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体/简体
- 台办主任致辞
- 台办详情
- 工作职责
- 机构设置及人员组成
- 机构职责
- 对台工作成就
更多>>
- 基本概况
- 地理位置
- 历史沿革
- 环境变迁
- 大同山水
- 城区概况
- 新荣区概况
- 矿区概况
- 南郊区概况
- 左云县概况
- 【城市远景规划】
- 【古城新貌】南环路御河大桥通车(图
- 【古城新貌】绿化小景点绿意盎然 为
- 【古城新貌】府文庙正式开放 市民可
- 【古城新貌】109国道高山大桥改建
- 【古城新貌】山西大同:修复古迹重现
- 【古城新貌】兼顾历史文脉延续与城市
- 【古城新貌】御东新区体育场融合古城
- 人类文明起源——许家窑人
- 秦汉明郡
- 三代京华
- 明清重镇
- 历史大事记
- 铁马金戈
更多>>
- 塔山园区总产能3300万吨
- 大同制药工业销售收入达到100亿元
- 大同市有旅游服务管理机构54个
- 平均每年接待海外旅游者8万人次
- 中海油1000亿建新型煤化工产业基地
更多>>
- 【酒店住宿类】大同宏安国际酒店
- 【酒店住宿类】大同花园大饭店
- 【酒店住宿类】大同雁北宾馆
- 【酒店住宿类】大同金地豪生大酒店
- 【酒店住宿类】大同宾馆
- 【政策法规类】《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
- 【政策法规类】大陆居民与台湾居民婚姻登记管理暂行办法
- 【政策法规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台湾同胞来祖国大陆探亲旅游接待
更多>>
  当前位置>> 古之大同
明清重镇
2012-10-11 09:38:37     华夏经纬网

  明清重镇

  明、清时期,特别是明代,大同是以军事重镇而扬名四海。由于它在北部边防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多次的军事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即所谓“屏全晋而拱神京”。再加之其布防之严密,设施之坚固,建筑之高大,在我国古代城防建设史上也属少见。因此,一直享有“巍然重镇”和“北方锁钥”之誉。

 

  镇城兴建

  明朝刚刚建立的第二年(洪武二年,即公元1369年)农历十月,明朝名将、副将军常遇春率领郭英、汤和、耿炳义、汪兴祖、陈德、谢成、郭子兴等攻打大同。当时在大同的元朝右丞相扩廓帖木儿闻风直奔甘肃,守将竹贞也仓惶弃城而逃,使大同不战而克。从此,大同纳入明朝版图。

  但是,明朝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北元蒙古就成为它的北边心腹要患。元裔及北方其它蒙古游牧部落的贵族频频入犯,迫使明王朝东起鸭绿江、西迄嘉峪关,沿长城边线陆续设置了九个边防重镇,委派将领,统兵守御。而大同就是九边之一。所以,大同府也称之为大同镇。

  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大将军徐达督率军民在辽、金、元土城的基础上“增筑”大向城。大同镇城的规制便于此奠定。

  此时的大同镇城略呈正方形,东西边长约1.5公里,南北边长1.75公里,周长6.5公里,面积约2.63平方公里。大同城墙修建得高大雄伟,坚固险峻,各种城防设施齐备,自成一个防御体系。城墙一律以规整有制的石条、石板、石方、石柱等为基,墙体用“三合土”逐段逐层夯成,外围砌以青砖。青砖分大、中、小三种,根据部位不同分别选用。据实地考察,中等型号的城砖一般长约40厘米,宽约20厘米,厚约10厘米,重约18公斤,相当于现代常用砖重的七倍。由此可以想见当年建城工程的艰巨。大同的城墙高约14米,最宽处约有16.6米左右。其中大墙的正墙高约12米,垛墙(亦称女墙)高约2米。垛墙之上又砌以砖垛,高约0.8米、厚约0.5米、长约5米。垛间距离约为0.5米,垛与垛之间称为垛口,这是守御将士的瞭望孔和射击口,借此可以较好地隐蔽自己、打击对方。据传,四面城墙共建有五百八十多对垛子,代表着当时大同所辖的村庄数目。在平坦如砥的城墙之上,共有六十二座雄伟的门楼、角楼、望楼,间隔而立。门楼亦称城楼,共有四座,位于四面城墙的中心,平面均呈“凸”字形,城楼均为重檐九脊歇山式屋顶。外有廊柱围绕,下临马道。其中南门城楼最为宽敞雄壮,为三层重楼,面宽61米,进深23.35米,与西门城楼同为明初北方典型的木结构建筑。城墙四角,雄峙着四座俊秀精巧的角楼,它们战时既能观察敌情和打击敌人,平时又可以供游人欣赏塞外的雄伟气象和秀丽景色,两者得以巧妙的结合。其中,以西北角楼尤为高大瑰丽。此楼因其位于八卦十二方位之首——“乾”位上,所以称为“乾楼”;又因它是城内最高的楼阁,作为“镇城之物”,所以又称为“镇楼”;还由于它呈八角形,也称为“八角楼”。因为平时游人常常于此登高览胜,所以又有“镇楼秋爽”的盛誉。明、请两代许多著名文人学士登临此楼时,写下了不少咏怀之作。

