还答应给契丹岁币三十万。

  十一月底,耶律德光派人接收燕云十六州,唯云州受阻。原来,契丹主北归过云州,大同节度使沙彦珣出城迎见,被契丹扣留,不让回城。云州军民不愿为异族统治,推节度判官吴峦主持州事。吴峦大义凛然地说:“岂有礼义之人而臣于异姓乎!”众群起响应,于是,吴峦下令闭门拒守,不受割地之命。耶律德光大怒,命其大将崔廷勋率兵将云州围了个水泄不通,吴峦动员城内军民整修兵械,日夜守城。契丹军多次组织攻城,死伤惨重。由于城中粮草充足,水源颇多,防御甚严,契丹军急切之下不能破城,耶律德光又气又恨,无可奈何。石敬瑭慌了手脚,致书于契丹主,请求将围困云州的兵马撤去,云州之事由他周旋。于是,契丹军队撤围而退,石敬瑭亲自到云州城下,令吴峦开城。吴峦不愿降辽,但对石敬瑭怀有幻想,又碍于面子,只好出城受降。云州被围半年之久,终落入契丹之手。但吴峦主云州事不肯屈从异族的大节,常为后人所称道,而石敬瑭割地称臣、甘当儿皇帝之所为千余年来一直为人们所不齿。

  云州落入契丹后,使中原汉族在北方防御上失去屏藩,改变了中国古代长期以来南北政权的对抗之势,大同被少数民族统治长达四百多年。

  天祚帝兵败走西京

  公元12世纪初,女真族兴起于东北松花江和图们江流域。女真完颜乌古依靠辽的势力,平定大部分女真部落,受辽封,为女真节度使,置官属,定制度,造兵器。公元1113年,其孙完颜阿骨打袭位,开始叛辽。1115年称帝建元,同号为金。辽统治后期,天祚帝延喜,好事打猎,不理朝政,宰相萧奉先等人争权夺利,导致朝纲日坠,人心崩离。金人自起兵之后,便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连下辽的中、上两京,辽保大二年(1122)三月,辽金的最后一次决战是在大同地区展开的。

  大同为辽之西京。辽天庆六年(1116)五月,金兵攻克辽之东京(今辽宁辽阳东北),天庆十年(1120)五月,攻占辽之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保大二年(1122)正月,又破辽之中京(内蒙古宁城西)。金兵步步紧追,天祚帝急从南京(今北京)逃出居庸关,只率五千余人向西京之地仓皇败退。耶律伊都(辽将,后降金)的先锋军穷追不舍,天祚帝慌乱之中抢渡桑干河时,竟将玉玺失落在河水之中。

  天祚帝移住西京后,闻金将完颜杲领兵从青岭(河北独石口西南)、宗翰出瓢岭(青岭北),两路出兵邀击,已知西京之地不可守,急趋兵于白水泺(天镇西),不料宗翰所部先驱希尹率精兵急追,一夜就到达白水泺,辽帝只率轻骑百余人逃到漠北(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带),又得知金兵将至,急得坐无宁日,便接受萧奉先的建议,逃往夹山(今内蒙古萨拉齐西北)。至此辽的全局失去了总控制,故而迅速土崩瓦解,亡在旦夕。只余西京一席之地,因系辽代萧氏皇后的祖居之地,宗支藩属的势力很大,因此各州县仍在支撑着全辽的危局。

  四月,金将宗望率大军进攻西京,辽西京留守萧察剌见大势已去,只好开城降金。金兵入城后大肆烧杀抢掠而去,只留下部将留斡的一支偏军住西京城,以监视辽的降军行动。辽军乘西京留守空虚之际,遂杀死留斡等复叛。原在夹山围攻天祚帝的金军都统完颜杲得知西京复叛的消息后,迅速率军赶到西京城下。辽兵三万余众,列营于西京城西,准备与金军展开决战。辽彰国军节度使耿守忠,从应州率辽军七千人来增援,被金兵截至西京城东四十里处大战了一场。金将蒲察乌烈先攻耿守忠一阵,辽军被斩首千余级。接着宗翰、宗幹、宗雄等大军相继赶到,宗翰亲率麾下数千人,冲入耿守忠的中军,其余金军又从两翼用强弩射杀,辽军几被全歼,耿守忠不得已而降金。此战,金将宗翰的弟弟扎保迪亦殁于阵中。

