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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全民炒股从头再来


2007-01-26 14:08:16         华夏经纬网

□本报记者 胡天舒 马 韬

□安 民

  牛气冲天

  “上证指数攻破2000点大关!”去年11月20日那一天,舆论惊呼一片。

  “2245点!”25天后,上证指数升至新中国有股市以来最高点。

  “2807点!”今年1月9日,沪深股市总市值首次突破10万亿元大关。

  “2900点!”1月22日,上证指数再创新高,日成交额超1000亿元,这相当于股市低迷期一个月的成交量,百元股终在阔别5年多后再现。

  在被斥为“赌场”、被人们“整体遗忘”了5年之后,风驰电掣般的中国股市重新抓回了众人的眼球。办公室里,银行里,饭桌上,人们到处谈论着股票;文员、售货员、农民甚至小区的看门老大爷,都开始对股票发生了兴趣。在上海安业路的一家证券营业部,本报记者看到电子屏幕下摆满饭盒,很多投资者一天都泡在大厅里。

  中国股市去年的涨幅仅次于越南的股市,但在世界成熟市场位居第一,成为去年的全球赢家。这使众多的国际资金争相追捧中国股市,甚至连香港的国企股、红筹股早两年就已经身价倍增。

  不过,人们至今还在为这轮牛市的突如其来而疑惑。很少有人知道,衡量中国股市状况的上证指数是如何一再突破人们的想象,如何18个月就从1000点以下跳升到现今2900余点的高峰。

  所有人的牛市

  在上一轮牛市于2001年崩溃之后,长达5年的时间里,中国股市一直形同鸡肋。2004年,投资者新开户仅有162.16万户,比2000年减少了八成。社会上也因此有了一句流行语——“远离毒品,远离股市。”

  大批国有企业宁愿以低价在香港、纽约发行股票。受益于此,香港国企指数从2000年以来涨了10倍左右。

  证券监管决策层两年前还在为股市的持续低迷而忧心忡忡。他们出资数百亿元,拯救那些奄奄一息的国有券商,承诺在2006年底清理掉以往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痼疾,并沉重打击了股市上的一些超级庄家。

  这些为股市注入信心的举动在中国股市17年的历史中曾一再发生,但投资者似乎并不相信,那个充斥着内幕交易、庄家和欺诈的股市会因此改观。

  证监会于2005年5月正式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这一改革将终结占中国股市2/3的股份不能流通的历史,但也给市场带来了大量股票释放的担心。市场信心一时严重低落,股指一个月后竟跌到千点以下。

  奇怪的是,在风声鹤唳的“黑色6月”之后,股市花了一年多时间,竟慢悠悠地从1000点爬到1800点,紧接着以惊心动魄的速度在3个月后攀至近3000点的高峰。

  一个个财富故事开始在街头巷尾流传,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新一轮牛市的来临。

  去年10月,银行月度储蓄存款出现了5年来的首次下降。同月,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比上月增加了2161亿元,同比增长了182.9%。

  在去年底的北京,很多人把房产证送到当地的典当行抵押贷款,以便筹集资金进入股市。在广州,去年底人们不再像往常一样提前归还房贷,而是把现金换成了股票。即便是北京郊区种桃的农民,也开始用积蓄买了股票基金。

  牛市的火爆气氛激发着所有人的投资热情。此前,由于投资渠道缺乏,人们一般将钱放在银行里或投资于楼市。现在,更多人开始将钱投给了专家炒股的基金公司。仅在去年12月7日一天,嘉实策略增长基金就募集了419亿元。现在,此类基金的规模已经膨胀到8000亿元左右,其中一半的数额是在去年募集的。

  中国的开放式基金首次出现是在5年前。受低迷的股市影响,部分基金的净值在2005年已经打到0.80元以下,基金经理们当时不得不笑容可掬地四处奔走,向投资者宣扬自己的投资理念。现在,他们成了被追逐的对象。

  曾被喋喋不休讨论着的楼市开始受到冷落,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人民币升值、加息、两税合并、奥运等等与股市相关的话题。更多的股民开始到处打探内部消息,“消息在熊市的时候没用,但在牛市的时候,什么消息都有用。”一位从熊市中爬出来的投资者对本报记者说。

  牛市是如何到来的?