  此外,还有五十四座望楼伫立在城墙的四面,并建有九十六座窝铺,颇为壮观。其中,“乾楼”之东的望楼——洪字楼,结构和造型颇为精美,为望楼之最。望楼的建造,这是我国其他一些著名古城的城墙建设中所少有的,是研究城垣建筑的珍贵实物。

  诸多矗立于城墙上的楼台建筑物在战争中起到了观察、隐蔽、机动、射击、接应、制高和前线指挥所等重要作用。同时,它们也是一组极为珍贵的明代建筑艺术群体。

  大同城墙的特点之一,是它的外轮廓并未采用通常的平直做法,而是像齿轮一样,凸凹相间排列有序。凸出的部分为城墙墩子。每一边计有十二个,外加角墩四个,共五十二个。墩距一般为113米。每个墙墩作梯形结构,底边长约23米,顶边长约20米,顶面积为400平方米。在四个角墩的外围,还各建有控军台(或称望军台)一座,宽约16.6米,纵约15米,与角墩的间距约66米,上架踏板与城墙相通。这在各地城墙中也是不多见的。这些墩台的设置,主要是从战争上需要考虑的,它可以很好地发挥侧射、策应和瞭望作用,防止“死角”部位的出现;并且还可以根据观察到的敌情变化,迅速采取应变措施,以增强城防的稳固和应变能力。

  另一个特点是,在南城墙的东部,建有“雁塔”一座,俗称瞭望塔。这在我国城墙建设史上也是仅见的。该塔始建于明代天启年间,高度约17米,为八角七级砖构宝塔。其形制端庄稳重、秀丽玲珑,底部每面石碣上还镌刻着全城历朝举子姓名及其功名,以激励后人奋进。塔内设踏垛砖梯,可攀登至顶层瞭望城郊原野,也是战时重要的观察点。

  大同城墙很高,所以站在城墙上的任何一个部位,都可以俯瞰全城。东、南、西、北四条主街成“十”字形,将城区划分为四片,每片又由次十字街将其分为四块,每块再由两层十字街分为若干小块。因此,以四条大街为主干的规整十字路,是大同城街道格局的主要特色。俗云:“四大街,八小巷,七十二条绵绵巷”就是指这种格局而言。四大街的中段各建有一楼,诸如钟楼、鼓楼、太平楼、魁星楼等等。在城中心四条大街的交点,树立着一座由四个牌坊连成一体的牌楼,称作“四牌楼”,是木结构建筑,颇为精美。据说是大将军徐达在“增筑”大同城墙竣工之后,为炫耀其功德而树立的。每条大街都通至城门。东门名和阳、南门名永泰、西门名清远、北门名武定,四条大街都按城门名定名。四门之外是瓮城。每个瓮城的建筑面积约为17600平方米,与城墙成“凸”字形。瓮城旁辟有偏门,门洞一般进深约30米。瓮城之外,又修有一道弧形城墙,将瓮城圈在内,称作“月城”。月城又辟有城门。这样,出城或入城必须经过三道门卡。在各门之上还建有“箭楼”或二层“匾楼”。

