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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毅:让穷人不仇富体现中国精英寡头化倾向


2006-10-24 09:02:50         华夏经纬网

  最近,一位曾驻印度的外交官向国人介绍印度,在描述了印度穷人穷得“滴血”的生活现状后,却不无羡慕地写道:可他们并无“仇富”心态。在印度,富人即使再富,也都觉得很有安全感。并提出:在印度,社会贫富悬殊到了极致,但穷人富人竟能井水不犯河水,截然分明,彼此相安无事,这确实值得我们思考。(《中国青年报》10月21日)

  这条新闻登上了当日各大门户网,尤其是在以“高端阅读”为目标的商业频道和财经网都上了首页。从一些回帖来看,很有些高端精英人士对此心有戚戚然焉。但我却奇怪了,这有什么好“值得我们思考”的?难道说为了解决因贫富快速分化而产生的阶层冲突,就希望穷人既不患贫也不患不均,把自己当做一坨烂泥?

  首先需要说明一点,印度的种姓制度并没有国人想象得那样糟。它也有很多优点,是形成与维系印度民族的核心。但无论种姓制度有多少优点,它的效能低下也是毋庸置疑的。当一个社会中的个体无论怎么努力,都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时,大多数的人就会选择不努力。

  其实,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阶层冲突,都会有冲突激烈的时期,也都需要用一整套的社会制度来应对之。最晚到公元前7世纪,印度的种姓制度得以形成。当时雅利安人征服了印度,但被征服的达萨人人数更多,冲突激烈。印度人最终选择了种姓制度这种极端内敛的社会制度路径来应对,以固化社会阶层的方式,最大程度在压制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同时给予相对的安定感。而在中国春秋末年,随着地主和自耕农的大量出现,与原有的奴隶主贵族冲突激烈。但我们的先人选择了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路径来应对,商鞅创立了“首功制”,而从隋文帝到唐太宗到武则天则完成了科举制,他们为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打开渠道,在尽量大的程度上保持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保证了社会的活力。其实对于古代中国,我们最应该感到骄傲的就是,在各大古文明大都选择了固化阶层以应对阶层冲突时(种姓制度是最极端的),我们却创建了阶层流动的制度以保持社会稳定,而这无疑更优。

  仇富当然是不对的,不患寡但患不均的极端表达也是不对的。但是我也觉得这些年来,我们对不患寡但患不均已经过度批判了。因为一件事总有其两面,这种国人心态,虽然在某些外部条件的刺激下会增加社会的动荡,但是在大多数的和平时期,患不均却是整个社会向上和向善的动力,也更是中国这种社会整体架构下的必然产物。因为有了求均的路径和可能,人们才会患不均。在印度的种姓制度下,人口总数60%以上的首陀罗和贱民们,反正也求不了均,也就不患了。

  中国现在又到了一个阶层冲突、矛盾激烈的时期,又需要做一次路径选择了。要做什么选择?其实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前,拉美与美国的差距并不很大,美国的阶层冲突也挺严重,但是随后美国选择了罗斯福新政,给予劳工权利,让下层民众有机会有能力参与决策,从而缓和了对立。而拉美走上了威权政治,把下层民众压“老实”。结果,美国成了世界老大,拉美落入陷阱,至今爬不出来。

  中国人当然要有雄心,作出一次与美国当年选择起码相当,甚至更优的路径选择。这时候,却突然有人说印度穷人的生活态度也“值得我们思考”,还有很多高端精英人士心有戚戚然焉。不得不说,这种“思考”实在是没出息得不成体统了!另一方面,这种“思考”的出现,也说明中国社会精英的寡头化倾向。通过某种形式的阶层固化来解决阶层冲突,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这种思路一旦得势,非常危险,它将使中国陷入一种低效能社会的泥沼。
 
乐毅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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