  金军大将阇母和娄室等战于城东,以木为洞,形成壁垒,以躲避辽军的矢石。金军又造四轮草车,高出城墙,阇母率麾下乘车先登,与守城辽军展开激烈拼杀,辽军奋力抵抗,坚守城中。金将幹鲁在城西攻城不利,原来西京城西有一座高耸入云的佛塔,辽军高居塔上,向下射击,金兵为之死伤惨重。金将幹鲁先以主力强攻高塔上的辽军,命兵士用门板顶在头上,强行攻至塔底,辽军优势减弱,后经过几次血战,终于把守塔的辽军全歼,金兵复以精锐之卒登塔而上,反射守城的辽军,终将西京城攻克。

  西京城的攻守战,是从辽军初降复叛拉开的战幕,一直坚守到同年的十二月底。破城之后,金人怒其反复,进行了残酷的屠杀:“驱士壮至榆坡尽杀之,中有喉丝不断者,枕藉积尸中复生,呼姓名皆应……”(元好问《续夷坚志》)其屠城的惨状可见一斑了。

  西京虽然已被金军攻破,但畿内之地的朔、应二州仍坚持了三年之久的抗金斗争,迨至辽保大五年(1125)十二月,才被金兵收复。是年,天祚帝在应州新城东六十里处被辽军擒获,从此辽亡。

  元太祖兵临大同城

  元太祖五年(1210)春,蒙古部可汗铁木真统兵南下,直趋兴和县西北二百里处的乌沙堡,揭开了蒙古(元)与金战争的序幕。金主闻知,速派人请和,遭到拒绝。于是命西京留守胡沙虎行枢密院事,专主西京方面的兵权,以备蒙古南下。当时蒙古以克鲁伦河上游一带为基地,金守长城一线。

  是年蒙古军攻下乌沙堡,又取野狐岭,大肆劫掠而去。次年三月成吉思汗复带兵南下,八月大军东攻,与金军三十万主力会战于会河川(河北方全县西),成吉思汗率中路军攻会河堡各寨,以左路军木华黎攻金獾嘴(大同得胜口北)。木华黎军队攻占一昼夜,伤亡惨重。第二天攻打前,木华黎对军士讲:敌众我寡,不豁出命来便不能攻克。于是,亲率敢死队抡兵器冲入阵中,成吉思汗也率兵助阵,金兵一时溃不成军,蒙古军杀声震天,越战越勇,直杀得“伏尸遍野”,金之精兵良将死伤大半,金将胡沙虎退到会河堡,被蒙军包围,一场血战,全军覆没。这次战争场面之宏大,拼杀之激烈,在大同战争史上颇为罕见。

  十一月,成吉思汗命令大军从白登山两侧直扑金之西京大同府。力攻七天七夜,西京守将率领部下一百多骑弃城突围,西京各军群龙无首,也都纷纷向东退却。蒙古军派精骑三千追赶,金兵大败,追到翠屏山口,又被击败,溃军逃到居庸关,居庸关守将开门收容败兵时,不料,蒙古骑兵已追至城下,冲入关内,直指金之中都(北京),成吉思汗攻下云内、东胜、武、朔等州,分别抢掠而去。

  元太祖七年(1212)八月,元军再次包围西京,金之元帅左都监奥屯襄率师来救,成吉思汗派兵将其诱到密谷口,设伏截击,全军伤亡殆尽。奥屯襄只身而逃。接着,元军进攻西京,后因成吉思汗被流矢射伤而撤围。

  元太祖十三年(1218)秋八月,木华黎从西京入河东,克太原、平阳及忻、代、泽、潞、汾、霍等州,大同府从此进入元之版图。

  李文忠四伐北元

  明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攻占元大都北京后,派大将徐达、副将军常遇春率大军攻山西,八月,攻克太原。据守太原的元朝守将扩廓帖木儿仓皇出逃大同。