  为了更加有效地防御,还在城墙外侧修有壕堑,深约5米,宽约10米,即护城河。每当夏、秋之际,护城河象一条彩带似的围绕着大同城,波光潋滟,荡漾着城墙的倒影。它的壮美气势和秀丽景色,足以使人忘却军事重镇的战争硝烟,而作长日的观赏流连。

  大同城内除设有府、县两衙负责地方行政、司法、财务以及治安外,主要守御任务由“行都指挥使司”承担,最高军事长官为总兵,兼挂征西前将军印,职衔可达正二品,姓高级武职。总镇署设于城内西北隅,今之帅府街北端,统八卫、七所、额军十三万五千,驻军总数达到全国兵力的十二分之一。

  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十月,朱元璋为了加强对大同一线的防卫力量,同时监督大同镇、府的军、政、财务,将其第十三子豫王朱桂改封为代正坐镇大同。代王实际上是大同地区的最高统治者和指挥者。他上马管军、下马管臣,代皇帝行使职权。富丽堂皇的代王府巍峨屹立在城内东北隅。

  代王府坐北向南,占地面积约为十五万平方米至二十万平方米左右,共辟有四门:东曰东华门、西曰西华门、北曰后宰门、南曰端礼门。端礼门为王府的正门。现今皇城街、东华门、西华门、后宰门四条街皆缘此而得名。王府四周围有土夯砖砌的高大围墙,使它成为一个与外界隔绝的独立大地,当时老四姓称之为“皇城”。现在还残留有一段皇城的北墙垣。皇城的平面轮廓基本是正方形,城内主要建筑沿三条轴线铺开,分为左、中、右三组。其中,中组的建筑规模最为宏大,从南向北依次为端礼门、承运门、承运殿、崇信门、存心殿、长春殿和北门。左边一组依次为广瞻仓、长春宫、望亲楼、清署殿、宗庙、燕居之殿。右边一组戟门之内东西两侧屹立着社稷坛和风云雷坛,其后为大成之殿、谨德殿等。今之主殿街便是当年的“银安殿”(古时王府的主殿,俗称银安殿)的遗址。王府前有金碧辉煌的照壁——九龙壁,极为威严显赫。

  综观大同城内的军事布局和守备设置,无疑是一座上下左右、前后内外、布防周严、协调得当的坚城固垒,在我国历代军事重镇的规划建设中,可以说是最杰出的典范之一。这些众多的城防设施浑然一体,好像一盘棋局,井井有条,是我国历史上罕有的“巍然天镇”。

镇城扩建

  明英宗时,蒙古族瓦剌部逐渐强盛起来,并乘势南下。明王朝开始实行“羁縻之策”,开放马市笼络蒙古贵族;继因太监王振干政专权,指使官员削减给瓦剌的贡马价五分之四,而成为战争的导火线。

  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七月,瓦剌部在太师也先的率领下,兵分四路,大举南下,也先亲统中路大军直扑入同。明军仓猝应战,屡战失利,边陲告紧,形势危殆。七月十六日,明英宗在太监王振的怂恿挟持下,贸然亲征大同,于是酿成震动朝野的“土木堡”惨败。明军五十万人全军覆没,英宗朱祁镇被俘蒙辱,随行大臣百余名被杀戮殆尽,瓦剌铁骑深入北京城下。

  当也先亲自率军直扑大同之时,大同的将士死伤惨重,到后来,“士卒可战者才数百,马百余匹”。新任大同副镇守参将郭登(后为大同镇总兵)以“吾誓与此城共存亡,不令诸君独死”的忠勇之志激励将士,使全城军民同仇敌忾,协力守御,在半年之内连续击退也先六次大规模攻击。其间郭登还不断出击,在沙窝、北水头、栲栳山等地接连重创也先,“军气为之一振”。由于大同的有效抵御,使也先时有腹背受敌的后顾之忧,牵制了也先的兵力,致使其不能全力攻取北京。在这次抵御瓦剌的入侵中,大同充分发挥了屏障三晋、藩卫京师的犄角作用。景帝朱祁钰感慨地对于谦说:“大同,吾藩篱也。”这是很确切的评价。大同将士屡败也先,挫败了瓦剌“欲取大同为巢穴”的野心,也先才“始有还上皇意”。对于英宗的回归明廷,大同无疑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当时的大同镇享有“大同士马甲天下”的美誉。

