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协七届三次全委会近日在福州举行。今年让不少文学批评家感到振奋的是，会议特别强调了加强文学批评工作。讨论中批评家们多次提到的“红包批评”，被认为是当前阻碍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发展的一个症结所在。

　　看到昧着良心说话的“红包批评”，不由得就想起了前不久媒体披露的“圈养”作家。在笔者看来，二者能在中国文学界蔚然成风，并俨然成为公开的潜规则，直接见证了中国文学的全面堕落。

　　之所以称“红包批评”与“圈养”作家有共通之处，乃是因为在现行的体制下，无论是圈养的作家，还是红包评论者，都在按照付费者的旨意去行事，去歌功颂德，去大唱赞歌，为了区区的小钱而出卖自己的良心与声誉，而且文学圈中类似的现象还时有发生，中国文学不误入歧途，才怪。

　　如果由此引申得更远一些，那么与之相关的新闻还有德国汉学家顾彬的中国文学垃圾论。这一新闻当初披露之时，引发的轰动可想而知。犹记得，曾有不少人为中国文学鸣不平，但现在看来，大量的媚俗化与期权化的“红包批评”以及那些由“圈养”作用写出的命题式作文，足以让中国文学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核心价值彻底动摇。

　　我们能想像狂放不羁的李白“摧眉折腰事权贵”吗？我们又如何去想像，贫困如杜甫为了区区五斗米而高唱赞歌？中国古代文人的狂狷之气，从那么久远的年代贯穿至今，怎么到了现代的文学圈子里，这些最优秀的精神气质荡然无存，而竟然有如许多的作家、评论家甘为金钱的驱使，写出荒腔走板连自己看了都恶心的东西来？

　　即使退一步而言，当下的文学圈中人已与狷狂的文学精神相隔膜，那么其写作也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吧，可惜的是，在相当一部分圈中人的身上，我们依然看不到这种文学写作的次道德。相反，在那些直接切入金钱主题的乌七八糟的文章里，我们看到每每就是恶俗、寄生、圈养这些最不该出现在文学领域中的词语。

　　文学的圈子很大，但文学的圈子也很不大。从前些年的韩白之争，我们就一直在品味着中国的文学历经沧桑日渐式微的苦涩。“红包批评”与“圈养”作家，不过是那些文学圈中的寄生虫们待价而沽的一种极端方式而已。当越来越多的作家热衷于“签约”，热衷于写作命题式的作业时，“红包批评”又算得了什么呢？连自己的人格都可待价而沽，我们又如何期待能诞生出放歌时代的伟大作品？

作者：萧葱

 来源：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