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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列:做信息时代的隐者


2007-01-17 10:13:02         华夏经纬网

  走,我们“恶搞”去!

  迄今为止,至少有三本周刊选定的年度封面人物,都和网络有关。美国时代周刊的“YOU”,香港亚洲周刊的“中国网民”以及南方人物周刊的“胡·钰.COM”。显然,不同的视角,都将目光集中在网络以及伴随而来的传播载体和手段,让人难以忘怀的是网络红人的群雄并起,“恶搞”现象的层出不穷。

  网络以及新媒体,让弱势群体、无助个体、普罗大众,直接参与一场前所未有的全民狂欢。

  在“恶搞”以及网络红人表象之下,还有很多耐人寻味的潜台词,需要细心解读。上传性情也好,下载名利也罢,无碍我们对包括网络在内的新媒体的持续关注。

  我们已经进入自我解放的时代,只是多半人还浑然不觉而已。

  这是一种制度的报应,据说,这种报应才刚刚开始。

  杨锦麟(凤凰卫视)

  做信息时代的隐者

  信息时代的人们普遍有种疲惫感。恶搞权威、作家论战、名人官司、桃色纠纷……当我们在互联网上漫无目的地浏览着这些信息,并借机发表见解、表达“民意”的时候,我们固然是在缔造一个意见论辩的平台。但是,当风风火火的事件随着时间消逝之后,我们却惊讶地发现,自己实际上收获甚少,一股失落感油然而生。

  或许,我们已经沦为信息消费的奴隶。

  要避免这种尴尬境地,就要学会做信息时代的隐者,从泛滥的关注和阅读里抽身开来,避免混迹于爆炸式的信息垃圾中。有位作家曾说:“一个人无书可看时就不得不陷入思索。”这句话完全可以引申开来。当我们远离了热火朝天的炒作新闻时,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情思考。

  只可惜,在这样一个现实的语境中,“不去选择”实在难于登天。摘下网线,我们依旧是一只安分的“鼠标土豆”。“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如果这是做一个信息时代的隐者所必须付出的代价,那么,请准许我加入这一行列中去。

  whiteship(华南师范大学)

  请用权利话语来解读李银河的言论

  近日,针对网友的抨击,李银河在网上发表了一篇《国人应当逐渐习惯对一些事有权利做却不去做的现代新秩序》的文章,为自己支持“同性恋、换妻、一夜情”等观点进行解释。文章一出,再次引起了网友的跟帖潮。(《信息时报》1月3日)

  李银河之所以遭受如此之多的误解与攻击,其实最关键就在于反对者并没有与李银河用同一话语体系进行论争,没有用权利话语来解读李银河的言论;甚至连一些支持她的人也犯了同样的毛病,以至于看起来也似是而非。正确看待李银河的言论,就是要与李银河使用同一套话语体系,回到权利话语来进行解读。

  用权利话语来解读李银河的言论,就是要以权利而不是道德等其他标准进行衡量。权利是法律上的概念,是指人们在法律上可以为或可以不为一定的行为;道德是法外的概念,是根据社会群体中大多数人或某一部分人的观念,认为可以为或者不可以为一定的行为,道德很难达成共识,其维系的标准也经常是变幻多端。李银河支持“同性恋、换妻、一夜情”是从权利的角度,只是说法律允许或者应当允许这些行为由个人自行选择,那么,无论支持还是反对李银河观点的人,都应当从这个角度与其进行论争,来说明法律不允许或者不应当允许这些行为的存在,而不是动辄大扣帽子,用道德的理由否认法律权利。李银河的言论也波及部分道德问题,比如她说:“至于一夜情,只要是单身,不仅有这个权利,在道德上也完全没有问题”,这时就可以用道德标准与其进行论争。

  所以,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李银河的言论者,都必须回到李银河的话语体系,用权利话语来进行解读,才能让自己的观点真正能立足。

  杨涛(江西赣州)

  2006:政府懒政流行年

  在我们忙着换日历本的时候,各大传媒的年度盘点也纷纷出炉。在所见略同而又各有高论的热闹中,有一个年度关键词被不约而同地遗漏了:政府懒政。作为一个时评作者,搜索这一年的职业记忆,曾经有难以计数的新闻让我发出“懒政”的感慨;同时,也有难以计数的来自同行的时评文章中赫然将“懒政”作为标题。