  牛市的到来恍如一桩迷案。谁也不知道背后的推手是谁。

  但惟一可以确定的是,在2005年中期这轮牛市启动之前,一个孱弱的几乎丧失融资能力的股市已经给中国银行业带来了巨大的风险。

  当时,中国的银行业改革正进入攻坚时刻,几家国有银行正在筹备上市。但多年火爆的楼市吸纳了过多的银行资金,中国的企业融资也过度依赖着银行系统。股市已很难提供此项服务。

  政府当年出台了一系列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但收效不太明显。此时似乎只有激活股市一途,不仅可吸引楼市资金回流,还可减轻银行肩上过重的负担。

  一家民间投资团队发现,2005年6月股指达到1000点附近时,中石化、招商银行、万科等几只对指数有决定性作用的权重股,缓慢地引领着大盘走到当年底的1100点。“没有其他的巨额资金进场,熊市的趋势不可能扭转。”这个团队的一位分析师告诉本报记者。

  在人们的记忆中,上证指数回升到1100点那一刻,正是这轮牛市正式开始的标志。

  此后的2006年,在楼市继续遭遇调控的背景下,股市复苏,并吸引越来越多的资金进入。

  在强劲的资金支撑下,无论是当年6月恢复新股发行,还是央行加息、政府持续调控楼市,这些利空消息几乎都无法阻挡股市的上升势头。这更加坚定了人们对牛市的预期。

  吊诡的是,尽管楼市资金在回流股市,却并没有导致楼价下跌。在2006年上半年,不仅楼市和股市在涨,包括纪念币、纪念邮票、黄金、大宗原材料等资产都在大涨。这客观上印证了流动性资金过剩的观点。

  知名经济学专家吴敬琏近日指出,“如果没有过度流动性的存在,这样的(牛市)过程是无法持续的。”据吴敬琏分析,中国目前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合8万亿元人民币,而央行只发行了2万亿央行票据冲销,即还有6万亿元资金留在市场,在乘数效应下,等于起码有30万亿的热钱在市场上。

  在这充裕资金的支撑下,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两家巨型国有银行先后闪亮登陆中国股市。从去年底到今年初,以金融股为代表的上证综合指数在短短16个交易日涨幅接近60%,房地产板块、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等金融股带动大盘疯涨,一直攀到2807点的指数高峰。

  今年1月9日,中国人寿在A股市场融资283亿元,发行价达到了18.88元,市盈率高达90多倍,但上市首日股价竟飙升一倍以上。“中国人寿再好,难道竟值这么多钱?”一位资深投资者困惑地说。

  很多研究者发现并一再提醒市场,投资者对这几只大盘股的狂热追捧,使得大盘指数出现了虚假繁荣。据上海一家专业研究机构聚源数据研究所统计,从中国银行上市日计算起,仅十大指标股就为大盘指数贡献了626点。

  但即便弄明白了这一点,投资者们还是满怀信心地挤上了这趟牛市快车。对他们极具诱惑的是,在过去短短一年时间内,国内A股市场已大涨130.4%,沪深两市的地产指数,涨幅均超过300%。

  牛市下的中国

  越来越多的人在最近走进股市。但在去年年初时,人们还顽固地相信,把钱投到楼市里是他们的最佳选择。

  去年初,《证券市场周刊》主编方泉在北京大学EMBA班级论坛上和一位身为房地产公司高管的同学打赌:每人拿出100万元,那位同学买一套陆家嘴的房子,方泉买陆家嘴股票。

