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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季平:老百姓还要为改革再付出多大代价


2007-01-09 10:03:10         华夏经纬网

  2007年1月4日,CCTV《焦点访谈》报道:湖南省汉寿县棉纺厂原团委副书记李红杰,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丈夫是一名教师,自己勤奋好学,曾被推荐到大学深造。但是,由于企业改制,她一夜之间成了下岗队伍中的一员。随之,她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变:丈夫感到与李红杰这样的下岗职工身份不般配,便与她离了婚;李红杰的妈妈也因为女儿工作、家庭的多重打击而生病,仅几天时间就离开了人世。

  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李红杰在政府的帮助下,好不容易建起了一家擦鞋店,可原来厂里的个别职工,到擦鞋店以后,翘着二郎腿、叼着烟卷,不让其他员工擦鞋,非点名要曾经是“厂团委副书记”的李红杰为其服务。李红杰明知是羞辱,也只好含着眼泪,满足这样的“特殊”顾客要求。

  就这样,一个风华正茂的女孩,一个热爱生活、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在“下岗”魔影降临到头上的刹那间,家庭解体了,妈妈没有了,工作中还要忍受屈辱,有泪也不敢大胆的流,只能暗自伤心。

  说句实在话,《焦点访谈》自1994年开播起,10多年来我看了很多期,但从来没有像这期一样,让我的心情感到压抑、感到沉重、尽而感到气愤或者说“上帝”的不公平。李红杰的遭遇深深刺痛我的心,我曾想:世间的一切事物中,还有比夫妻、母女之间更深厚的亲情吗?没有;还有比个人的尊严受到侮辱更让人难堪的吗?没有。可是,为了改革大局、为了企业改制,原本幸幸福福的平民百姓李红杰为此付出了沉痛的、刻骨铭心的代价。

  然而,为了20多年的改革,中国太多的平民百姓都不同程度的付出了代价,李红杰仅是这一群体中的一个缩影。官方数据显示: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的下岗职工最高峰时曾达到3000多万人;2006年2月15日的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公布:到2000年,全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2137万,主要集中在煤炭、军工、机械制造以及劳动密集型的纺织行业。

  除了李红杰这样的下岗工人以外,为改革付出代价较大的还有两类人:一是失地农民,一是庞大的农民工群体。

  2006年3月9日《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说,近年来绝大部分出让交易的土地,是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征用来的集体土地。但是,在收益分配中,农民仅得到总交易额的10—15%;对于农民工付出的代价,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称:进城务工的农民人均年创财富高与2万元,按全国2,5亿农民工计算,一年为城市的发展创造财富5万多亿,但得到的回报仅为40%左右,有的甚至还拿不到工资,多数没有工伤、医疗、养老等保险,连子女上学也受歧视。另据媒体报道:广州的GDP人均达到10000美圆,北京的达到6000美圆,都已进入现代化的发达城市行列,但统计的数据,都是以常住户籍人口为计算依据,公开的把为中国城市发展付出较大代价的农民工排除在外,这不但是对农民工的不尊重,也不符合基本事实。

  自1978年以来,在长达28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几乎没有人否认,中国改革的受益阶层是政府机关、垄断行业、和具有公益性质的公共领域以及一些富裕阶层,而付出代价最大的、利益受损最大的,无论“名词”怎么变化,制度怎么调整,长期以来,仍然是占人口数量最大、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下岗、失业工人和农民及其农民工。

  为什么会出现在28年的改革中,受益的阶层永远受益?而付出代价的群体却永远要付出代价?我们略做回忆,不难发现:

  理论的模糊是一个重要因素。比如“摸石头论”就在较长的时间内影响着改革的进程。这一理论,形象、具体,在改革开放初期得到了大多数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可是,随着改革开放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发现,改革的过程并不符合逻辑。因为按照正常的逻辑,带头去“河”中“摸石头”的群体,应当是风险最大的,而“摸”出路以后,“过河”的人,才是最平安、风险相对较小的人。

