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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怀宏:中国官员的总量何以严重过剩


2006-11-02 13:11:19         华夏经纬网

  今天“官员”如此之多,动辄数十万(按领导性质的官员计)、数百万(按国家正式公务员计)、数千万(按吃国家财政饭的人员计),主要的原因一是和传统国家形态向现代国家形态的转型有关,二是和今天选拔官员的途径不再那么严格规范,甚至遭到腐蚀,失去选官本义有关。

  上世纪初,胡适从安徽往上海读书,途行上千里,竟然没有看到过一个警察。这在现代社会自然不可想象。现代国家已无法再像古代那样治理,职能的增加和分化、内部治安和外部防御的需要都大大超过了古代,遂使对官员数量的要求也大大增加,甚至在某些方面仍觉数量不够——比方说许多地区总觉警力不足。南开大学教授朱光磊的看法还是有一定道理:在政府官员规模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还不是一般的总量过剩,而是结构性过剩和功能性过剩。“结构性过剩”即所谓的“三多三少”。“三多”指做经济工作的官员、政工及党群干部和用于自我服务的后勤官员偏多。“三少”指从事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的官员、从事财税工作的官员、警察数量偏少。 另外,中央公务员比例也偏低。“功能性过剩”是指,由于中国在传统上过于重视“权力的归属”,而轻视“权力的运作”,政府运行质量不高,从官员内部结构上看,“领导”多、副职多,而“兵”少。

  曾有一个叫胡斌的大学毕业生谈到,他大学毕业后去一个乡镇工作,当时他所在的科五个人,一个正科长,三个副科长,只有他一个科员。还有一个镇,副镇长竟然有24个之多。据估计,我国仅县和县以下由农民养活的党政干部目前就高达1316.2万人。但农民真正需要政府办事的时候却常常找不到人。 中国官场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服务性的、政府该管的事情没人管;而政府不该管的、有油水的地方却常常有多个机构和官员来插手。官多了消费就多,据报道仅机关的车费、招待费和出国培训考察费,全国已分别达到3000亿、2000亿和2500亿元。

  我们还需要注意到一种情况,即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官民比的比值也就越高。据河南《大河报》的一项统计,到1999年为止,陕西的官民比例为1:34;河北为1:40;河南为1:41;山西为1:27;宁夏为1:24;青海为1:22。在山西32个发不出基本工资的县中,有8个县官民比例在1:20以下,大宁县为1:13。更有甚者,陕西省黄龙县是9个农民养1个。

  为什么越是贫困地方的人们越是拼命往“官员”或“吃皇粮”的队伍中挤?这也常常是出于无奈,因为在有些地方的人们且不说想飞黄腾达,而是要获得比较基本的养家糊口,也往往是要进入“官员”队伍之中才有保障。明末清初的顾亭林曾论及为何当时人们拼命要往读书求官的道上挤,是因为当时内忧外患,人们出于生计压迫,为了保证低的也常常得谋求高的,所以,许多生员其实也只是为“免死”而已。但是,当时要“得官”还是要经过逐级的非常严格的科举考试,而今天“得官”却可能是五花八门,虽然有比较正规和正派的“考而优则仕”、“绩而优则仕”,但也有任人唯亲的“血而优则仕”、玩弄权术的“术而优则仕”和巴结上级的“谄而优则仕”、还有赤裸裸“买官卖官”的“钱而多则仕”。而在后一种吏治风气大坏的地方,自然是愈无耻者愈容易“得官”。再往前,则还有“运动出官”,总的说,“得官”相对于古代是要容易多了,进来的口子多了,以后的出路也多了,在这样一些情况的压迫和刺激之下,官员的数量自然也就大大增加。

  破解“官多为患”的一个根本之策可能是大力发展经济,尤其是提高和增广贫困地区的人们的生计和出路,为人们的价值追求不再集中于官场,而是走向多元化创造外在的条件和进行观念上的变革。 同时也应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尤其是选官制度的改革,加强对官员队伍的监督,调整官员队伍的结构和功能。属于现代国家所需的的职能部门,尤其是和法治相关的职能部门的官员数量还需保证乃至增加,但是,超过这些功能的的叠床架屋的设置和人员却应当尽量精简。

  总之,中国官员的总量控制依然是一个必须正视的严峻问题,它在某些方面的缺额应当尽量通过内部的调整和转型来解决。 作者:何怀宏

来源: 中国网

转自:国际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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