  结果到了去年12月初,陆家嘴的房子跌价,而陆家嘴的股票复权价涨了1.5倍。这位同学随即把投资性的房产卖掉,走进了股市。

  不仅是方泉的这位同学,很多人也像他一样离开楼市转战股市。

  上海道邦投资公司在这一年将资金全部退出楼市,进入股市满仓操作。“这可能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大的牛市。”该公司总经理林荣时说。道邦是一家完全由温州资金设立的公司,这家公司曾于2004年开始将5亿资金陆续投入楼市。

  1990年代赫赫有名的上海大户“杨百万”也在2005年底回到股市。他曾于2001年从股市撤出,走进楼市。

  随着牛市的到来,除了股民数量增多,证券行业以及与之相关的行业都变得走俏起来。

  在上海,第一财经频道的《今日股市》已经成为当地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该节目的主持人左安龙,虽然不够年轻更不够英俊,却是第一财经最红的主持人,拥有着无数的拥趸和粉丝。第一财经是全国惟一的财经新闻专业电视频道。

  据上海文广集团第一财经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章茜介绍,该公司有些主持人就是熊市时跳槽而来的证券公司员工。最近,该公司发出“第一财经研究院”的招聘信息,结果第一天就飞来800份简历。

  证券行业人员的流动率现在仍然很高,但现在不是他们到处找工作,而是更多的工作来找他们。据光大证券一位分析师透露,私募基金和上市公司都在市场上到处寻找好的基金经理。

  “为他们操盘,获得的奖金是非常高的。”这位分析师说。据了解,基金公司经营较好的基金经理一年可以获得500万元以上的奖金,上市公司某些外聘的操盘手有700万元以上的奖金,一些较大规模的私募基金操盘手的奖金则超过了千万元。

  伴随牛市而来的,还有那些似曾相识的投机者。据《大连晚报》报道,在基金热卖之时,另一种“地下基金”也开始出现。该报记者调查一个号称“投资8000元30个月后收获40万元”的“瑞士共同基金”,结果发现这个地下基金既没有经国家批准,也没有备案登记。

  在最近召开的众人瞩目的第三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了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构建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等目标。在过去一年资本市场已从银行系统接过了更多的重担——中国的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筹集的资金,首次超过融资总额的20%。

  而在两年前,温家宝总理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指出:“由于我们的知识和经验的不足,股市制度等基础建设薄弱,市场不完善,因而造成了近些年来股市持续下跌。”

  曾经为救市而忙得焦头烂额的证监会官员最近也气定神闲。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上周日闭幕的全国证券期货工作年会上表示,资本市场出现了转折性的变化,今年证监会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市场体系建设。

 遍地黄a金的背后

  在新股民的眼里,牛气冲天的股市几乎遍地都是黄金。去年,中国股市持股市值排名前50位的自然人已拥有近400亿元的财富,苏宁电器董事长张近东因持有苏宁电器约2.1亿股股权而成为内地股市中的“股市首富”,持股总市值接近150亿元。至今为止,张近东本人的持股市值增长了约100亿元。

  事实上,除了充沛的资金推动之外,中国股市的基本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国资委在2005年9月将市值纳入国有上市公司的考核指标之后,加上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宝钢、上港集团等国企纷纷将集团的优质资产注入上市公司,从而使上市公司获得了持续增长的能力。

  如果以去年前三季度上市公司的净利润总额来推算全年的净利润总额,这一数字将超过4000亿元,比前年激增了四成之多。

  此外,从去年夏天开始,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实施了股权激励计划。股权激励将公司经营业绩同管理层利益直接挂钩,显然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经营绩效。

  在上一轮牛市中,中国股市的市盈率(注:股价与每股盈利之比)高达70倍。而今年的这一数字约为30倍左右。市盈率是衡量股市泡沫的重要指标。

  本轮牛市来得疾如旋风。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对此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在去年12月的一次讲话中承认:“现在的市场,乍一看好像很红火,再细看,问题还很多。”

