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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学祥:给有骨头的知识分子一个生存底线


2006-10-23 09:34:22         华夏经纬网

  计红梅最近指出,“忧与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2005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委托人事部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开展了“科技工作者权益保障状况调查”。受访的科技工作者认为,自身的权益保障状况仅仅比个体户、工人、农民这三个群体的状况好一些。跟以往科学研究的单纯不同,现在的科学研究已经有了“创收压力”和“商业色彩”。如果申请不到项目,科研人员连生存都成问题。在面临生存的压力时,“忧与惧”就成了压倒许多人的精神顽疾。如果被这种“疾病”控制,除了怨天尤人、无奈哀叹甚至同流合污外,似乎就没有别的路好走了。换言之,就会得“婴儿瘫”或“软骨病”。对知识分子来说,应该有两个最重要的特征:一个是独立性,一个是创造性。

  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虽然大多数都是依附达官巨贾而生存,但也不乏具铮铮铁骨的有志之士。投江而死的爱国诗人屈原,隐居桃花源的陶渊明,独具竹梅风骨的郑板桥,为“戊戌变法”捐躯的谭嗣同,拍案而起的闻一多,宁可饿死也不受嗟来之食的朱自清等。

  中国的文化如此发达、如此昌盛,反被不发达、不昌盛的少数民族搞得束手无策?王富仁的结论是:“因为中国文化的‘肉’不少,‘血’也不少,就是没‘骨头’,过去有的那几根硬点儿的‘骨头’也叫一些酸溜溜的文化给腐蚀了,弄软了。”他认为,五四以后,专注于中国文化“骨骼”的,几乎仍然只有鲁迅一个人。

  弱国无外交。同样,弱国也无科技。科学的发展,技术的创新,人才的培养,是需要国力、财力的,如果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何谈科技的发展?五四以后,中国专注学习西方,尤其在自然科学方面,“全盘西化”是一种必然,没有“骨头”是一种潮流,复制西方科学是不需要中国人的骨气的。中医被排斥在科学大门之外,也是当时的一种潮流。

  现在不同了,中国的发展受世界瞩目,国力强大蒸蒸日上,重塑中国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也提上议事日程,因为我们需要独立的中国科学体系和安全保障,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有别于西方竞争理论的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

  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创造性需要一下生存条件:

  一、国家的支持

  科学的发展,技术的创新,人才的培养,是需要国力、财力的。加大科技教育投入必须注意到重点支持与百家争鸣的关系。百家争鸣是科学的源,重点支持是科学的流。无源而流则空,无流而源则难成势。

  由于国家财力有限,重点支持可以在有限的资金支持下取得最优的发展效果,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由于科学的不确定性,重点支持不可避免地会有纰漏,可能忽略一些有希望的项目的支持,可能导致为获得项目支持而出现“跟风”、作假、科学研究“商业化”的倾向。“汉芯”造价获得大量资金支持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跑项目”、拉关系成风也是一个基本事实。因此,要注意科学研究的源与流之间的关系,应该在百家争鸣的基础上,实行滚动式的重点支持,既保障科研工作者的基本研究经费(资料费,版面费),又实行项目无申报的优选方案(如诺贝尔奖的评审方式,评审机构从科研成果种选择最优成果予以资金支持,并随科研发展增减研究人员和研究资金)。让科研人员一心一意搞科学研究。

  刘贤方是美国理工大学(NYIT)商学院副教授、终身教授,负责学校的中国MBA项目,兼任中美一些大公司顾问。他指出,由于研发的不可确定性,投入就不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也无法保证“辛勤耕耘,必有收获”,而是“赢家统吃”。“一将功成万骨枯”,除了侥幸者外都是失败者。那么,科技兴国应走什么道路?在资源紧缺、生存危机情况下,只能集中优势兵力,以解决主要矛盾来带动全局。比如,中国早年在经济极其困难条件下,通过资源的集中使用,取得了“两弹一星”的伟大成就。可今非昔比,以中国当今的综合国力,国家对科研支持的科学方式应是以资金分散为原则,当某一领域获得重大突破时,再由其他来源资金去追加投资,而不应将财力压宝在少数几个项目上。

  正像“考试经济”导致“教育泡沫”一样,“项目经济”也导致“科研泡沫”和大量科研资金流失。摆正科学研究的源与流,实行无申请的项目支持计划,才能有效利用有限的科研资金,实现科学评价的公正、公平和高效。

