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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刊五问2006:中国需要孔子加章子怡模式


2006-12-30 09:29:52         华夏经纬网

 
  “新长征跟耐克鞋接轨,正义路跟华尔街接轨,二十四史跟二十六个字母接轨,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跟芭比娃娃接轨……”,2006年,“中国,向前!”2006年,我们仍然走在大路上。

  “Made in China”遍天下,中国人你为什么得不到尊重?

  对内和谐中国,对外则和谐世界。仅仅输出孔子这个“和谐使者”是不够的,展现中国软实力需要“孔子+章子怡”模式。

  2006年,一条以不停行走为主题的洋酒广告频频闪现荧屏,该广告的中国版结尾高诵:“China,keep walking!”

  “中国,向前!”在11月的第一周,中国先后接待了58个国家的首脑。这种创纪录式的外事活动凸显崛起中国的影响力。中非和东盟两个峰会上,中国是众所公认的主讲人和“老大哥”。

  年初,美报的一篇报道《一个美国家庭抵制“中国制造”近一年后终于发现“没有中国产品的生活一团糟”》,被《参考消息》转载用来说明“Made in China”对美国人日常生活的渗透之深。近年来,美国家庭中还流传着这样的故事,“小时候,我常听爸妈说:‘儿子啊,乖乖地把饭吃完,因为印度和中国的孩子没有饭吃。’现在我则说:‘女儿啊,乖乖地把书念完,因为中国和印度的小孩正等着抢你的饭碗。’” 畅销书《世界是平的》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告诫西方,扁平世界正将东方人的后发劣势抹平——东方人正在抢西方人的饭碗。

  2006年的中国机场响彻着“砍成本!砍成本!砍成本!”的声音,候机厅书摊上,一位跆拳道出身的老板兜售着他的“成本之道”。尽管自主创新和科学发展成为本年度政府工作报告的主题辞,但中国价格和中国成本仍是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杀手锏。欧盟等西方国家纷纷在贸易上围堵中国。西方要求中国做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称各经济利益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要受到其他利益主体的制约,不能无限度地任意扩展。西方输不起所以只好诉诸贸易壁垒。中国人突然发现,自己是世界上最讲自由经济的国度。

  深圳华为公司立志将“中国的华为”提升到“世界的华为”,更换LOGO,将原带扩张性的放射状图标改成蓝底的八朵花瓣,国际化但更内敛低调,更具“和谐生财”的东方理念。华为将竞争对手小心翼翼地尊称为“友商”。

  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的征途比其产品更加不平坦。跨国并购多数以失败告终——联想并购IBM付出高昂代价,而TCL并购法国汤姆逊,海尔并购美国美泰,则以失败告终。法报以嘲笑口吻刊载《不能喷火的中国龙》——与印度象的成功海外并购相比,中国年轻的龙还不能喷火——他们大多具有国有背景,喜好并购大企业;缺乏国外经验,不擅长英语工作;不懂国外法律及文化,很难留住被并企业一流人才……

  一名上海男游客假冒的“阿迪达斯”运动包在法国机场被“品牌监察员”拦截并当场没收。游客一旦被抽查到携带假冒名牌产品出入欧洲境内,可能会面临单件500欧元、10件以上30万欧元的高额罚款。该报道在国内引起了极大震动。

  一些国外旅游景点出现了中文警示:“请便后冲水”、“请安静”等字样。为免丢脸,中央文明办和国家旅游局联合发布了《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

  中国人靠什么赢得世界尊重?四次访华的法国总统希拉克,作为中国大诗人李白的仰慕者,表示退休后要专门为李白写一个电影剧本。迄今为止,中国向西方输出文化符号中最成功的算是孔子。他的“What you do not want done to yourself do not do to others”(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被印在《福布斯》企业家箴言录上。在西方,龙基本上是一个恶魔,所以中国改为选择孔子这个和蔼的老者来担当国家文化使者。在文化象征问题上,与“普世”的国际接轨中国尚有许多功课要做。