  洪武二年(1369)正月,常遇春率郭英、汤和、耿炳文、汪兴祖直取大同,元扩廓帖木儿闻讯,急逃甘肃。拒守大同的元将竹贞弃城出逃,明军占领大同。

  大同归明后,其周围仍有许多要地为元军所盘踞,逃亡多伦的元顺帝仍有相当势力,史称北元。他们相互策应,经常侵扰边境,成为明朝北边国防的大患之一。

  洪武二年(1369)八月,屯兵盖里泊(今内蒙古沽源、商都间)的元顺帝命脱列伯、孔兴以重兵围攻大同,欲图东山再起。时张良臣投诚复叛。徐达率兵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攻占庆阳外围地区。张良臣向扩廓帖木儿求援,扩廓帖木儿为救援庆阳,发动了三方面的攻势:一攻大同,欲下太原;一攻凤翔,以牵制明军;一攻泾州断徐达后。明太祖诏偏将李文忠自北京进援庆阳,行军至太原时,听说大同被围,文忠和左丞相赵庸等商议:“吾与若等受命而来,阃外之事苟利于国者,专之可也,今大同甚急,若候进止,岂不失机!”(《明太祖高皇帝实录》)众皆赞同。于是回兵雁门关,在马邑击败元军游骑数千,擒元平章刘帖木儿。进至白杨门(今山阴、朔县间),遇元兵夜里劫营,文忠阻水为营,坚壁不动。并预先派人把消息告诉大同城中守将。元将脱列伯获讯率精锐来攻,文忠先以两营诱敌,大军闭营不动,待到元军饥饿疲惫时,文忠分军左右包围夹击,自当前锋身先士卒,奋勇杀敌,遂大破元军,生擒脱列伯,俘获一万余众。孔兴败走,被手下部将所杀,提头来降,大同解围。元顺帝恢复之企图,经此失败,大受挫折。此后,明太祖对北元进行了数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派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等为副将,分兵北伐。徐达率冯胜、邓愈、汤和为西路军,出潼关征扩廓帖木儿,李文忠为东路军,出居庸关北征元主。同时以守御华云龙及大同指挥使金朝兴、大同都督同知汪兴祖等先进攻云中地区,以策应西路作战。二月间,华云龙在云州地区,擒元平章火儿忽答及左丞哈海等。金朝兴攻克东胜州(内蒙古托克托),获平章荆麟等18人。汪兴祖克武州(五寨县)、朔州,元宗室四大王逃到静乐岢岚山中。六月,李文忠率十万大军出野狐岭北伐,至兴和,降其守将。进兵察罕脑儿,擒平章竹贞。进攻到开平时,闻元顺帝已死,昼夜兼程,穷追不舍,至北庆州,擒国公江文清等,降三万余众,追至红罗山,杨思祖等一万多人请降。李文忠因功封曹国公。洪武六年(1373)十一月,扩廓帖木儿兵至大同北,左副将军李文忠、右副将军冯胜率师北伐,获故元平章邓孛罗帖木儿、武平章康同佥。洪武七年(1374)四月,李文忠率兵再次北伐,至三不剌,擒故元平章陈安礼、木屑飞。至顺宁杨门,斩其将贞珠禄。至朔州,又擒其太尉伯颜不花。八月,攻克大石崖,抵达丰州,分道追击,擒元故官12人,军士二百余人。第二年,故元广平王保咱、司徒保保、威宁王帖木儿等11人自大同归降。尔后数年间,明太祖又数次派兵进行大规模围剿。明成祖五次亲征,才将明朝北边国防的三大患之一基本扫除。

