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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书之:惊动中央是地方政事破解之道?


2006-08-09 08:29:06         华夏经纬网

  西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长安分局,利用更名挂牌之机索取涉药单位赞助费,中央纪委、陕西省纪委、西安市纪委组成联合调查组,严肃查处这一严重违纪问题,分局主要领导及相关人员已经受到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华商报》8月3日)
 
  看到新闻,笔者有些吃惊。所惊之处不在于开门收“红包”的嚣张,而在于对于这样一起情节并不复杂,是非相当明确的事件,竟然又“惊动了中纪委”,又一次是由一个“中央级别单位牵头”的调查组,给出了一个处理结果。

  一段时间来,由中央部委介入或牵头的“中央级”调查组频频出现:从比较复杂的“哈尔滨天价药费事件”、“齐二药假药事件”,到算不上复杂的“陕西潼关乱收费事件”、“药监局索贿事件”,甚至到一个中等城市搞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猪肉价格畸高事件(8月6日《新华每日电讯》),都需要中纪委、最高检或国务院相关部委的调查组、检查组一竿子插到底地处理,才能期待给出一个明确、正义的说法。甚至像农民工欠薪问题、农产品难卖问题,眼睁睁地存在那儿许久无人过问,直到国务院总理表态了,发火了,地方上才肯“动一动”。

  这绝非正常现象。当中央部委的专案组、调查组频繁从北京派往各地,既表明了中央“将政令送出中南海”的决心与国家得以善治的信心,也从另一个层面显现了一些地方政府在执行力上出现了问题。

  有人说,治大国如烹小鲜,但笔者窃以为,大国实现大治,更像是考试做题。有过考试经验的人都知道,百分试卷,大题有大题的做法,小题有小题的做法,一旦用做小题的方法敷衍大题,或用做大题的手笔解剖小题,便离“考不好”不远矣。治国之道,亦同此理。

  泱泱大国,政事千头万绪,有国家大事,亦有日常小事。在现代政治的框架下,各有其解,各司其职。并非说中央部委就不能亲力亲为,亦非说地方政府就只能纠缠于鸡毛蒜皮,而是按照一般的权力资源配置来说,中央部委更应该做好全局性、调控性的问题,对地方机构做好指导,而不是如同一个“救火队”一样,在全国各地疲于奔波,去应对本该在省市一级甚至是县一级就应该被解决的问题,比如说猪肉价格问题。

  可以看到一个不良的倾向: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地方上是大事,全国性只能算小事,在地方的调查中,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一通折腾之后,关系到数万人利益的“大事件”被越做越小,搞得一塌糊涂,到头来不得不由一个级别更高也更庞大的调查组全面介入,正本清源。是地方上真的做不好吗?我看未必,更多的是地方利益的瓜葛之下,地方政府不作为或乱作为罢了。长此以往,一些地方政府便更加懒惰起来,只要中央不批示,只要上级不愤怒,就可以得过且过,甚至有了上级部门的三令五申,也阳奉阴违有令不行。

  某些地方政府“大题小做”的渎职冷漠,令中央部委不得不“小题大做”。而这,反过来又培养了地方政府的惰性,使它们越发敷衍塞责起来。毫无疑问,这一状态必须改变,改变的关键,就是“中央级”调查组在不得不“小题大做”的时候,要对地方相关政府责任人,连带问题主体一并追究,一并问责。在调查之余不妨多问问:一个县本来可以解决好的问题,为何到头来市里、省里都没能解决,直到惊动中央?有没有人从中作梗?有没有人涉嫌渎职?

  在有些地方政府眼里,遇事不作为的成本,远远低于积极作为的成本,那么谁还愿意作为呢?正因如此,才更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惩治之道,便是让他们的不作为必须付出代价。当中央政府真的下定决心,加大问责,加大官员不作为成本的时候,各级地方官员便会积极行动起来。比如,SARS的时候,处理禽流感的时候,有了“失职免职”的红线,那时的办事效率不也挺高吗?只有逐级问责的步子迈开了,地方政府“大题小做”与中央政府“小题大做”的尴尬,才能越来越少,直至实现一种体制的良性运转。
 
中国青年报 毕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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