  硬实力使人怕你,软实力让人服你。中国凭什么在未来维持发展优势?文化才是未来的经济。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约瑟夫·奈创造的“软实力”一词15年后在中国大热。

  与贸易顺差相反,中国的文化逆差令这个文化大国尴尬。多年来,中国图书对欧美贸易逆差达100∶1以上;进口大量好莱坞大片和影视剧,出口的却屈指可数。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著书称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

  国内,一场“孔子不如章子怡”的网争一度甚嚣尘上。北大教授张颐武在接受《新周刊》采访时说,中国要在全球增强文化影响力,就应该像重视孔子一样重视章子怡。网站偷换概念成“张颐武认为一万个孔子不如一个章子怡”,于是网友痛骂张“死不要脸”。而张的原话是:“传统文化的精髓要通过大众文化的出口才能流传出去。一个姚明,一个章子怡,比一万本孔子都有效果。”

  今年,一本小书《人体使用手册》被当作礼物送给亲朋好友,据花城出版社介绍总量已突破60万册,且还在上涨。从送礼就送脑 白金到送健康书,表明传统中医养生理论正在找回市场。网上闹起了废除中医的签名运动,称中医徒有其表、不科学,应遭废止。而此时,聪明的韩国人则悄悄将“韩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这是继韩国“端午节”申遗、日本“风水”申遗之后对中国民众的又一强刺激。

  2006年的电视屏幕,儿童节目被日本动漫占领,女性节目则被韩剧占据。韩国的“大长今们”为其国家营销立下汗马功劳。据统计,中韩贸易逆差245亿美元,正好是韩国对日本的逆差额。韩国人把从中国人那里赚取的钱用来买了日本货。

  改革开放28年了,如今谁是你的利益攸关方?

     2006年的话语圈交织着富者的傲慢与贫者的偏见,每遇话题就火药味十足,一触即发。一个公平的社会机制会随着经济增长自动生成吗?答案是否定的。

  “地产超男”潘石屹发现电影《疯狂的石头》中的大坏蛋是位开发商,且长得与他本人还很像。在与潘的PK上,清华大学副教授周榕力陈“地产商四宗罪”:价值观上崇尚拜金主义、宣扬享乐主义的生活观、将社会分化对立推到极致以及崇洋媚外、追求复古、对时代文化缺乏自信等,因而他们“与人民为敌”、“宣扬拜金主义和腐朽的生活方式”,将“最终自绝于人民”。

  胡润本年度百富榜仍然少不了地产商们的身影。广州媒体揭露其中一位“百富”欠税2800万迟迟不缴。国家税务部门抽查的结果是地产公司隐瞒57%的利润。地产商的负面新闻因暴涨的房价和腐败的官员频频抓住人们视线。以致形成错觉,即以地产商为代表的“企业家”们成了时代的“敌人”。“我是一个商人,我不应该考虑穷人。如果考虑穷人,我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就是错误的。因为投资者是让我拿这个钱去赚钱,而不是去救济穷人”,以任志强为代表的经济精英就是这般陈述自己的社会责任的。

  年初,上海东方卫视的一档“财经郎闲评”节目停播。在长达一年的有关国有资产的争论中,经济学家们成了替罪羊。“20年的改革,谁分享其利?”如何看待改革的成本与阵痛?近年的改革反思潮,主张改革的经济学家首当其冲。以至国家领导人又一次重申“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定和信心”。

  改革共识尚存在否?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认为,利益群体已成扭曲改革的一个基本因素,在此扭曲下,每一次涉及大多数人利益的改革最后往往都变成一场利益或财富的掠夺战争。医疗、教育、住房三领域改革成“新三座大山”即源于此。不公平感让改革共识破裂。

