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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学鹏:金融全球化挑战中国的阶层处境


2006-12-08 10:16:26         华夏经纬网

  对银行控制力愈强的国家,固定资产会大增,但人力要素回报却乏善可陈

  本报评论员 唐学鹏

  判断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真正全面卷入全球化的标准,不是制造业产业链的全球配置状态,而是其金融业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和竞争的深度。从这个意义上说,2006年末放开对外资经营人民币业务的限制是一个重要的时间刻度。它意味着中国真正卷入了全球化的风暴眼。

  围绕着这个全球化时刻的两大主题是“控制”和“参与”。12月11日将实施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则保证了技术上的控制性,它是渐进主义的产物,力图用逐步削减管制的方式,来缓解外资银行对国内业务的竞争和冲击力度[例如,外资银行暂时只能做1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零售业务——这是控制分流的客户群和规模;外资银行应当于2011年12月31日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例不得超过75%”——这是控制其信贷投放的比重]。

  而中国银行业引外资入股和主动向外股权并购[例如建行收购美国银行(亚洲),工行有意印尼PT Bank Halim Indonesia银行]则体现了中国银行业“参与”全球金融资源再分配游戏规则的意愿。

  中国的“控制”和“参与”的背后核心力量是政府对银行的所有权。实际上,对于新兴的工业国,无论是东南亚国家、印度、拉美国家以及墨西哥,在拥抱“金融全球化”的时候,都强调了银行所有权的“政治性”而不是开放性,他们都是经济学家格申克龙(Gerschenkron)的信徒。例如巴西,依靠民主制度掌权上台的卢拉政府通过控制银行的信贷,对其支持者提供就业,补贴和其他利益,而支持者则用选票来报答。而在另一些国家,政府则会补贴国有企业以及一些有裙带关系的商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金融全球化战略里,“控制”在级别上要高于“参与”,原因不是因为所谓的“制高点”和“民族金融业的独立”,而是获取利益的方式决定的。

  经济学家拉·波塔和施莱弗对世界上92个国家(其中大部分是新兴国家)的研究显示,虽然,新兴国家有“参与”金融全球化的渴望,进行了部分剧烈的私有化改造,但是政府对银行的控制力还是普遍存在着,政府控制银行资产份额的世界平均比例是48%,像东欧一些国家和中国,虽然引入了大量的国外银行资本,但其控制力的平均份额依然在62%以上。而国家的控制力同金融体制的成长性呈相反的关系。另外,他们发现,对银行控制力愈强的国家同较低的生产率增长相关,但却带来很高的资产和要素积累。换言之,固定资产可能会大幅增长,但人力要素回报(“活性”增长)却乏善可陈。

  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个国家进入金融全球化的阶段,会产生“抵押品教条”。即银行业往往用全球标准型的财务方式来看待借贷人群。土地是金融全球化阶段里最好的抵押品,其结果是土地作为抵押物的价值肯定会急剧放大,最终土地由风险的抵押者变成了风险的制造者。

  而那些乡土的用社会学分析方式看待借贷关系的银行,因为其规模弱小或者收集信息的成本较高,在这个阶段纷纷破产或者转向更冷酷的国际模式。于是,那些没有抵押品的穷人在金融全球化的阶段更容易“脱媒”,他们发现这个世界的借贷文化比过去更苛刻和残忍。他们中的一些人很可能在金融全球化阶段变得更贫困了。

  至于中国城市里的中产阶层,他们要承受两个压力。一是人力资本要素回报的持续性低下,这意味着国民经济的产出成果凝固在固定资产上,于是他们未来的工资水平将增长缓慢。另外,他们还要承担“抵押品教条”带来的泡沫风险,如果他们想变成小企业主,则要拿出抵押品。同时,土地作为“抵押品教条”里的核心内容,将会让他们消化房产泡沫的风险。所以有时他们的不快乐是有道理的,他们的不快乐来自一些不公平,而他们比其他弱势人群有更敏锐地感受不公平的能力。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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