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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亮:从利益主体透视收入差距的背后


2006-11-27 09:22:12         华夏经纬网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试行)》,其中明确规定“个人年度所得在12万元以上的纳税义务人,在年度终了后的3个月内必须自行办理纳税申报”。

  这不仅是中央对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进行的一次必要完善,更重要的是首次将目标锁定于“高收入阶层”,其用意不言自明——调节过高收入。然而,社会大众对这项旨在“劫富”的新政策却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平静和冷淡,“无人问津”、“漠不关心”是大部分受访者所持的态度。难道说对于我国当前社会日益凸现的“贫富差距”问题,广大中低收入阶层已经能够“安然”接受?反倒是我们的政府、学者有些神经过敏、过度担忧?

  事实显然不是如此。实际上,我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可能比想象中还要严重得多。社会大众之所以对政府新政策反应冷淡,问题恐怕还在于政策本身。就拿上述文件而言,且不谈“12万元”的定位尺度和在当前财政体制下税款的使用效率问题,仅仅是就所谓的“申报缴纳”过程而言,就难于真正落实到位。收入如何确定?账单在哪里?隐形收入问题?如何申报?到哪里缴纳?谁来监督?……如此种种“软、硬”性客观障碍的存在,使政策的执行本身就存在困难,更不用提达到“劫富”目的,也难怪社会大众所表现出心灰意冷的态度了。

  回顾2006年不难发现,中央针对收入分配问题的相关政策调整已不在少数(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消费税、契税),相关研究性会议更是频频召开。这里我们不可否认中央政府对我国“贫富差距”问题高度清醒的认识和推进改革的坚定决心。但如前所述,这样“相机调整”式的表层制度改革并非完全适合我国当前国情,一些理论体系上可行的改革模式一旦运用于我国当前这个转型期的经济体制之上,往往会产生较大的扭曲,执行下来多半不了了之,甚至与初衷大相违背。

  因此,在分析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这个问题时,笔者试图跳出当今“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二元经济”等主流理论体系构架,从一个新的角度——“利益主体”对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问题进行透视。

  首先,谁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强势”利益主体?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自然联想到了发扬跋扈的敛财者,家财万贯等等,但这似乎不够准确。以利益主体为研究对象的优点在于它不仅涵盖范围宽泛,除金钱外,还包括身份、地位、名誉等不可计量的无形资产,而且突破了阶层和职业的界限,把凡具有共同利益并相互勾结的各社会个体作为集团目标整体考察,这就将关注重点从物衍生到其后面所蕴藏的社会关系。

  随着这层“薄幕”的掀开,一幅中国社会“强势”利益主体的“全家福”也就赤裸裸的展现在了我们面前。其中所涉及人员领域之广、行业之多、关系之复杂不禁令人“叹为观止”。概括地说包括了贪污的政府官员、腐化的大型企业负责人、证券市场的幕后操纵者、资本市场的金融寡头、行贿的房地产开发商、违规操作的金融高级从业者等一切以利益为纽带将权力与金钱相交换的个人。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利益网,我们也就不难想象为何中央的“完美”政策到头来都会落到一个一纸空文的下场了。

  第二个问题,他们如何变为“富人”?

  仔细探究一下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始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也正是我国市场化体制转轨期的真正开始。但与诸多国家市场体制建立不同的是,我国在经济体制转型的同时,保持了政治体制的连续性,相关行政体制完善、法律体制改革没有适时地跟上经济改革的步伐。一些政府机构、行业部门权力过分集中,由此也埋下诸多行政腐败的隐患。

  正是在这种市场体制建立、法律体制失真的情况下,一些个体手中的权力自然成为市场上最受欢迎的政治商品。在利益的驱动下,官商开始勾结,形成了最早的“强势”利益主体。他们往往利用整个团体所具备的政治、经济权力优先获取市场机会和社会资源,为自身牟利,以不断满足其不断扩张的欲望。由此带来的后果自然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贫富矛盾等社会问题凸现。

  而相比于上世纪90年代,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问题则显得更令人担忧。由于行政体制改革的滞后及完善法律体制的缺失,这部分“强势”利益主体纷纷抓住我国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有利时机,在资本和权力的双向运作下,大肆侵吞社会财富,不仅范围、空间有所扩张,而且表现出了家族性、继承性的特征。一位学者甚至一针见血的指出:“中国的精英并不需要转换,而是更上一层楼,直接升级为精英中的精英,并让他们的后代继续成为精英。”

  分析至此,再去讨论所谓的“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显然已经毫无意义。毕竟,如果收入分配体制的主导权原来仅仅是为存在于社会中的那部分“强势”利益主体所控制,那么对一个个孤立的“弱势”利益主体而言,唯一可以做的事或许只能是接受现实。当然,在这样一个混乱的经济体面前,我们恐怕也找不到比“既无效率又无公平”更适合的词语来对其修饰。

  站在重要的历史转折点,我们应该怎么办?

  说到解决方法,有人也许会想到库兹涅茨提出的收入分配倒U曲线理论,并把上述现象归结为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发展的必经之路。这里我只想谈一点,倒U曲线本身的确没有错,但它有严格的前提,就是一个健全的法制体系。显然,就我国而言这样的条件尚不具备,等待收入差距从倒U曲线最高点滑下去的天真想法自然也是可笑的。

  其实,通过全文阐述我们不难看出,上述“强势”利益主体得以生存有一个重要的外部环境——我国尚不健全的法制体系。正是这一“特色国情”的存在为前者提供了天然的活动温床,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为其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

  因此,要解决当前社会日趋凸现的贫富差距问题,究其根本就是两个字:“法治”。这里如果把“强势”利益主体比作是一把隐藏在“贫富差距”现象之后的症结之锁,那么健全法制体系无疑就是开启这把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收入差距问题的那把唯一的钥匙。

  当然,笔者也十分清楚一整套法制体系的构建绝非一朝一夕,尤其是要建立这样一个既适合当前中国国情,又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康运行的法制体系,必然会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但正有鉴于此,我们才更有必要将时间和精力从表层制度的“小修小补”转移到内在法制体系的构建中去,循序渐进,以真正达到共同富裕,社会和谐的目标。


作者:孙亮     

来源:东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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