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包批评”，说穿了是文化拜金主义衍生的次品，其最终目的无非是打着海纳百川的旗号，为文学的商业化推波助澜。“红包批评”本质上只与货币产生直接的利益联系，与纯粹的文学争论无关。

　　不可否认，在市场经济的大潮面前，文学的发展必然面临商业大潮的频繁冲刷。展望世界各国，越是发达的国家，商业越是无孔不入，文化的商业化色彩越是浓厚。

　　然而，商业的助推，并不意味着文化必定遁入拜金化，这才符合文学的发展潮流。否则，就只有商业的文化载体，而不是文化的商业发展路径。正是缘于对当前文化界过度商业化的忧虑，国内著名文学批评家朱大可不无忧虑地说，“无论从空间关系还是时间关系上，批评都已变成一座文化孤岛”。

　　之所以缺乏那种超脱物质利诱之外的学术性批评，从经济上讲，是因为无法忍受学术的孤独与清苦。真正的批评，才能之外还需要勇气。既然批评，自然要拉下脸面，尤其是在学术性原则面前，有时甚至必须毫不留情。如此一来，批评就难得为文学的商业化锦上添花，作者脸上不高兴，出版商也不乐意听人唱反调。有时，严肃的批评者还会遭到一批金钱收购来的御用文人的狂吠。

　　当前，真正的文学批评者之所以寸步难行，与文化的过度商业化有一定关系，但更深的根源也关联着我们的文学圈养生态。圈养之下的文学，愈来愈缺乏一种独立的思维创作模式，有的即使看起来作品销量不错，但仅仅迎合了社会时髦，文学就像是一具人造填充物，经不起时间的检验。也所以，莫言曾这样感叹，“内地作家很多都是在作家协会里做专职作家，哪怕十年不写作，照样有饭吃，照样有房住，有了病照样可以看病报销，没有太多来自生存方面的压力”。

　　文学生态的先天性不足，必然制约独立批评家的生存环境。除非批评家要么本身就物质丰厚，不必因为担忧批评的清苦或得罪人；要么就只能忍受这种寂寞，甚至是体制内的排挤，但有多少人敢于同自己的生存环境过不去呢？也许，朱大可只能算个例外。(禾 刀)

来源：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