  不夸张地说,2006年是政府懒政流行的一年。最典型的特征是:政府部门为了实现一个目的,就可以动用一切资源、使用一切手段、乃至侵犯一切个体权利与个人自由,以求一劳永逸。最典型的例子,当然是这一年数不尽数的“实名制”了。从手机实名制到博客实名制,再到娱乐场所工作人员实名制,自由王国的领土一点点被蚕食。遇到问题,管理者总是最先想到最省事的办法(事实上当然可能并非如此),而不是最合理、最正义的办法,这是政府懒政留给公众的突出印象。

  舒圣祥(杭州)

  三峡好人和最后的骑士

  黝黑得发亮的肌肤,白色的背心,不善表达的嘴巴,嘴上的胡须。农民工的形象。那里是四川奉节,他指着长江中心,说:“那草包就是我的家。”

  中央台的新闻里,三峡工程举世瞩目。三峡移民兴高采烈地搬进新房。他们敲锣打鼓,是党让他们过上新的生活。

  贾樟柯告诉我们,还有一些三峡农民,男人只能够抡起大锤,在烈日下拆房子,而女人只能背起包袱到东莞打工,告别时说了句:“没办法。”

  的确,有时候人们就生活在一次次“没办法”当中。当他们的房子被油漆写上一个大大的“拆”字后,他们就只能够眼睁睁地等着工人来拆房子,完了又等着长江水漫过这座小城。从此,他们失去了历史,在地图上找不着一点痕迹。

  如果不相信电影,那么现实会告诉你更加真实的镜头。

  他们世代在小岛上耕作,种出来的蔬菜粮食运到城里去卖。但自从现代化的大学校园从这里拔地而起,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农田,只能固守着不完整的小村落,并靠摩托车搭客为生。

  电视新闻在歌颂一个小岛十所高校的伟大功绩,但没有记者敢把镜头对准这些村落,以及村里还在活着的人。

  两年多过去,一个辞旧迎新的日子。为了打击飞车抢劫,全城“禁摩”。他们的生存工具,在一夜之间被盖上“非法”的印戳,但村落仍然是拥挤、混乱,寸草不生。

  “我以前是耕田的,又没文化,又没技术,只能靠开‘摩的’每天赚三四十元维持一家最基本的生活,现在家庭已经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地了。”

  怪大学生?怪飞车抢劫的?怪时代、命运?还是……最后的骑士独自坐在摩托上,他问:“我明天吃什么?”

  ……

  甄天蔚(广州)

  警察的特殊待遇

  不要以为警察没被偷过。

  我的女同事们就常常遭遇提包被盗,甚至被抢。不过,警察嘛,自有警察的办法。

  上周末,我的一位女同事在西式快餐店大口吃炸鸡,满嘴流油之后一扭脸发现自己身边的手提包不见了,气得脸比炸鸡还红——偷到老娘头上了。当下三口并作两口把不再可乐的“可口可乐”给干了,直奔最近的派出所而去。

  顺便说一下,该女同事逛街的商业区不大,常年也就活跃着几十来号小毛贼。派出所所长和女同事虽然不是很熟,可大家都在一个系统,倒也认识。女同事也顾不得面子,义愤之后表达了如下简单的要求:现金不多,也就罢了,银行卡可以挂失,关键是驾驶证、身份证补办起来麻烦,要命的还有警官证,要是被毛贼丢进垃圾箱里晾晒被群众免费参观,恐怕人丢得就有点大了。所长点头称是。

  据说后来所长立马把辖区内的“消息灵通人士”招来,像拨拉算盘子一样把小毛贼们拨拉过来一遍,又把女同事的要求放出去,事情就基本上有了眉目。

  两天后,一个半大孩儿跑到女同事单位,问清女同事姓名后,交到她手里一副某超市的寄存牌。女同事忙问咋回事。半大孩儿说是一个不认识的男人叫他把牌送过来,并给了他10元钱跑路费。女同事稍作迟疑,明白了什么,忙打车赶到超市,凭牌竟然取到了自己的手提包。打开一看,钱是没有了,不过警官证、驾驶证和身份证倒是完完整整躺在那里。

罗列(河南开封)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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