  “土木之变”的前前后后,更加显示出大同在抵御北方“边患”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因此,大同城也随之进一步扩建起来。在代宗景泰年间(公元1450—1457年),巡抚年富首于城北筑起一座小城,名曰操场城,即北关(分东、西两部分,本地人谓之东、西营盘)。该小城城墙周长为3公里,高12米以上,东、南、北各辟一门。东曰长春门、北曰元冬门(又称玄冬门)、南曰大夏门,与主城门相对。南、北二门之上皆建有门楼,四角也筑有角楼。接着是英宗天顺年间(1457—1464年),巡抚韩雍续筑东小城、南小城,周长各为2.5公里;并围以护城河,深约5米。东小城即东关,辟有四门。东曰迎恩门、北曰北园门、南曰南园门,西门连接吊桥与主城相通,东、南、北三门之上都建有楼阁。南小城即南关,辟有四门,门洞进深约13米。东门名迎晖,西门名永丰,南门名永和,北门与主城之月城门合一。其后是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巡抚李文进加高南小城2.6米;到隆庆年间(公元1567—1572年),巡抚刘应箕又将城墙增高3.3米,增厚2.6米,“石砌砖包”,并建起四座门楼。这时的南关城墙也颇为雄壮了,高达三、四丈。后来,南小城的北门楼改建为文昌阁,东、西门楼也易名为四仙阁和三星阁,南城墙东西两角也各建角楼一座。

  北、东、南三关象卫星城一样环列在大同主城的三面,互成掎角之势,然而没有建西关,因此从大同城的外形看,便产生了一段有趣的神话:传说在古时候,有一只美丽的凤凰降落于大同一带,羽毛美丽,光华灿烂。一位勇士用弓箭射折了凤凰的右翅。凤凰受伤落地后就化作大同城。所以,大同又有“凤凰城”之称。南关像风头,北关似凤尾,东关类凤之左翅,唯独没有右翅——西关,人们形象地把大同说成是“凤凰单展翅”。

  兴建了三关之后,又因“镇城孤峙,旁无辅卫”,所以又于天顺时,分别在城东和城西修筑了聚乐、高山二堡。聚乐堡位于城东30公里处,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复加扩展。该堡呈正方形,堡墙周长1.5公里、高10米余、厚5米多,辟二门,并建门楼。这两个堡城作为左右两翼,与大同城作掎角之势。至此,大同周围不仅筑起了“三关”,而且又插上了“两翼”,使其军事布防较明初就更加严密了。

镇城强化

  明朝中叶以后,蒙古族鞑靼部逐渐兴起,成为明王朝北方的又一“边患”。鞑靼贵族时常骚扰,大同地区人民深受其害。其中鞑靼小王子、俺答为害尤甚。据《大同县志》记载,从成化(公元1465—1488年)至嘉靖(公元1522—1567年)年间,蒙古贵族骚扰大同地区就达二十四次之多。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小王子率兵大举入犯,直抵大同城下,大肆掳掠,焚毁代王别墅。总兵许宁与巡抚郭镗在代王的胁迫下冒险出战,结果大败而归,“死者千余人”。其后数月之内,小王子又先后两次进犯大同,明军每战皆失利,损伤严重。嘉靖十三年正月(公元1534年),吉囊青把都以五万精骑兵入犯大同地区,明军坚守城池不敢出战,饷道被断,大同几乎被陷。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俺答又以数万骑入犯,巡按御史胡宗宪亲率迎敌,督派大同总兵张达、副总兵林椿出战,深陷重围,全军覆没,二人也皆战死。嘉靖年间,俺答还数次深入大同邻近的浑源、灵邱、怀仁、应县、朔州等地,朝野上下惶惶不可终日。鉴于大同地区的紧张局势,明王朝又一次不得不破费巨资,大兴土木,以加强大同镇的防务。其中,主要采取了两项较为得力的强化防御措施:一是在大同城的西北部,大力修筑长城(即外长城)和屯兵堡;二是实行“召军佃作”,以解决戍守军士和军饷的不足。