  明英宗土木被俘

  明英宗朱祁镇时,蒙古瓦剌逐渐强盛,也先继承王位后,势力进一步发展,控制了东起辽河、西至关山东麓的大片土地。当时,为了和平共处,明朝对瓦剌实行“羁縻政策”,在大同、宣府等地设立马市,互通贸易。正统十一年(1446)冬季,也先派二千人来贡马,诈称三千人,以便冒领粮食,明廷核实人数后,把瓦剌贡马价格削减,激怒了瓦剌。从此,明朝与瓦剌关系破裂,局势紧张,双方都在调集军队,加紧备战。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也先率领大军兵分四路向明朝沿边大举进犯,也先率主力进攻大同。与明军在猫儿庄(阳高北)遭遇,双方激战,结果,明军初战失利,参将吴浩兵败身亡。为了堵截瓦剌的进攻,明大同守备郭敬担任监军,带领守将宋瑛、朱冕,都督石亨等,率军再次与瓦剌军队在阳高卫交战。由于郭敬不懂军事,胡乱指挥,这次,明军败得更惨,宋瑛、朱冕战死,石亨仅以单骑逃归,太监郭敬吓得躲藏在草丛中才幸免一死。明军接连战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朝野震动,明英宗不顾大臣谏阻,在宦官王振的蛊惑下,执意御驾亲征,讨伐瓦剌。农历七月十六日,明英宗贸然起用五十万大军,从北京、宣府浩浩荡荡向大同挺进。八月一日,朱祁镇到达大同,这时,正赶上连日淫雨,大同守军缺粮受饿,加以连吃败仗,军队涣散。按军队实力,只要及时改善军队给养,振奋士气,做好部署和准备,明军仍然能够扭转战局。但是,明英宗昏庸无能,不听忠言,王振专横跋扈,不懂战术,不了解军情,他以为显示一下兵威,瓦剌就会退走,当大同守备太监郭敬向他汇报敌情后,王振谈虎色变,极力劝说英宗班师回朝。结果,五十万明军只在大同停留三天,也未与瓦剌军队交战,就慌忙撤离大同。

  八月三日部队回师时,大同都佥事郭登进言:“如果大军取道紫荆关回师,可保无事。”但王振想借此机会让皇帝光临自己的家乡(王振是蔚州人),以便炫耀自己的威风。于是,明军大队人马向蔚州进发,当进入双寨后,王振又考虑,这么多兵马来到他的家乡,必然会糟蹋自己的家园,破费他的一大笔财产,行了四十多里又折向东改道宣府,白白浪费了许多时间,给瓦剌军队提供了追击的好机会。十日到达宣府,瓦剌追兵赶到。明军仓促应战,一触即溃,恭顺侯吴克忠与其弟都督吴克勤双双战死。随后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又以四万兵力与瓦剌军队大战于鹞儿岭(今河北涿鹿西北),遇敌埋伏,全军覆没。八月十四日,朱祁镇带领明军败退到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西),随军大臣建议朱祁镇退驻怀来县城,固城自守,不懂军事的王振怕丢掉辎重,坚持住宿在土木堡。第二天黎明,也先率领大军追来,将土木堡团团围住,水道断决,土木堡地势高旱,掘井两丈仍不见水,只是土木堡南十五里有一条河,但水道被瓦剌军占据。明军长途跋涉,人马饥渴,军心慌恐,一片混乱。十五日也先假装退兵撤走,遣使求和。王振不知是计,见瓦剌退兵,急忙下令将兵营移到近水地方。军队刚移动,也先率领劲骑突然掉转方向从四面冲来,顿时行列溃乱,明军争相逃窜,互相拥挤践踏,死伤数十万人,辎重骡马损失无计,尸体枕藉,惨不忍睹。随军大臣、英国公张辅,驸马都尉井源等五十多人战死身亡,英宗被俘,王振等人死于乱军之中。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土木堡之变”。

  明军土木堡之败,完全败于无计划、无准备,数十万众仓促登程,出发时已注定其必败之命运。及至大同仓促撤退,王振在指挥上毫无军事常识,为满足自己的私欲,致军马辗转跋涉,贻误战机,以致丧师辱国。土木堡之变是明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郭登沙窝伏奇兵

  明军经过土木堡惨败后,京城驻军不满十万,士气不振,军心涣散,有的大臣主张迁都,不少王公贵族纷纷潜逃。主战派于谦力排众议,拥立英宗弟朱祁钰为景帝,从各地调集兵马,招募民众抗战。景帝以参将郭登为总兵官,镇守大同。郭登为将作战智勇,训练军队纪律严明,他组织军民修城堞,备兵械,安慰士兵,祭奠死者,亲自为伤员敷药包扎,表示“吾誓与此城共存亡”的决心。