  更有尖锐的观点认为,当下的中国社会,是结构定型、精英联盟、赢者通吃。任何原始积累的资本都会滴着血污,富人的“原罪”说正在被淡忘,他们甚而一改低调做派,挺身走近舆论焦点争夺话语权。

  波士顿咨询发布《2006年全球财富报告》,中国成为财富增长最快的市场,百万富翁数列全球第6,从上年23万人到今年的25万人。《南方周末》就中国内地富豪作过调查,人均拥有22.02亿人民币的富豪们,半数认为财富带来不安全感,约1/3更认为“人生无常”。

  美国国务院制定了美国人海外旅行行为准则,其中就包括:无论你心里怎么想,你的言谈举止都应该谦虚谨慎。在许多国家,任何形式的炫耀都会被视为粗鲁无礼。谈论财富、权力或地位——无论是公司的还是个人的——都会引起对方的不满。电影《好奇杀死猫》中,有一个镜头颇耐人寻味,穷保安逼富太太看他数钱,直到数完为止。

  比尔·盖茨庆祝50岁生日时宣布将“捐出所有个人财产”,称财富“不仅是巨大的权利,也是巨大的义务”。这位爱坐经济舱、喜欢打折商品迄今已捐出四成财产用于公益事业。今年“世界二富”巴菲特紧随其后,将其85%资产370亿美元捐给以盖茨夫妇命名的慈善基金会。

  市场经济还需要道德基础。“心中的财富才是真正的财富”,李嘉诚发出晚年感慨。新近过世的“红色资本家”霍英东晚年敢说“从没有负过任何人”,他已将自己大部分资产即150亿捐给社会,内地遍布以其命名的馆所。如果爱国需要行动或指标,“红色资本家”和网络愤青谁更爱国一望便知。

  理想主义者错误地把一种不可能的社会责任赋予到中国富人身上;错误地幻想一个因改革而崛起的财富阶层会自觉带领中国走上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一个公平的社会机制会随着经济增长自动生成吗?中国何时能出现一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银行家尤努斯,提供平民小额贷款使千百万人摆脱贫困?

  改革开放第28个年头,社会声望最差的与社会财富最多的是同一群人。中国仍处于原始积累时期,初级阶段尚漫长。中国没有正统意义上的宗教,中国现阶段甚至缺乏一个维系人际关系的主流价值观。那么,富人的悖论是:在被妖魔化的社会里,我的行善图的又是什么呢?

  如果借用一下美国人提出的“利益相关者”概念,应有的尊重与应负的责任对等,应有的慈善与应得的赞誉对等。那么,“博弈”是唯一的选择。当个人境界或是社会公平机制还远未达到理想状态时,人们只有一次又一次地、公开而透明地“博弈”,直至各方利益均达到最大化。

     概念被媒体炒滥了,“中产”却为何难以在中国形成?

  只要特殊利益集团横贯于社会上层,令社会结构板结而难流动,那么,所谓全民皆富的成熟社会,所谓中产梦就是一个画饼。房奴、学奴、医奴等现象就将长期存在。

  8月11日,北京海淀的无证小贩一刀扎进城管副队长李志强锁骨与咽喉之间,为了一辆谋生用的三轮车崔英杰这个曾经的优秀士兵沦为杀人凶手。城管与小贩的暴力冲突的案件每天发生,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坦言,“不妨在保证城市秩序的前提下,给他们一些合理空间。”

  电视屏幕上的励志广告宣称“只要继续努力,一定能走出困境”,但当社会大结构失衡时,个人的努力往往是徒劳的。去年全国倒闭了30万家企业,1994-2004年十年间,770万家个体户消失。一边是大量小企业和个体户倒闭、挣扎,一边是垄断企业利润福利蒸蒸日上。“垄断猛于虎”,它不仅仅让曾经“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更富,而且排斥竞争,通过无情挤占原本就不宽裕的市场资源,享受着更多的政策、资金、资源优势。更关键的,妨碍了原本脆弱的中产阶层的形成。