  在修筑长城和屯兵堡中,主要有这样几次大的行动:成化二十一年(公元1485年),负责大同、宣府军务的兵部尚书余子俊奏请修筑长城,东起大同中路,西迄偏头关,长达三百公里,并修建了井坪堡。

  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修建“边墙五堡”,即大同西北部外长城沿线的“镇边堡、镇川堡、镇鲁堡、镇河堡、宏赐堡”。其中镇川堡位于东北25公里处,北距长城2.5公里,面积0.5平方公里,高8米,厚5.3米,设门楼一座。五堡由东南向西北逐次延伸,绵长52.5公里,每堡设守备一员率兵驻守,分段戌卫。接着,又陆续修建了得胜、镇羌、拒墙诸堡。得胜堡位于城北40公里处,距长城1.5公里,面积1平方公里,高8米,厚5.3米,筑门楼二座。并设得胜路,驻参将一员,统领附近诸堡。镇羌堡位于镇城41.5公里处,距长城500米,面积约0.5平方公里,厚5.3米,筑门楼一座。拒墙堡位于城西北40公里处,面积0.5平方公里,高8米,厚503米,筑门楼一座。

  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巡抚詹荣修筑东路长城90公里,城堡七个,墩台一百五十四个。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三月,又增修长城150公里,增筑保安堡,并多筑土堡于内,以屯伏兵。

  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秋,兵部尚书杨博组织军民整修长城,筑牛心堡(右玉县牛心村)等大小寨堡九座,烽堠二千九百多个,形成一条东起宣府、中经大同,西达右卫(石玉县)的军事防线,并于冲要处深挖壕沟,长达五百余公里。

  在翟鹏总督宣(宣化)大(大同)期间,还挑挖大同壕沟一道,长195公里,深、宽各6.6米,而且把壕沟的出土垒以为墙。同时,添筑新墩二百九十座,护墩堡十四座,添设守备、操守十四员。另外还盖起营房一千五百间。

  翁万达总督宣大时,又修筑了宣大边垣千余里,烽堠三百六十三所。

  嘉靖年间,明政府又在边墙冲口等处,添设了空心砖台三百座。

  就这样,几经修整,使大同西北边垣地带的防务得到了很大的增强。据统计,明代大同镇所管辖的边墙,东自冀晋两省分界起,西至大同市西北一带,长达323.5公里,城堡五百八十三座。这条带形的防御线,蜿蜒于大同北部丛岭沟壑之间,真有如道道重障,严紧地护卫着大同。明代著名的政治家、爱国将领于谦在诗中曾对此赞叹道:“百二连营秦壁垒,五原封锁汉封疆。”诗人李贽游览大同后,在诗中也感慨地说:“此城真与铁城同。”实在不为过誉。

  为了解决戍守军士的军需、粮饷困难,大同在明初时便开始实行了军屯和商屯的办法。所谓军屯,就是号令戍守军士开荒种田。其办法是根据明初制定的“军事屯田则例”规定:戍守军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种”;每个军士受田五十亩,由朝廷供给其耕牛、农具、籽种等,三年内免税,其后每亩纳税一斗。后来,朝廷又屡次放宽和修改“屯出赋税条例”,更加刺激了军士屯田的积极性。所们商屯,就是让商人募民屯垦。当时有规定:商人运粮一石交大同粮仓,发给领淮盐的凭证“一小引”(合二白五十市斤),然后凭此“引”赴产盐地领盐,再运到指定地点销售。这样,道途艰远,运费昂贵,商人就设法在大同地区募民屯垦,就地生产粮食以换取凭证。实行军屯、商屯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大同戍守军士的粮饷、军需以及代王的食俸。