  明景泰元年(1450)正月,蒙古瓦剌得知景帝即位的消息后,再度大举南侵,也先以五万骑兵经宣府东叩居庸关,作为正面牵制攻击。自己亲率主力经大同向东,以叩紫荆关迂回京西。当也先军队自顺圣川(今河北阳原县东)侵入大同东郊后,郭登亲自带兵尾追。日暮至水头(今大同县西坪乡水头村)宿营。半夜时分,探马来报,东西沙窝(今大同县瓜园乡东沙窝、西沙窝村)驻扎瓦剌兵营十二座。郭登当即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对敌之策。会上有的将领说:“敌众我寡,难以取胜,不如带兵回城,以避其锋,保全我军兵力。”郭登说:“我军去城已远,距敌营已近,一旦退避,军心慌乱,士气不振,敌如以铁骑来追,必受其困,我便变主动为被动,有反被敌击溃之危险。不如主动出击,攻其无备。”并分析说,沙窝南阻桑干,敌不敢夜渡(那时候的桑干河百川汇流,水势颇大),必向北逃窜,我于栲栳、狼窝、黑山之间设伏围歼,必获全胜。于是连夜兵分两路,一路由郭登亲自率领直抵沙窝,袭击敌营,一路前往栲栳山(即簸箕山)周围诸山设伏。

  驻在沙窝的瓦剌兵对明军的突然到来毫无防备,仓促应战。郭登身先士卒,奋勇杀敌,亲手射杀敌将三人,所部将士个个冲锋陷阵,遂大破其众。瓦剌军果然不敢南渡桑干,怕半渡被击,便由马蹄山(今大同县东坪村北,李家干庄村南)向北溃退。郭登率军操后路追击。当瓦剌军退至李家干庄与阁老山间之盆地时,陷入伏击圈内。明军从山上冲杀下来,刀砍箭射,呼声震野。瓦剌军不能抵御,遗弃死尸及所掠人、畜、财物大败而逃。 

  这一战役,郭登以八百人破敌数千骑。捷报传至京师,朝廷振奋,晋封郭登为定襄伯。四月,也先又以数千骑侵犯大同,郭登设伏于东关土城内,率军出东门迎战,佯败北走,将敌人诱入土城后,伏兵四起,将敌击败。 

  六月,也先声称送英宗南还。带二千骑入侵大同,郭登打算夺回英宗,也先见势不妙赶快逃跑。也先开始认为明边空虚,又挟英宗同行,大同、宣府当不战而破,但经半年攻扰却一无所获,只好于景泰元年(1450)八月二日送英宗南还。

  俺答干戈化玉帛

  明成化六年(1470),蒙古鞑靼部统一大漠南北,成为明王朝的北方劲敌。正德时,达延汗就经常率兵侵入明边,抢掠物资,杀掳居民。到嘉靖初年,俺答做了首领,因为他占据河套肥沃之地,更是兵强马壮,拥有四万骑精锐兵力,给明廷以重大威胁。

  嘉靖二十一年(1542)五月,俺答派石天爵来大同求贡,大同巡抚龙大有把他绑送京城,诡称是用计擒获的,以骗皇帝邀功。世宗大喜,升龙为兵部侍郎,并将石天爵处死。俺答闻讯,非常气愤,六月十二日率军攻掠朔州,二十三日抵广武,都指挥固宁战死,俺答乘夜入雁门关,直达太原、汾州(今汾阳县)、平阳(今临汾一带)等处,然后经忻、崞、代县,复掠大同镇、平鲁卫而回。此次南侵34天,共掠十卫三十八州县,抢牛马羊猪二百万头,烧毁房屋八万多间,毁田禾十万顷,杀掳人口二十多万,使明之山西居民家园尽毁。