  中国的中产阶层为何千呼万唤不出来?当美国总统小布什鼓励热衷储蓄的中国人多买美国货时,他可能不知道,中国人的储蓄属“预防性储蓄”,中国人哪能像美国人那样后顾无忧。

  社科院报告指出中产阶层每年将以1%的速度增长,现阶段中产阶层约占就业人口的15%。关于“中产阶级”的流行定义是这样的:从事脑力劳动,靠工资及薪金谋生,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有一定的闲暇,追求生活质量;同时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然而,中产的另一面则是“压力阶层”,他们被概括为“十大焦虑”,如社会转轨期的仇富替罪羊、工作狂变成了过劳死、从小资情调跌入机械生活、时尚攀比成为阶层压迫、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顶梁柱和利益集团霸王条款的受害者等等。为普通教授“哭穷”的北大副教授阿忆因在其博客列出4786元的收入而被网民骂了个狗血喷头。

  “成为房奴那是活该啊。”房价暴涨之时,地产商们还忘不了给中产们的伤口上撒把盐。深圳市民邹涛愤而掀起“不买房行动”,网上签名者达3万人。全年除上海外,房价还是一个“涨”字。无论是监管的官员还是“好心”的学者都在暗示一个事实,房价涨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中产们哭诉,“房奴、车奴、医奴、学奴……接下来是啥奴?”再优厚的收入与高昂的医疗费用与攀升的房价相比,都不过是杯水车薪。京沪穗鹏四城白领调查,感觉“压力大”排位为:上海67%,深圳64%,广州46%,北京45%。另有数据表明70%的白领处于亚健康状态。

  中国经济正面临上个世纪香港80年代的窘境:楼价升、薪金升、工业原材料价格升,但由于国际竞争产品价格却无法加价。所幸香港遇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将制造业成本内移,使香港中产阶层求得上升空间,延续数十年繁荣。而在中国中产中,只有IT新贵们一度造成新型知识分子阶层掌握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假象,其实基本面远非如此。

  一个电力局的抄表员被爆年薪10万。电力部门发言人称高收入合理合法,是经20年改革努力得来的。经济学家吴敬琏一针见血地指出收入不公两大原因:腐败和垄断。煤、电、油、运行业的“十二豪门”囊括了央企总利润的78.8%,其员工工资是全国平均工资水平的3到4倍。“豪门”单位的姑娘小伙子们,向来是介绍对象的“抢手货”。由此看出中国基尼系数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个人收入差距更多源于集团收入差距。六中全会定调要防“特殊利益集团”破坏和谐。传媒用一个新词“福利腐败”来表述中国这一特殊“国情”。

  中国历来就是个“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国家,有一派励志观以为穷人“重要的是要有雄心壮志”,穷人之所以穷,很多时候不是因为没有梦想,而是没有去把梦想变成现实。最新研究表明,当前,社会结构基本定型,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越来越难,由于各种起点不平等的社会壁垒造成“穷人的后代还是穷人”。所以中产“长不大”、“没有后备军”,中国的中产路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中产阶层是社会中最安定的人群,理论上有“国家的稳定器”之称。然而2006年成了“国际中产愤怒年”,泰国政变,台湾倒扁,匈牙利、韩国游行均源于中产们的愤怒。各国特殊垄断利益集团不同,但中产们的相对剥夺感是一样的。1900年美国开始中产革命,一系列新政的宗旨不外两点:经济上反垄断,政治上还政于民。

    学者都“超男”化了,还有多少历史未被戏说?