  令人心存疑虑的是,中国的1400多家上市公司仍有一半以上属于国有企业,多数企业质量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大约80家券商基本都属于国有,在连续4年亏损后,政府已投入上百亿元巨资拯救;中国依然缺乏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国有企业常常会获得优先上市的权利。

  很多证券界人士都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为这轮牛市提供了基础,股市上涨只是令其规模与经济总量相一致。但摩根士丹利原亚太区总经理谢国忠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反驳说:经济高增长并不一定会导致利润高增长。中国经济是由投资驱动的,资本利用不充分、折旧严重,这是过去大多数中国企业在高增长条件下未能获得高利润的主要原因。

  谢国忠对人们追捧基金的现象也表示担忧,他指出:“由于基金管理着巨额资金,因此它们倾向于投资大公司,从而其业绩表现与大市紧密相关。如果相信它们能够走赢市场并总是赚钱,那就错了。”

  “在一轮牛市中,最令人担心的是公共资金会大量进入股市,这些钱通常是无人负责的。”《中国证券市场批判》一书作者袁剑说。上一轮牛市就是如此,大量公共资源被券商、国有银行、国有上市公司、私募基金等机构裹挟进股市。在一轮牛市结束后,此类资金大部分人间蒸发。

  证监会的最新举动也印证了市场对牛市泡沫的担心。一周前,证监会已推迟批准数只共同基金的发行,以减缓大规模投资资金向股市的流入。

  不过,英国《金融时报》首席亚洲事务评论员居伊·德·容凯尔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历数了中国股市的种种隐患之后,也没敢对中国股市的未来轻易下结论。

  牛市的狂热仍在持续。在最近的一天,本报记者走进上海金陵路的光大证券营业厅里,发现几十个大户室座无虚席。“现在进一个大户室最低资本是100万元,但就算你有了100万也只能排队等。”光大证券一位姓施的分析师说。

  现在只有经历过熊市的投资者才记得,就在这家营业厅的大户室里,一年多前大家还在神情黯淡地搓着麻将。

 史美伦再谈内地股市监管

  □本报记者 赵 蕾

  近年来的中国政界,有三位女性被称为“铁娘子”,除了中纪委前副书记刘丽英、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外,另一个就是中国证监会前副主席史美伦。

  六年前,史美伦受朱镕基总理之邀,从香港来到内地,出任证监会任副主席,分管发行、上市、基金。史美伦任期跨越朱镕基、温家宝两任总理,并得到他们的支持。

  “铁娘子”身上曾聚集了若干重要词汇,如海归、监管、市场、改革、揭黑等等。

  史美伦在上一轮牛市的顶峰前到来,在上一轮熊市的谷底前离去,许多人将这一牛熊转换归咎于她和她背后的海归团队,归咎于她发起的监管风暴。转眼两年过去了,中国股市牛熊转换。1月22日,上证指数破2900点大关,与之相伴,是年内突破6000点的“语言”和股市泡沫已现的警告。

  已经置身事外的史美伦如何看待当下的内地股市?那些她在几年前竭力清除的——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圈钱、假账、做庄,现在是否仍在股市里做怪?

  2007年1月12日,香港中环招商局大厦,本报记者对史美伦进行了专访,1月23日,又进行了书面采访,采访中,史美伦对内地资本市场作出了坦率的评价,并回顾了任期内的一些“是是非非”。

  而值得注意的是,史只对自己熟悉的领域发表意见,对内地资本市场的评论,也点到为止。

  泡沫总有一天会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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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以下简称“记”):现在上证指数已破2900点,你关注这些信息吗?

  史美伦(以下简称“史”):从工作层面来说,我对此并不关心。指数总会有上下,别说中国内地是个新兴市场,美国那么成熟的市场,2000年时它的科技股泡沫也是很大,当时也有人出来呼吁说是不是有些疯狂啦、不理性啦。当然,也要考虑到有些投资者是无知的,入市以后可能承受不了风险,将来后果比较严重。

  记:你在任时很关心投资者教育,而现在,很多中小投资者入市,甚至倾注自己的全部,你觉得其中不理性因素有多大?