  嘉靖二十三年(1544)农历七月,俺答兵进犯大同,被总兵官周尚文在黑山打败。第二年农历八月,俺答又进犯大同,参将张凤,指挥刘钦兵败阵亡。嘉靖二十七年(1548)农历八月,俺答率兵再次进犯大同,指挥顾相兵败战死,周尚文在次野口打败俺答军队。

  嘉靖二十九年(1550)三月,俺答驻威宁海子,六月进犯大同,总兵官张达率兵迎战,副总兵官林椿兵败身亡,全军溃没,这是明廷数十年间最大的惨败。八月,俺答大举进犯宣府入掠怀柔、顺义、通州,危及京师。大同新任的总兵官仇鸾率十万大军增援,俺答兵掳掠而退。

  是年夏,俺答又犯大同,将精兵埋伏在沟壑之中,以一百多骑老弱士兵作为诱饵,引大同总兵张达出城迎战,至敌人埋伏地带,突然伏兵四起,张达战死,全军覆没。嘉靖三十一年(1552)春,俺答又犯大同,仇鸾奉命率师抗击,兵败而还。仇鸾被朝廷革职,病发而死。嘉靖三十二年(1553)八月,俺答率一万骑兵进犯大同,巡抚赵时春出城迎战,追到大虫岭时,伏兵四起,全军尽没,总兵李涞战死。嘉靖三十三年(1554)夏,大同总兵岳懋中战死。嘉靖三十六年(1557),俺答子辛爱带领两万骑兵入侵大同边塞,杀死守备唐天禄、把总汪渊;秋毁坏营堡70多座。十一月,围攻右卫城。城内军民团结一致,“悉力捍御,士卒无变志”(《明史•鞑靼列传》),与鞑靼军队进行了殊死的战斗。守将王德战死后,军民无首,有一位在家休息的武将尚表自愿担任临时指挥,打退鞑靼军的数十次进攻。从嘉靖三十六年九月到次年四月,右卫城被鞑靼军队围困八个月之久,烽火断绝,孤军奋战,城内粮尽薪断,只得杀牛马充饥,拆掉房屋用木料当柴烧,许多人被饿死。消息传到北京后,嘉靖皇帝派兵部尚书杨博带领明军亲自出征,才得以解围。整个嘉靖年间,俺答入犯大同45次,可谓“边无虚日”。

  隆庆四年(1570),俺答的孙子拔汗那吉因婚姻问题,祖孙反目,拔汗那吉携妻孥八人逃到大同躲避。大同官员报告到总督府,总督王崇古大喜,说:“此奇货也!”令大同官员好好安置款待,并冒着身家性命之险上疏朝廷,请封拔汗那吉为指挥使。当时朝议多为不可,大学士张居正等人据理力争,力排众议,促使明穆宗采纳了王崇古的建议。俺答原来以为自己多次攻掠,得罪明廷,孙子自投罗网于大同,必死无疑。后来听说孙子不但没死,反被封官,真是且喜又愧,故把明朝降臣全部交还,换回拔汗那吉,并上书朝廷,表示愿世世代代服从明廷。明朝封俺答为顺义王,俺答妾三娘子为忠顺夫人,互通贸易。这就是历史上称之的“俺答封贡”。此后,鞑靼部贵族历代袭封,历黄台吉、扯力艮、卜失兔,共四代,直至明末,明北部边境平安无事。大同才有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

  在此事件中,王崇古从蒙汉两族人民的利益出发,及时抓住时机化解矛盾,化干戈为玉帛,不乏远见卓识。

  李自成挥师进大同

  明崇祯十七年(1644)农历二月,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破汾州,占领潞安(长治)、河曲、静乐,又长驱直入攻下太原,山西各地农民纷纷响应起义,“所在郡县,望风结寨,以拒官兵”。明朝在山西的统治迅速土崩瓦解。 