  历史被恶搞了,文化却阳痿了。我们能从历史中学到什么,可能是宽容。解决文化赤字问题首先要宽容传统文化。

  易中天当真像其名一般如日中天。这位年届六旬准备退休的厦大教授成2006年的一个现象,“只用司马迁十分之一的功力”就暴得大名。他的签名售书要动用100名警察维持秩序。知识价值的评判标准变了,过去是学术性和著作等身,现在是出镜率。

  人人都拿历史说事儿。无论是电视剧还是学者讲古,清朝皇帝大多勤政爱民,借古喻今的意味明显。反感者重提五四时期的“科学”与“民主”精神。易中天的《品三国》说白了就是讲“权谋之术”嘛。但是你不能无视那个庞大的市场。

  2006年的博客运动让人人都充当“知道分子”。中国1.3亿网民中有1/10开了博。世界被拉平了。一千多万博客总比一小群专家更聪明。理论家概括出群体不沦为“乌合之众”的四个条件:观点的多样化、意见的独立性、背景的分散化和有效的集体决策机制。

  鲁迅逝世70周年时各种缅怀文章铺天盖地。凤凰卫视所作的《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披露,鲁迅曾对左翼青年冯雪峰说,“将来你们掌权了,我会不会去扫大街?”网络时代老先生不一定会扫大街,但一定会成为网络风云人物。在点击率的喧嚣与网民的骚动之下,任何愤怒,虽一时引起口水和板砖横飞,但最终会被消解。人们的兴趣就像新浪博客头条,仅能维持一周。

  新浪等门户们创造的中国式“资讯超市”成为涉取新闻和知识的最佳途径。浅阅读,浅思考,浅交往。网络时代谁还读书?1912年前,中国人总共造书约10万种;1912—1949年,中国人又造书约9万种;而2006年,两岸三地中国人所造的书比前两阶段的总和还多。读书的人却越来越少,中国人均每年读的书不到一本。排行榜上金庸占据首位。

  文化部前部长刘忠德三批超女破坏教育、玷污艺术、毒害青年。李银河称建议取缔超女是专制时代遗风,人民有低俗的权利。最后结果是,湖南卫视的“超女”要等到竞争对手初选完毕才予以开闸,并须遵从种种限制。上届超女湖南卫视的广告单价一度超过央视,敢于挑战央视霸权没有好下场。

  李银河对于“多边恋”、“一夜情”、“乱伦”等敏感问题所持的态度,引发争吵和辱骂。李在博客上称“好心当成了驴肝肺”。“换偶行为应受保护”、“聚众淫乱罪应终止”,五成网民认为换偶“可以接受”,夫妻一起出轨只要符合婚姻契约,“可以娱乐一下”。

  “中央一套”被民间申报注册为安全套商标令央视震惊,有评论指不必大惊小怪,因为“这是公民的权利”。七夕节那天,广州天河一对假扮牛郎织女打着印有“计划生育政策好,只生一个幸福多”的安全套招摇过市,遭保安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驱逐。

  恶搞泛滥变成一种恶俗的文化垃圾,但不啻为某种意见表达方式。网民认为,凡是某些官员看了不笑,网民看了大笑的才是真正的恶搞精神。最终规定出台,“视音频节目”属广电总局监管范围,仅授权几家门户网发布。中国恶搞有市场,可却造就不出YouTube式传奇。

  陈凯歌的《无极》、冯小刚的《夜宴》以及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直奔奥斯卡,沉寂多年的王朔批评说“中国电影从来没像今天这样媚外过”。这些瞄准奥斯卡的古装大片,动辄上亿制作,绚烂的画面难以掩盖电影理念与主题的苍白,却逃避着现实的冲突和批判,属文化阳痿。

  文化断根最后要付出代价。画家叶永青在“始乱终弃:2006中国的社会学图像”一文中写道: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中,让我们沉醉的是它的激进因素,是那种将过去一股脑扔进“历史的垃圾桶”的豪迈。始乱终弃,如猴子掰包谷式的进步,为了一个更光明的明天,我们尽可以对昨天与今天毫无眷恋,甚至残忍异常。粗暴地理解历史,将世界看作一幅实用主义图景,把任何事物都看成手段,但是,最终我们要承担缺乏生命意义的痛苦。

  新长征路上的和谐,21世纪什么最缺?

