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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翊飞:韩国前总理的建议值得三思


2006-11-08 09:00:43         华夏经纬网

    国情的差异并不能成为“学习”或者“不学习”韩国经验的理由,盲目照搬韩国经验当然解决不了中国的“三农问题”,但问题是很多官员去韩国本不是为了学习经验,而仅仅是借其名去公款旅游罢了。

  韩国“新村运动”的基本精神是:勤勉、自助、协同,但我国不少人却片面理解为纯粹的“村庄建设运动”或“国家主导的建设运动”。这抛弃了农民的主体地位,是机械地“读经”。

  你有情,我有意,这是再好不过的事。三万中国官员,去韩国“取经”,韩国友人也乐于“传道”,他们选好了“新村运动”发祥地——庆尚北道作为接待点,成立了国际学校,还在周围“盖起了一栋条件不错的宾馆”。

  然而,这样良好的合作却被韩国前总理李寿成泼了一盆冷水,他说:“中国不必到韩国来学习‘新村运动’。”此话一出,国人多有不解:我们中国官员去韩国“取经”,花纳税人的钱,老百姓早有诸多质疑,但对韩国经济发展总不会有什么坏处吧,难道韩国前总理和中国老百姓想到一块了,却置韩国利益于不顾?然而接着看他解释,却不得不怀疑这只是一场“误会”,甚至并不同意其说法。李寿成先生说“中国农村发展的社会环境已经成熟,而当时(韩国)连起码的发展条件也不具备”,意思即中国当下的新农村建设比当年韩国开展“新村运动”时的起点高,因此不必学习。

  诚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环境有极大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东部地区的一些农村已达到小康水平,而且中国整体经济水平也得到大大增强。相比韩国70年代的水平,我们的条件是要好些。但是,我国农村年人均收入仍低于3000元(每人每天1美元)这个国际贫困人口标准,多年积累的“三农”问题也并未获得根本解决:城乡差异持续扩大、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缺乏、农民的土地权利、进城农民工的权益得不到保障……这些深层次、体制性问题,远比当时的韩国农村情况更复杂、更难解决。

  这些国情的差异并不能成为“学习”或者“不学习”韩国经验的理由,相反,李寿成先生能强烈意识到两国开展农村建设运动的国情差异,对我国却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盲目照搬韩国经验绝对解决不了中国的“三农问题”,此其一。其二,李寿成先生的话中还隐含着一个前提假设,即中国官员都是怀着虔诚的心态去“取经”。这一假设同样值得怀疑。韩国“新村运动”中央会事业局局长宋重根也提醒中国朋友说:找准合作伙伴,不要上了商业炒作的当。从目前媒体报道的信息来看,官员的考察活动由国内6家旅行社主办,韩国人还推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旅游商品”。今年以来,已经有沈阳、上海、长沙等地相继派团赴韩考察。《中国新闻周刊》从韩国发回的报道说,“很多考察团成员并不是主管农业的官员和村干部”。他援引一位官员的话说,“我不明白人事厅厅长为什么要来考察‘新村运动’”。而东北某市村支书老徐谈考察归来后的感受更干脆:“不去不知道,去了吓一跳,花了上百万,啥也没学着。”如果照此情形,那么官员赴韩考察的真实目的就更值得质疑,许多人所谓考察只是走过场,并未领悟韩国“新村运动”的精神,而是打着光鲜的旗号前去游玩而已。

  其三,按李寿成的话说,韩国“新村运动”是着眼于调动农民向往、追求新生活的积极性,鼓励他们在国家少量支援下,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助、合作,发展生产,摆脱贫困。其基本精神是:勤勉、自助、协同。而我国不少人却片面理解为纯粹的“村庄建设运动”或“国家主导的建设运动”。如果这样机械地“读经”,抛弃农民的主体地位,不仅仅没有效果,甚至可能导致负面叠加效应,反而不利于我国新农村建设开展。

  李寿成先生一番提醒,是基于对两国国情差异的认识,自然韩国是有经可取的,只是我们要正视差异和问题,谨慎对待,而不是借取经之名,行公款游玩之实。面对韩国友人的善意提醒,我们尤其需要反思。
 
谭翊飞

来源: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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