  李自成乘胜北进,带领农民军主力攻下忻州、代州、宁武,经朔县、山阴、怀仁进兵大同,准备直捣明朝都城北京。 

  明末,大同边患不断,瘟疫流行,加上连年灾荒,连草根树叶都吃光了。“道殣相望,挈男抱女而求售者充满城市。”(清雍正本《朔平府志》)其时,明朝在大同的总兵官是陕西榆林人姜瓖,他见明朝政治腐败不堪,危在旦夕,也不想为明朝统治者卖命。姜瓖的哥哥姜瑄,原在昌平府任总兵,因犯事入狱,免去官职,赦放出狱后,来大同投奔姜瓖,经常散布不满情绪,劝姜瓖投靠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于是,姜瓖秘密地进行准备工作,暗中派自己的亲信李时华与农民军接了头。之后以奖励士兵固守城池为名,让代王府拿出库存银子、布匹分给士兵,从而得到士兵的信任和拥护。

  当时,巡抚大同的右佥都御史卫景瑗坚决维护明朝的统治,决心背城一战,在城内驻有重兵,防范很严。为了除掉卫景瑗这个障碍,掌握大同兵权,姜瓖采用离间计,制造卫景瑗与代王之间的矛盾。他让部下造舆论说,卫景瑗是陕西人,和李自成暗中有来往,将要叛变,代王听到流言蜚语后,信以为真,对卫产生疑心。接着,又因为永庆王射杀了卫的仆人,更加深了卫景瑗与代王之间的矛盾。正巧,卫景瑗患腿病,很少出门理事,姜瓖乘机将军政大权独揽起来,以加强城门防守为名,派出自己的二百多亲兵把守四门,伺机而动。

  农历三月初一,李自成率浩浩荡荡的农民军兵临大同城下,到处张贴布告:“迎闯王,盼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人们奔走相告,群情激奋。那时大同城有北关、东关、南关三座附城,城高池深,防守严密。姜瓖暗中与李自成联系,让农民军选择没有附城的西城门作为突破口。西城门虽有代王亲信永庆王坐镇把守,但守城的士兵实际由姜瓖部下控制和掌握,起义军一到西门,姜瓖射杀永庆王,打开城门迎接闯王军队入城。又以商议军情为名,派人引诱卫景瑗出来,卫毫无防备,被农民军所俘,李自成晓以大义,劝其投降,卫见明朝大势已去,自缢身亡。之后农民军分兵进攻府署各衙,围攻代王府,总兵朱三乐自刎而死。户部郎中徐有声、朱家仕等死于乱军之中。李自成杀代王朱传及其全家,同时开仓放粮,救济穷人,大同人民拍手称快。李自成在大同驻扎六天,三月初六,留张天琳率一万多农民军镇守大同,主力挥师北上,直捣京师。

  清军血洗大同城

  清军入关后,派恭顺侯吴惟华进攻山西,于顺治元年(1644)五月初十兵临大同城下,原已投降李自成的姜瓖,杀死留守在大同的农民军首领,开城降清。秋天,清廷颁姜瓖为征西前将军,并铸印以示信任。冬天,姜瓖统率大同、宣化诸镇之兵,配合英亲王阿济格在保德、宁武等地击败农民军高一功,姜因此于次年六月进京觐见顺治皇帝。

  清军入关后,对汉族人民大肆屠杀,并施行圈地、剃发等民族高压政策引起百姓的仇恨。清顺治五年(1648),南明抗清形势大振,桂王政权波及七省,山西除太原外,大部分地区已与陕西连成一片抗清,南北呼应,声势相结。时任大同总兵的姜瓖,由于投靠过李自成,且带有重兵,驻防要地,清政府对他很不放心,姜瓖也深知自己面临的危险处境。这年十一月,清廷派英亲王阿济格、博格统兵驻防大同,以防备葛尔丹。姜瓖心虚,怀疑是来对付自己的,农历十二月初三(1649年1月20日),乘宣大总督率领司、都官员出城察看粮库的机会,关闭城门,举行起义,自称大将军,又率军出城袭击清军,阿济格猝不及防,一直被追到阳高城下。清政府在大同的官员进不了大同城,只好把大同府治所临时设在阳高,把大同县治所设在怀仁县西安堡。

