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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制度约束缺位,举债经济难以为继


2006-10-26 09:32:16         华夏经纬网

  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许多人把印尼、马来西亚、泰国、韩国的遭遇归结到外债,说是这些国家对外债的依赖使它们受重挫,但其根本原因不是它们的外债太多,而是它们普遍缺乏对权力的制度化约束,政府财政和外债被当权者私用。

  相比之下,美国近9万亿美元的国债中,外债约2万亿美元,占近四分之一。而且,从国债规模讲,今天日本国债是GDP的170%,意大利、比利时国债都超过GDP的120%,美国国债是GDP的70%。这些国家没有因高额国债或外债而产生金融危机、社会动乱,可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亚洲国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民国中国以及过去20年里的拉美国家却因国债、外债频繁出现危机和社会动乱,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还在制度资本上,在对权力的制约以及政府预算过程是否透明上。18世纪中叶,英国的国债承受力也远比法国高,前者的人均国债高于法国,但那种高负债不仅没拖垮英国,反而是英国的国债利息只有法国的一半左右,根本原因与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之后所巩固的宪政制衡有关,那次革命之后英国王权受到议会的进一步制约,使国王不能随意征税、不能侵犯私人财产,财产税等只能由议会立法。由于议会更能代表社会的利益,并且其立法与决策过程也非常透明,这使证券投资者对政府有充分的信任,因此很愿意买英国的国债,相比之下,西班牙、法国的王权不受制约,国王的决策过程又不透明,多次对其国债赖账、拖欠利息,这些都无法让投资者对集权政府有信心。由此可见,一个国家是否能长久靠赤字加国债发展跟其制度架构分不开。

  在经济增长的初期,增长的确可以是粗放式,甚至可以充满贪污腐败,但如果政府投资回报长期低于公债利率,如果财政被长期用于挥霍性形象工程并为贪污腐败提供基础,那么靠赤字或靠税收支持的财政开支只会是无谓地烧钱,使中国的负债能力快速下降,带来社会动荡。

  因此,中国一方面应减税,至少应该控制税负增长,藏富于民,并同时进一步让政府退出经济,让市场真正发挥作用,提高民间创业与投资回报,另一方面可继续依靠国债促进发展。但是,这两方面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先行,否则财政赤字和国债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小,靠赤字发展就无望。
 
来源:南方报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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