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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一个民族需要传统


2005-10-09 09:02:39         华夏经纬网

  作者:田松

  云南有个地方叫文山,文山很穷,有很多个国家级贫困县。但是文山有一个村子却找到了一种特殊的致富门路——拐卖婴儿。曾经一度,全村百分之七十几的成年人都加入了这个新行业,人称拐卖村。

  年初在《南方周末》上看到了相关的报道,久久不能释怀。在传统社会中,一个人偷偷摸摸地做犯罪违法的事情,会让全家人抬不起头来。一家人做无本钱的生意,会让全村人瞧不起,连他们家的孩子都找不到人玩。而整个村子从事不名誉的职业,这实在让我难以想象。要知道,盗亦有道,从传统农民的角度看,拐卖婴儿属于最损阴德的恶行之一,怎么可能成为整个村子的生存和生财之道呢?这个村子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他们的价值感、成就感从何而来?是什么原因使他们选择这样一种生存方式?难道仅仅是因为穷吗?

  我想不是。首先是因为他们失去了传统。

  云南还有一个地方叫丽江,在丽江周边有一些以行业命名的村子,比如铁匠村、皮匠村等,也是全村操持同一个行业。我可以想象,铁匠村的村民跑到外面,遇到皮匠村的村民,拉起家常,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他可以自豪地说,我是铁匠村的,我打铁的本事如何如何高超;他还可以列举本村的打铁好汉,谁谁谁有什么特殊的本领,谁谁谁有什么特殊的工具。反过来,皮匠村那位也会有类似的应答与炫耀。这些村子的GDP可能不高,但是他们都能为自己的生存方式而自豪,都能从自己的劳动中获得尊严和意义。这种具体的形而下的生存方式和形而上的对生存意义的解释,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他们不仅是某种行业的从业者,也是某种传统的承载者。

  活得有尊严,有意义,这是每一个社会人的本能。而“拐卖村”则整体失去了获得意义的可能。我们能否想象,拐卖村的某人会对皮匠村的某人说,“我是卖孩子的,我拐孩子的本事多么多么高,我一年卖了多少多少个”?我们能否想象,拐卖村的某人会对铁匠村的某人说,“我们村还有一位拐卖大王,本领更高,一年卖了360个孩子,平均每天几乎一个,比去年同比增加40%”?我相信,拐卖村的村民出了村子就会努力遮掩自己的身份,在与人攀谈的时候,会躲躲藏藏,闪烁其词,而不可能像皮匠村里的穷小子那样坦坦荡荡。无论他家有多少电视,多少汽车,年收入多少,他都是不名誉的,阴暗的,也是不可能获得尊严的!

  人追求的首先是有意义、有尊严的生活,而不是富裕的、奢侈的生活。金钱,只有在崇尚金钱的社会里,才会使拥有它的人感受到某种意义。所以归根结底,人的意义不是来自于金钱,而是来自于崇尚金钱的社会理念。而这样的社会理念,必定是在传统丧失之后形成的。只要传统还在,金钱或者GDP就不会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

  对于中国的传统农民,我依然有残存的童年记忆。有一次,一个乞丐路过我们村,我姥姥连忙回到家里,让我趴在窗台下面,不要动,她自己也躲在了外面看不到的地方。那个乞丐隔着院子,在院门外面喊,喊了几声,不见人应,就走了。我姥姥这才让我直起身来。可能读者会觉得我们的行为十分古怪。我姥姥解释说:“要是让他看见,就不好意思不给了。”回溯起来,这应该是我们那个村子很常见的行为。乐善好施不仅是美德,甚至是道德底线。遇到乞丐行乞,村子里最穷的人也会设法施一碗米。如果不想施舍,躲藏几乎是唯一的选择。而这种窍门,其实也是羞与人言的。我想,如果我不小心被乞丐看见,我姥姥绝对没有勇气继续躲下去,她会在她内心的道德感的逼迫下,在自己的尊严感的驱动下,舍出一碗好米来。

  《白鹿原》虽然是小说,我却愿意当作信史来读。它使我相信,传统中国到处都是我姥姥那样的农村,也只有这样的农村,才是农村的常态。无论国家怎样动荡,外敌入侵也好,政治变动也好,这些不掌握宏大叙事,也不知晓任何现代任何主义理论的农民,他们从传统之中延续过来的质朴、宽厚,他们那种浸润在血液之中的恻隐,那种对道义的承担,对于邪不压正的执著,才是一个民族得以重生,得以重建的根基。

  然而,这样的常态,怎么就会变成全村拐卖婴儿这样的异态呢?