  二、社会支持

  科学技术的发展取决于社会的科技需求,取决于先富阶层的科学素质。世界强国的一个普遍特征就是富人对科技的大量投入,特别是无偿捐助。美国的盖茨就是一个典型事例。2004年7月美国微软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宣布,他将在今后几年给他的慈善基金会捐款30亿美元。这将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笔捐款。美国《时代》周刊2005年12月18日公布,微软总裁比尔·盖茨夫妇和著名摇滚乐队U2主唱、社会活动家波诺当选《时代》“年度人物”。比尔·盖茨夫妇和波诺分别因巨资捐助疟疾治疗和组织参与“现场八方”音乐会等慈善活动而荣膺《时代》“年度人物”称号。

  社会的价值取向是决定因素。富有、慷慨、公正、无私,应该是人民尊敬和效仿的楷模。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众人物应该像支持“超女”一样支持慈善家和公益事业的捐助人,因为他们为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做出了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富裕阶层的素质,决定了中国的未来。如果他们把科技投资和科技投入当作事业发展和精神享受的最大愿望,那么,他们不仅会赢得源源不断的财富,而且会赢得社会的和谐和人们的尊敬。

  三、国家科学战略的转变

  近来有人发起了“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的网络签名活动,卫生部新闻发言人在10月1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已经对此予以驳斥,明确指出中医药是我国医药卫生领域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非常赞同卫生部发言人宣示的立场。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卫生事业的特色和优势,千百年来,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卓越贡献,目前仍与西医药共同承担着维护人民群众健康的任务,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发起这种网络签名活动,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对中医药历史功勋、现实作用和科学内涵的肆意否定和抹煞。中医药经历了几千年的实践验证,深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和信赖。实践和历史也将证明,这次签名活动和历史上否定中医药的事件一样,只是一场不得人心的闹剧。

  否定中医的科学性是“全盘西化”的产物,同时也表明科学标准的多样性。是以发表文章数量和获得项目金额为科学标准,还是以实践检验为标准?这是关系到科学发展前途的大问题。以发表文章数量和获得项目金额为科学标准的科技研究商业化趋势不仅产生大量“科研泡沫”,而且会导致热门专业畸形发展以及冷门专业和基础科学的断代与失调。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科技造假已经国际化,权威刊物的权威受到挑战,韩国黄禹锡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事例。这个事件的最终结局,只能再次证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医药经历了几千年的实践检验,决不会因为几篇照搬西方科学标准的教条文章而被否定。

  清理科研环境,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中国科学战略转变的需要。钱飞鸣最近指出,安德鲁·法尔和克雷格·梅洛捧得生理学或医学奖,约翰·马瑟和乔治·斯穆特摘走物理学奖,罗杰·科恩伯格登顶化学奖,美国科学家在十月囊括本年度的诺贝尔科学奖。这不由让诺奖情结深厚的国人眼热,但是刺痛国人神经的并非是别人的“大丰收”,而是宽松适宜的工作氛围。众多的评论都引用了关于科恩伯格的评述——“他可以10年潜心在自己的领域内钻研,而没有任何压力迫使他快出成果”。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者似乎没有科恩柏格般的境遇,这种科研“隐士”在中国绝对属于珍稀动物。当中国的科研工作者越来越注重如何将研究成果转化成现实财富时,我们的科研创新体系已经陷入另一种困境:我们可能解决了研究与市场的脱节问题,但是我们同样可能忽视了创新体系中最基础的东西。盖茨式的技术创富英雄变成榜样,这值得鼓励,但是需要警惕的是这种追求变成惟一追求,毕竟追逐创富的心态只会让中国离诺贝尔奖越来越远。

  中国需要有“骨头”的知识分子,但是,其前提条件是提供其生存的基本条件。学术水平是渐进的,不能一年上一个台阶;职称的标准是相对固定的,不能一年一变一年一评。变化莫测的职称评定标准是悬在知识分子头上的“达摩克里斯”利剑,它虽然没有斩下知识分子的头颅,却摄取了知识分子的独立灵魂。

  水平和业绩在局部是矛盾的,在全局才是统一的。淡泊名利者其志高远,蝇营狗苟者逐利眼前。没有板凳十年冷,难得功成传万年! (光明网 杨学祥)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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