  史:现在很多人看到了指数不断向上,没想到有下的一天,可能他冒着的风险是他不能承担的,赚的那几天当然很好,但(过去)垮了的话,承受不了就去找政府。应该让投资者知道风险在哪里,谁应该承担责任,泡沫总有一天会破的,证监会不可能处理那么多的,有些也不该它承担,这就是投资者教育。

  记:你说过,评价证监会工作的好坏也不应该是指数。

  史:对。

  记:那应该是什么?

  史:应该看整个市场整体监管、改革的力度。不只中国大陆的市场需要改革,所有的市场都在演变、改进、改革,都在不断地完善,包括美国。每个市场都在不断完善,而且往往丑闻发生时就是改革的最好时机。丑闻发生就暴露了某些缺点,可能平常监管者或者市场都没有看到,或者是看到了没有力量去改革。改革的阻力总是有,所以有一些丑闻帮忙了改革。

  记:我们注意到,你到任时股指是2245点,离任时1300点,恰好碰上了一个熊市周期,你觉得是运气不好吗?

  史:跟我无关。倒过来说,如果我在的时候股指翻了一番,你能说那是我的功劳吗?不可能。当然我的来临是比较引人注目,这个我了解。

  记:你认为2006年中国内地的资本市场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史:除了股权分置改革外,最大的突破是A加H同时上市。

  2005年6月23日,交通银行正式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成为内地第一家在大陆以外上市的商业银行。史美伦透露,交通银行上市的时候有关方面也曾考虑过A加H同时上市,可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走下去”。

  2006年,中国最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在香港和上海两地上市,集资额逾1400亿港元,创下了全球最大的集资纪录。

  史:我很高兴证监会有决心走出这一步。前两年在内地大家对大盘股很有保留,感觉大盘股出来就会把指数压低,我当时的看法是一般的大盘股还是质优股,主要还是看质量,有好的质量投资者的信心就来了。所以你看中行上市,它是先H然后回去A,内地的认受力很强,对好的企业大家还是有信心。

再谈监管

  在史美伦看来,A加H同时上市的成功有赖于内地股权分置改革的推进。

  记:你觉得股权分置改革成功吗?到目前为止能下这样一个判断吗?

  史:我感觉是一个完成的概念,是否成功要看以后才能做判断。但是这一步走得很艰难,很不容易,是个很大的突破。能走出这一步本身也可以说是成功,而且市场上普遍有认受力,大家都认可了,很多企业都做了。没有一个政策是十全十美的,总是要平衡,平衡的意义就是有些地方需要妥协,总要有些不同的考虑。

  记:也有人认为股权分置改革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史:不解决全流通(股权分置改革),那个包袱会越来越大。前些年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不可能所有的问题同时解决,总要有先后,现在我感觉还是很及时,不能再拖了。

  记:在你看来,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

  史:上市公司的质量问题、高管人员圈钱、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仍然是很严重的问题,我看到证监会现在也很重视这个问题。执法也很重要,因为监管的含义就是制定法律和执行法律,为市场提供比较清楚(clear)确定(certain)的法律,不能朝令夕改。

  史美伦来内地任职时,正值股市大辩论之际,吴敬琏曾直言,中国股市连赌场都不如。 因为违规成本过低,在一定意义上,违规得到了“鼓励”。而5年后,有人认为,这一问题已得到实质性解决。

  史:和以前比,现在信心来了,整个市场的氛围好了,做改革也容易了。这方面是好的,但不能说现在就没有问题,我的同事们也知道,还是有很多问题。造成亿安科技等事件的体制性问题还是不能忽视的,谁也不敢说以后没有丑闻发生。

  记:曾经很乱,比如5年前?

  史:是比较乱,但是挑战就是要理顺这些。

  史美伦在任期间,监管力度加大,被当时的媒体形容为“监管风暴”,亿安科技、银广厦、蓝田股份等等,股市的一个个泡沫被戳穿。

  记: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案件是否令你感到吃惊、不可思议?