  姜瓖举兵反清后,立即派姜辉、姜建勋分兵向雁北各地进兵,同时向全省各地发出檄文,号召明朝旧官吏、旧军人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清政府。起义军很快占领左云、右玉、平鲁、井坪、朔县、山阴、浑源等地。姜建勋带兵进攻左云城时,左云驻军马上响应,未经战斗就占领了左云城。姜瓖派浑源宝峰寨人方三回浑源发动起义,方三联合浑源守备唐虎,杀知州荣尔奇,轻取浑源城。平鲁杀参将佟国士举义,朔县守备张子义与其子倒戈反正。广灵县的李青响应姜瓖号召,带领千余人,围攻广灵县城,“广灵烟火不举数日”,广灵县令派人从西城墙上缒城而下,向清军求救,清援兵赶到,与城内官兵内外夹攻,起义军腹背受敌,李青被俘身亡。

  起义军占领雁北大部分地区后,姜瓖派姜建勋带兵南下,出雁门关,攻打山西各地,一举攻下宁武、忻州。偏关县的万练也举兵抗清,自称偏关道,岢岚、保德等县望风降附,势如破竹,抗清怒火,一点即燃。接着,姜建勋又向晋中进发,很快攻克了汾州、交城、文水、祁县、太谷、清徐、平遥、介休等地。在晋南一带,明朝官员虞元、白璋、张万全等起兵占领蒲州、运城、绛县、解县等地。不几天,“近至山西境内,远至陕甘,明代遗臣旧将,多起兵应之”,山西全省震动。

  起义军的顺利进军,给清朝的统治造成严重威胁。清朝山西巡抚祝世昌一面派兵层层设防,一面请求派重兵增援山西。清政府派固山额真巴颜等将载红衣大炮奔赴大同,将大同团团围住,又派摄政王多尔衮带领禁旅前后两次来大同督战,坐镇指挥。在大兵压境下,大同城内军民与姜瓖一道投入保卫大同城的战斗。清兵几次攻城,都被起义军击败,清兵受到重大伤亡。多尔衮见大同城一时难以攻下,暂时把兵力转向各县。农历三月,多尔衮派兵攻打浑源城,方三、唐虎闭城坚守,与清兵血战到底,最后,清兵用铁炮轰开东北城角,涌入城内,方三、唐虎血战身亡,起义军与城内人民惨遭屠杀。接着,应县、山阴的原清朝官吏,开城归降了清朝。农历四月,阿济格派清兵攻打左云城,遭到起义军的顽强抵抗,最后终因力量悬殊,寡不敌众,城破后,城内军民遭到血洗。正在清军残酷镇压雁北各地起义军的时候,农历五月,姜建勋带领的起义军与清军大战于太原,重创清兵。随后,南下的起义军接连攻破辽州(今左权县)、沁州(今沁县)和潞安府(今长治市)、泽州(今晋城县)。其后,起义军在汾州被清兵袭击,寡不敌众,伤亡很重,姜建勋不幸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到农历八月,晋中、晋南、晋东南等地的起义军很快被清政府镇压下去了。

  当时,大同已变成一座孤城。由于长期被围困,城内粮食缺乏,许多人绝饮断炊,起义军兵力也不断伤亡,多有战死饿死者。八月,阿济格再次亲征大同,这时,大同被围已达九个月,城内人心惶惶,清廷多次送书向姜劝降。八月二十六日,姜瓖部下将领杨振威等斩姜瓖及其兄姜琳、弟有光,打开城门投降了清朝。清军入城后,对起义军进行了最野蛮的屠杀,一时间,尸体狼藉,血流成河,大同变成一座死城。姜瓖府衙(今乱衙门街)及住宅(兰池街)均被掘地三尺,大同城墙拆去五尺,从此,大同废府,不立官。直到顺治九年(1652)才将府治从阳高迁回大同,但城内仍然人烟稀少,荒废不堪,清政府只好从各地移民,大同才逐渐复兴。

  姜瓖领导的抗清斗争虽然失败了,但这次起义持续时间达九个月之久,声势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在全国少有,它鼓舞了山西和全国各地的抗清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清政府在山西的统治。导致起义失败的原因:一是起义军力量分散,缺乏互相配合和支援,以致被清军各个击破;二是起义队伍有一批明朝旧官吏、旧军队,成分复杂,最后被部将杀死,导致起义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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