  但是,明代中叶以后,由于镇守、太监和军官横行不法,大同军屯趋于崩溃,商屯也因明政府政策的变更而随之衰废。

  嘉靖年间,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一些有见识的总督和巡抚向皇帝上书,建议在大同地区实行“召军佃作”。据《大同县志•关隘》篇载: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巡抚詹荣“以近边宏赐诸堡三十所,延亘五百余里膏腴田,奏诸召军佃作。”所谓“召军佃作”,实际上也就是军屯。《明史•翟鹏传》说:当时曾将修筑长城“得地一万四千九百余顷”“以地募军”,“每军给地五十亩,”被招募者,免除租赋、徭役,春夏农耕,秋冬戍守。采取这些措施,曾经在巩固大同的边防,解决大同卫所军的军需中,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如《明史•翟鹏传》中说,因此而“得军一千五百名,事半功倍,省费数十万计。”

镇城衰退

  明末,烽火连年的大同古战场,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穆宗皇帝接受了右都御史、宣大总督王崇古和大学士高拱的建议和主张,封俺答之孙拔汉那吉为三品职衔的指挥使,并与蒙古鞑靼部重行“互市”(互相往来贸易),从而打开了与西北少数民族关系的新局面,化干戈为玉帛,变敌对为睦邻。大同便是“互市”点之一。此时,象征着刀剑、战火的千里边垣,化作通往西北各少数民族,以及中亚邻邦的友谊彩虹,这种可喜的局面一直延续了五十多年之久。但是另一方面却使得长城、屯兵堡、烽火台等大同西北部的许多防御设施,因失去了其原有的防御作用,或遭到人为的毁损,或年久失修,而受到严重破坏。

  1644年农历正月,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五十万,从禹门口渡过黄河,挥师北上。农历三月一日,大同总兵姜(襄)射杀永庆王,开门迎接闯王入城。义军在大同休整六天,杀死了代王朱传(火齐)及其全家。大同巡抚卫景瑗自缢身亡。义军占据大同镇城,从而打开了通往明朝都城的门户,使义军得以长驱直入北京,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

  公元1644年5月,清王朝派恭顺侯吴顺华率兵进攻大同,姜(襄)看到难以为守,便投降了清军。

  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江南七省先后燃起了熊熊的反清烈火。姜(襄)看到清王朝对他并不信任,同时也在这熊熊的反清烈火的推动下,于这一年的十二月宣布反清,归附明桂王。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的正月,姜(襄)以大同为基地,派出大军南下,攻克朔州、交城、文水,很快克复晋中各县,使反清烈火燃遍全省。清王朝对此十分惊恐,摄政王多尔衮急忙调兵遣将,派端正郡王博洛、敬谨郡王尼堪率领大军攻大同。在坚城固垒面前,博洛、尼堪屡次受挫,不得不向清廷求援。于是多尔衮亲自出征,严令精兵四面围攻大同。“红夷大炮”和枪弹的爆炸声震撼山岳,但由于大同城高池深,布防设施齐全而严密,众多的楼台、窝铺、壕堑,一道道的纵深防线,加之军民的坚决抵抗,清军围攻了长达九个月之久,也没有攻下这座坚城,使多尔衮一筹莫展。最后因城内粮尽矢绝,部将杨振威临危叛变,刺杀姜(襄),开门降清,清军才得以进城。当时的清军统帅英王阿济格曾因“久攻大同不下”,而一度被罢除过统帅之职。为此,当他进城后,便把一肚子的羞怒倾泻在大同军民和大同的城防上,他强令清军把原来的城墙一律削掉五尺(名为“斩城”);同时又进行了血腥的屠城。除去一些寺观的僧人道士以外,将城内的军民几乎全部杀光斩绝。使整个大同城陷入了一片血海之中。姜(襄)的住所被掘盈丈,后成为臭水池塘,今称兰池。大同镇府治也就东移到30公里外的阳和卫(今阳高县)、县治移于西安(大同郊外)。四年后,才由总督马之先、总兵彭有德,以及知府曹振彦(曹雪芹的高祖)等人,上疏朝廷,又复城移治。经过这次洗劫,大同城便元气大伤,容光大减了。

  二百年后,直到清道光年间,尽管中间几经修葺,大同的城防包括东、南、北三关,仅存四座角偻、十座城楼、二十一座望楼、八座窝铺,主城墙也只有十一、二米高了。但由于大同重要的战略地位,炽热的宗教气氛,其后,大同城又逐渐繁华起来,仍然不失为北方的一座军事重镇。


大同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华夏经纬网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