  但事实并非如此。“摸石头”过河的群体,不但没有遭遇风险,反而都成了受益最大的阶层。决策层自不必说,就连那些曾经和下岗职工一起风雨同舟的企业经营层,也一同成了“摸”论的“食利”者。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保育钧在2007年1月1日的《经济观察报》披露:到2006年底,全国的民营企业共计486万家,其中的20%多是从国有、集体企业转制而来。这将近100万家的企业,改制背后的辉煌中,究竟有多少下岗、失业职工付出的代价,恐怕很少有人去想;而随之“过河”的群体,本应最为平安,却要承担改制、下岗的风险。

  再一个因素是改革“攻坚”的艰难。主要标志是:以让广大老百姓利益受损的多项改革,基本都已经进行了,比如除了企业改制以外,面向全社会的医疗、教育、住房、供热等,这些所有已经进行的改革,几乎都是遵循当权阶层、富裕阶层受益、普通百姓利益受损的轨迹展开的。

  20多年来,这样的改革几乎改的差不多了,剩下的就是要触及权利阶层或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就称为“攻坚”了。“攻”的什么“坚”?“坚”的实质是“利益”。比如,“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几年之前就提出来了,但是,审批资源减少了多少了?可以说很少,有的方面还提高了进入门槛,名义上是调控“过剩”行业,实际上使一些垄断企业地位更加巩固;还有“事业单位改革”、“扩大对民营企业的进入范围”、“破除垄断”等,皆因触及到权力或利益集团的“利益”,而进展缓慢。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我国的改革目前仍在沿着这样的轨迹前行:当涉及到一些利益集团的“利益”时,当改革的“攻坚”目标难以突破时,新的一轮让老百姓付出代价的“改革”就又开始了:不是吗?资源类价格全面改革,煤、水、电、汽、油以及粮食、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等全面提价。

  为什么这样的改革能够顺利推进?答案很简单:这样的改革不损害权利阶层、利益集团的利益。2006年3月13日,在中国较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张维迎,发表过一篇轰动舆论界的文章《理性的思考中国改革》,该文中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改革要对既得利益受损者予以补偿”。其实,不用张教授的“理性”呼吁,中国改革的历次实践,哪一次损害了“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呢?值得思考的是,在历次改革中总是付出代价的弱势群体的补偿问题,为什么总进入不了经济学家们的视野、或者这方面的声音为什么总是那么微弱呢?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样的改革轨迹还要推行多久?普通的平民百姓还要为改革再付出多大的代价?什么时候轮到强势阶层为中国的改革付出代价或者“作出贡献”?如果一直让付出代价的阶层永远付出代价,“改革”这个词语还是本来意义上的概念吗?

  或许有人会说,你怎么总说老百姓为改革付出的代价最大,不是取消农业税了吗?不是实行粮食补贴了吗?不是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费了吗?是的。老百姓是最容易满足的,在任何一个历史时代,政府关注民生、特别是关注底层民众的任何一个举动,老百姓都会永远铭记。

  不过,取消农业税,减轻全国农民的负担是1200亿(新华网2006年12月27日)、免除学费共需财政支付不足300亿(全国1,5亿中小学生,小学人均140元,中学人均180元)、粮食补贴每亩平均10-20元左右,全国人均1,43亩耕地,按照9亿农民计算,不到40亿元,这样综合下来仅有1000多亿元。

  可是,当你知道我国的行政管理开支,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到2003年,增加了88倍多的时候;当你知道2004年我国的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公车消费总计高达9000亿元的时候;当你知道2006年我国的GDP达到近20万亿、我国的财政收入达到近4万亿的时候;再对照我们本应早该享用的公共财政,你是否会感到“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呢?

  山遮石挡,长江毕竟东流去;风霜雪冻,梅花依旧向阳开。历史总要前进,改革仍在继续,这是客观规律。但是,改革如何减少一些震荡,如何多赢得一些民心,如何让老百姓少受些损失,是非常值得决策部门思考的一个现实问题。我们的社会应当多一些阳光和温暖,少一些类似李红杰那样的泪水和目光。

来源: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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