  史:我倒不是惊讶这些事情发生,只是惊讶于它的深度和广度。香港也有丑闻,可是香港的地方小,我就说过,我们坐在中环,所有的公司都能看到,可是在北京,你能看到辽宁陕西山西云南的公司吗?所以中国证监会的工作也比较复杂,要考虑的事情也比较多。

  两任总理支持,敬佩吴仪

  2001年1月,史美伦到任两个月前,吴敬琏严厉抨击中国股市中的做庄、炒作、操纵股价现象。

  当时,内地大部分上市公司存在着信息披露、做假账或其他问题,上市公司质量不佳,是证券市场最大的风险所在。因其丰富的证券监管经验和铁腕之风,史美伦的到任被寄予厚望。

  在其任内,证监会所颁布的相关法令,超过之前历史上任一时期。“执法执法再执法”,是史氏监管的“标志性”词汇。

  但是,在中国证券监管层内部,“执法执法再执法”并没有形成一致。与此相对的政策取向是发展,限制新的企业上市,以保证股指不跌。

  记:你当时遇到的阻力大吗?

  史:骂我的声音很厉害。但不能因为机制不完善发展不到位,就可以不执法,或者说对法治的观念可以淡薄一点。因为不执法对守法的人不公平,大家为什么要守法,我守法又没什么好处,这样就没有规矩了,市场就乱了,要给人知道犯法是有代价的、划不来,这些概念要有。更重要的是执法,规范市场与发展市场没有抵触。

  记:但股指确实下来了,高层领导有没有批评过你?

  史:没有。他们都很支持我。后来家宝总理也找我谈过话,他也很支持我的工作,当时也是他希望我再留下来,我就留了下来。

  记:你当时确实非常引人注目。

  史:我不是出来竞选,我的责任是做好我分内的工作。就是因为我是从境外聘来的,所以吸引了更多注意力,当时要是换了别的人,不是从境外聘的,他可能也会受到指责,这个位置比较特殊。

  记:这倒有个说法,说你是铁娘子,在大陆有两个人被称为铁娘子,一个是吴仪,另一个是刘丽英。你是第三个。你知道什么叫铁娘子吗?

  史:知道。就是做事比较果断而且不怕得罪人,在外国也一样。很多人问我,你感觉这个称呼是好是坏,我说我做了这么多年事,别人爱怎么称呼我就怎么称呼我,我无所谓。我总是说,让我的工作由历史来评价。可能做得好可能做得不好,这个我问心无愧,我尽力了。我当时在香港证监会十年,也有批评,也有很多事,香港地方小更像放大镜一样了。

  记:你和另外两个“铁娘子”接触过吗?刘丽英是中纪委原副书记

  史:挺好,我现在是香港廉政公署咨询委员会的主席,可以和中纪委交流。吴仪副总理与我也有接触过,我非常敬佩她,她是我的模范。铁娘子是做该做的事,不怕得罪人,其实男的也有这样做事的,只不过没人叫铁汉子,好像那是理所当然的。

  “铁娘子”的“是是非非”

  在大陆三年半期间,史美伦更多地是和“改革”相连,她的任命本身就是改革的产物。任内,她提出了完善大陆的保荐人制度、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等等,在很多人看来,这些都是舶来品,未必适合中国国情。

  在史美伦大陆任职前后,中国证券监管层引进大量“海归”。除史美伦和高西庆担任证监会副主席外,其他大多担任部门副主任或者规划委员会委员。

  2001年的股市暴跌,一些人将矛头指向“海归派”,梁定邦和史美伦首当其冲。

  “不顾国情引进一些所谓的先进方式,或者是将管理权交由一些并不了解中国国情的人来管理,中国还会走很多弯路。”内地一位经济学爱好者在证监会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召开的一个讨论会上说。

  身处监管前线的史美伦也清楚自己面临的责难。其中,她在APEC会议上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出的“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被解读为“不懂中国国情”。

