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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季羡林旧帽未摘新帽又戴


2007-01-15 09:26:29         华夏经纬网

  季羡林先生在新书中要求“摘帽”,随后好评如潮,不但原有的帽子一顶没有摘掉,而且还有更多的帽子向他飞来。这是近日发生的一起文化事件。

  在最新出版的《病榻杂记》中,季羡林先生要求摘掉戴在他头上的三顶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和“国宝”。有人认为季先生是在暗讽学界的功利和浮躁,以劝诫他人。但细读那篇文字,我认为他主要还是在谈自己,朴实而真诚地觉得那些帽子夸大其词,不敢担当,也不愿身为名累,想要自由自在。从季先生长期的学术风格和生活态度看,这是合乎逻辑的。

  摘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的请求公布后,评论蜂拥而来,但是认真对待他的请求内容的文章,我只读到傅国涌先生的一篇(见1月9日《南方都市报》)——讲到他的散文成就的确被媒体拔高了,他的文化、时事观点更值得商榷——其他评论无一例外地继续为他戴高帽:世事洞明、淡泊名利、大美不言、名士风流、道德楷模、大师风范、精神领袖……至于他请摘的三顶高帽,这些论者要么不置一词,要么直言反对,认为这些称号对于他来说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如此恪守道德操守的学界中人,实属凤毛麟角,能不‘宝而贝之’?”

  读这些评论,我发现要得到一个道德大师和精神导师的帽子,似乎比国学大师来得更容易。本来以为,按正常的逻辑,一个人要在专业领域内做点成绩,皓首穷经,总能有所得,但要成为道德高标,并非时间就能赐予。

  这让人想到钱锺书和巴金。他们在专业领域也都有着无可争议的卓著成就,而又都在晚年分别成为精神道德的楷模。钱先生是因为说了一些讥讽时事的俏皮话,来体现他淡泊守拙的态度:“招邀不三不四之闲人,谈讲不痛不痒之废话,花费不明不白之冤钱也”,“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等等。巴老则深切而沉痛地追忆了“文革”,对自己的经历进行了反省,呼吁人们要“讲真话”,提倡建立“文革”博物馆。

  我对这些老人的为人做事都充满敬意,也认为他们的讥讽和呼吁都对浮躁的现实有振聋发聩之功,但是平心而论,他们在精神道德方面,摘获了汉语中几乎所有的溢美之词,其实也是一种未必恰当的高帽。他们本身不是思想家,也并没有像甘地那样苦行僧般地进行道德示范,没有像马丁·路德·金那样为民众的权利而舍身斗争,尤其是他们的晚年都生活在社会急剧变化的中国,但他们对风云际会的现实要么无力发言,视而不见,要么说出“人和政通、海晏河清、灵犀一点、上下相通”这样有谄媚嫌疑的话来。

  和季先生一样,老人们都头脑清醒,有足够的自知之明,知道自己能力的边界,也知道一些庸人在利用自己的声望,他们的讥讽、忏悔和推辞,都是一种回归平常的愿望,也是一种微弱的反抗。但是那些高帽子好比犯人手腕上的手铐一样,你越挣扎它卡得越紧;又像皮肤上的荨麻疹一样,你想抓一下痒,结果更多的痒出来了。

  至此,问题就变成了:到底是谁需要大师?是谁在绑架着耄耋老人坐上神龛?事实上,这是权势者和普通民众的一次合谋,共同掩饰真相,剥夺老人的自由和权利。

  就权势者来说,他们不能做到对所有知识分子都尊重,所以需要一个代表,来体现他们对大师、知识和道德的尊重和推崇;同时也需要一个典型,来满足民众的精神渴求,安抚他们的道德望乡。而民众呢,在看惯官场腐败、富豪不仁之后,在为卑微的生活终日忙碌之后,的确需要这样的安抚,最好就是一个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精神领袖。他们抓住一切机会追寻大师,没有大师就塑造大师。用福柯的理论说,那就是权势者将压迫机制承包给了社会,社会中弥漫着纵横交错、无所不在的权力网,被指认为大师的人无可遁逃。

谁是谁非之长平专栏  (作者系《南都周刊》副主编)

来源:南方都市报-南方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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