  具体的生存方式的转变必然会伴随着精神的痛苦,尤其是当新的生存与以往的传统有剧烈冲突的时候。人们需要对新的生活方式做出解释,才能重新获得意义。在四川的攀枝花钢铁集团附近也有一些以偷盗攀钢为生的村子,说是偷,其实是明火执仗,大摇大摆。他们把偷钢叫做“上班”。有时甚至男女老少全村上阵。对于这些村子的转变,我倒是能够设想出一种可以理解的过程。我想首先是由于攀钢的存在,使部分村子不能够继续保持原来的生存方式。农民没有获得满意的补偿,便把攀钢作为报复的对象。我在辰溪采访时,当地农民对国有煤矿也有类似的情绪。所以在当地农民的解释中,首先是攀钢破坏了他们的土地和水源,他们只不过是拿回了属于自己的东西。在这样的解释中,一个“勇敢”的偷钢者,一个发明了新的偷钢方法的人,仍然会成为村子里的英雄。村民也会在新的生存方式中依然保持着尊严和意义。然而,我相信,即使没有外力的打击,即使攀钢继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的生存方式也是不能持久的。因为这种新的解释可以蒙骗自己一时,却经不起长久的推敲。虽然在村子内部,他们可能还会理直气壮,但是出了村子,他们就会遭到质疑。他们需要耗费大量的口舌才能让人相信,他们偷得合理。我也相信,村里依然会有一些“古板”的人,不肯接受新的解释,不肯加入到偷盗的行列中来。

  可是,要通过什么样的解释,才能让拐卖孩子的从业者消除内心的罪恶感,并获得价值感和成就感呢?据报道,在云南很多地区,拐卖婴儿的活动非常猖獗,卖孩子就像卖白菜一样。两个素不相识的人贩子第一次见面就可以当街谈“货”论价。生意越做越大,手段越来越狠,从贩卖到拐骗,从拐骗到强抢。同时,还有些地方自生自卖!

  一个人偷东西,我们可以说这个人有问题;一家人偷东西,我们可以说这家人有问题;但是,如果整个村子,很多村子都偷东西,“光明正大地”偷东西,那一定是社会的某个环节出了问题。而偷窃的对象竟然是婴儿,这个问题就严重得无以复加了!

  孔夫子说:“礼失求诸野。”当国家的整体秩序丧失之后,还可以到草根处找回社会重建的根基。野火烧尽之后,只要草根尚存,就会春风吹生的那一天。最可怕的是草根烂了。

  官员的腐败会对一个国家造成直接的危害,知识分子失去操守会使一个民族看不清道路、找不到方向、丧失活力和动力。但是,如果草根阶层整体失去了对自己生活意义的肯定,失去了自尊,失去了内在的道德感,将是一个民族的灭顶之灾。此顾炎武之“亡天下”之谓也。

  官员的弄权让我痛恨,而当农民集体地失去了缺省配置的质朴和良善,吃的菜不卖,卖的菜不吃的时候,乃至于有整村贩卖婴儿的事情,则让我脊背发寒。

  诡异的是,我现在所奢望守护的传统,它最大的破坏者,正是我曾经相信的那种超越文化、超越民族、超越地域的冥冥中的标尺。传统有大有小。真正流淌在每一个个人血液之中的是本乡本土的小传统,这些各不相同的小传统才是我们的草根得以生存的土壤。然而,在标度着进步、发展的冥尺逻辑之下,甚至连大传统,比如中医,都不得不包装以现代话语才能苟延残喘。那些本来在大传统之下就没有多少话语权的小传统,更是被直接冠以愚昧、落后、迷信等一系列否定性的符号。当这种冥尺逻辑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尤其是在与国家意志结合起来,被强行推广之后,传统的土壤就遭到了全面的流失和沙化!

  礼失求诸野,当我在大山深处,依然能够见到乐于放羊的人群,依然能够见到日日歌舞的人群,我感到欣慰。我相信那是我们未来文明的草根。只是,在日疯一日的全球化和现代化的飓风之下,这些草根不要说绿满天涯,它自己还能存活多久呢?

  一个民族要有传统。

  传统使我们获得了有别于他人的特殊品性,构成了我们的文化记忆,使我们成为我们而不是旁人。它把我们和本民族久远的历史连接起来,使我们感受到自己是一棵有根的大树上长出来的叶子,而不是现代化潮流之上的浮萍,全球化列车上的齿轮。

  只有民族共同延续和尊奉的传统,才能使我们获得生存的意义,获得尊严。拥有自己的传统,并为自己的传统而自豪,这是一个民族得以延续,得以生长的根。

  保护我们的传统,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保护我们作为自己而不是作为别人的未来。(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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