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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凯旋:作家为何成了沉默的大多数


2007-01-08 09:19:04         华夏经纬网

  然而,这十多年来,中国作家却异样地对诸多社会重大问题少有反应,甚至还不及许多普通网络写手,于是在公共领域,近几年才出现了这样一个写作现象:作家成了沉默的大多数,沉默的大多数成了作家

  在文化界,去年11月召开的全国作代会算得上件大事,时隔五年才有一次。不过,公众更大的反应倒是针对会后的一件事情——某个专业作家在网上向新任作协主席发出公开信,为另一个身患重病的著名作家吁请专业待遇,引来网友一片感叹。之前,一个专职作家也曾写信状告签约单位,因为拿不到薪水,他只好被迫当街乞讨。作家成了讨债的民工,总算有了点轰动效应。可同情之余,有人不由得又提出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供养作家?

  回想“文革”后的第三次作代会,曾是多么风光。那时在校园里,青年学子每天关注着报纸上许多久违的名字,私下议论着一些作家在会上慷慨陈词,大声说出民众的心里话。据说,同时召开的文代会的代表,也都常溜去听作家们发言,回来就说,还是作家有思想。作家这种职业,在国人心目中一度是多么仰之弥高。

  如果有人对我说,那其实是不正常的状态,如今文学终于回归本体,大众不再关注作家,正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这恐怕过于简单。去年4月,一些学者聚集武汉,借讨论小说《如焉》,激烈批评时下的文学创作,接着又有一位德国汉学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指责中国作家缺乏勇气。这两件事在民间都产生了很大反响,证明许多人仍在关心着文学。

  在身份社会,做一个专业作家意味着政府给予荣誉、地位和稳定的收入,基本上与社会无关。但从契约社会的角度看,作家与社会还是存在着隐性的契约关系,从前有句话,人民养活了作家,便是此意。国家给作家发工资,实际上是政府代表人民与作家缔结了契约,因此不管这契约的规定如何,在读者心目中,作家就应当替老百姓说话。而对于某些关心民瘼的作家,读者也始终怀着崇敬之心。

  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确立,契约关系开始从隐性转向显性。按照麦克尼尔的新社会契约论,现代契约不仅表现为实在法,也表现为社会的相互关系与规范。凡有收入的人都成了纳税人,这就意味着每个纳税人与拿工资的专业作家之间,已经存在着某种直接的隐性契约关系,是纳税人养活了专业作家。正如罗尔斯所说,社会契约的根源是由于每个人在某方面“中等程度的匮乏”与交换上的“相互冷淡”。从此,如果社会还必须要供养作家,在我看来其理由就只能是,作家具有一般人所欠缺的品质,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说真话的勇气,敏锐的感受力,而不是一种拿薪水的身份。

  既然是纳税人供养了专业作家,他们就有权利对作家提出更高要求。至少作为一个纳税人,我不愿意供养这样的作家,他只是为自己而写作。然而,这十多年来,中国作家却异样地对诸多社会重大问题少有反应,甚至还不及许多普通网络写手,于是在公共领域,近几年才出现了这样一个写作现象:作家成了沉默的大多数,沉默的大多数成了作家。

  也许在潜意识里,正是由于这种隐性契约关系被单方面毁约,才导致许多读者对作家不满。

  这不是苛求,而是专业作家这个职业的内在困境。所以在当今世界上,恐怕也没有几个国家还有这样的制度。在契约社会,如果要供养专业作家,必然会面对公众要求与创作自由的矛盾,哪样都会破坏正义原则。因此,国外的严肃作家大都有另外的职业。而近年来年轻作家韩寒之所以对专业作家、批评家开骂,理直气壮,所向披靡,仗的也便是契约社会给他撑腰,他不拿工资,靠的是市场。

  我们的专业作家应该怎么办?要么拿纳税人的钱,就得为公众说真话;要么不当专业作家,卸下非自愿的社会责任。否则就是这个契约出了问题,仍留有身份社会的痕迹。

  至于我,倒是愿意保留专业作家,因为社会仍然需要作家深刻的思想,敏锐的感觉。但作家应当与社会重新缔结契约关系,这样的作家首先应当关心社会,敢说真话。说文解道之景凯旋专栏

(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

稿源:南方都市报-南方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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