  别人300年的焦虑压缩在我们这30年内承受,每个人都像是吃下市场经济的伟哥,欲望最大化必然导致心理失衡。孔子帮得上忙吗?

  “和谐”一词,“禾”与“口”构成,表示“大家口中都有粮吃”;“言”与“皆”组成“谐”,表示“人人能开口表达意见”。除了吃饱饭还要畅所欲言。发改委网上公开征求医改意见,六中全会精神挂到网上,供人评判,“这个文件我100%支持,关键还得看执行”、“腐败不除,社会难以和谐!”以及“和谐社会应该从官员做起”。

  一个喜欢舞文弄墨的普通小职员的一首短信小诗搅得重庆彭水官员心慌慌。秦中飞因讽刺本地政事的“沁园春”被县公安局以“涉嫌诽谤罪”刑事拘留。在全国媒体和网民的舆论压力下有关部门只好放人,秦本人今后的仕途可想而知。

  一个5年没领到薪水的河南民工,驾驶一辆抢来的出租车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疯狂撞死撞伤9人。该名叫艾绪强的民工在法庭上振振有辞,“王府井是富人们买东西的地方”。此类“鱼死网破”案件屡见报端。艾绪强的出现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当下社会无不弥漫着某种死磕气氛。民工跟包工头死磕,员工跟老板死磕,网民跟地产商死磕,导演跟戏说者死磕,绯闻女友跟大腕死磕……

  “让社会的空气湿润一些”,柳传志在深圳企业家峰会上说,因为空气太干燥了就会着火,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

  中央将建立和谐社会喻作“新长征”。比起带部队爬雪山过草地,新时期的官员贪腐、社会分配不均等“不和谐”问题,需要更大的耐心,过程更漫长。公平的价值理念能从中国改革过程中内生出来吗?答案是否定的。只有制约才能平衡,只有平衡才能和谐。所以和谐应是建立在不同声音之上。

  “十亿生灵在飘荡”,这是蒋庆在凤凰卫视讲演的开场白。作为新儒学代表人物,蒋坚信只有儒学才能救中国。主张孔孟入宪,其首要功能是安顿中国个体生命,然后才是国家复兴,继而从丛林法则中拯救世界。

  上海民办教育机构孟母堂被教育部叫停,理由是“不教授爱国主义”。广州华师附中77岁的退休老太太郑千一则感慨,“为什么不可以在尊重现有教育秩序的情况下推广‘爱人的教育’呢?”

  21世纪的中国最需要什么人?不是经济学家,是心理学家。人人力争上游,工作透支,情感透支,工作家庭难两全,顾此失彼,身心俱疲。现代化中国是世界上自杀人口最多的国家,每年30万左右,占全球自杀人数的45%。专家估计,中国抑郁症患者达2000多万,有心理问题的人数更高达近2亿。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幸福指数”。盖洛普调查表明,中国消费者的总体满意度(相当于“幸福指数”)在过去10年内呈先升后降的趋势:按100分为满分,1994年的“幸福指数”为69分;1997年达到71分,2004年却降到了67分。

  今年地产新政的最后结果是规定楼盘“90平米以下者要占70%”。国外研究显示,穷人与富人混住导致寿命缩短,原因是穷人提高了生活费用,但更主要是心理失衡。

  套用艺人葛优那句名言,“21世纪什么最缺?”这次的答案是“良好的心态”。10月29日,几名年轻人在王府井步行街高举写着“抱抱来自陌生人的关怀”的纸牌,微笑着与主动上前的陌生人拥抱。“北京抱抱团”活动历时1个小时即被警方叫停。

  温家宝总理看望国学大师季羡林,这位95岁的老人说,现在讲和谐社会,除了讲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外,是不是也讲一讲人内心的和谐?(记者 肖锋)


来源: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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