  史:当时有人误解了我的概念。在APEC会上,我说有些事是有普世价值标准,你说中国大陆的股民就不应该受到公开、公平、公正的待遇?你说三公是国际惯例,我们引进就不对?我感觉不能戴着有色眼镜去看。不论你是新兴市场成熟市场,所有的股民应受到的最基本的保护是一样的。有的人说我不懂中国国情,把这些都引进来。我也不想因为这一点跟他们辩论,他们的出发点是引进了外面的概念就是对中国不好,但是事实是引进外面的价值观念或者经验不等于对内地不利。

  记:你说过,做事不懂国情是你的最大特点,你所指的国情是什么?

  史:所有不能解释的事。我在内地,有些事情他们不能解释,就说内地就是这样。反正我也笑了,我说的不懂国情就是这个意思。我一向感觉自己是比较professional的,是专业的,自己是来做事的,是希望在金融市场的改革里面出点力气,能做多少做多少,我自己感觉不是求升官也不怕得罪人。

  记:当时总理怎么跟你讲的?

  史:这些我不想公开讲,不过我自己就说,我是无求的,总理说无求就可以大胆做。

  记:你在任时有人来求过情吗?

  史:有人来说,这是谁谁谁,我说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我刚到证监会的时候别人说不能怎样做,我总问一个很傻的问题:这样做有什么后果,他们都答不上来,就说反正不能这样做,也没人这样做。结果我还是做了,也没见什么后果。

  记:那时候股市被当作为国企解困的工具。

  史:有人这样讲,我没有这个感觉。对我来讲,不存在这个问题。它的用意和我的工作无关,我就是监管市场,把这个市场弄得比较健康规范,让所有参与者享有同等权利。股市在中国存在的大目的是什么,那不是我的工作范围,而且我不会因为它是国企,因为它有重大的任务,就对它手下留情,当时没有这个感觉。

  记:你怎么看待对海归派的批评?现在还有很多“海归”在关键岗位任职。

  史:可能我还不太一样,我本来就是境外的。我感觉当时有些人是心存嫉妒,有些人会想你明明是境内的,为什么去外面转了一圈回来就很风光。这种状况很矛盾,我碰到的所有人都想出去学习念书,但是一旦出去回来了以后,其他的人就指责他是海归派。

  对海归派的指责很不公平并很分化,我感觉很可怕,有“文革”之风。你应该看个人,不应该说所有海归派提出来的都不对,所有土生土长的提出来的都对,反过来也一样。不能一概而论,应该对事不对人。

  和内地监管层次联系密切

  2004年9月13日,史美伦因为健康问题辞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一职,三年半的内地监管之旅划上句号。

  无独有偶,14日、15日,沪指大涨。

  记:你觉得你离开大陆时,所做的工作有没有受到公允评价?

  史:我总是说一句,很多事情要由历史来看,现在看时间还不够。要以后再看,那段时间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我感觉,股指下来对很多人来讲是很大的打击,包括很多中小投资者。当然了,批评我的人不一定是中小投资者。

  记:你给大陆的证券市场留下什么?

  史:我讲的比较多的“三公”(公开、公平、公正),因为那是原则性的问题。当然,“三公”的基础是做事的透明度。

  记:你当时力推的保荐人考试制度,现在都得到怎样的反馈?

  史:保荐人考试、保荐人制度,这些都是我当时推出来的,我感觉一点点地,对整个体制有一些影响。股改的时候把新发停下来,我倒是有些担心。我觉得没必要停下来,可以边做边开,节奏慢一点。我在位的时候,很多公司需要排队上市,发行积压了很多。现在听说很快,保荐人制度改了以后,保荐人自己会选了,五六年以前,咱们中国内地的保荐人根本不是什么保荐人,什么事都堆到证监会来,费用收了但不干他们该干的事。保荐人制度改了之后,马上对他们有切身的影响。你推一个不好的出了问题,要扣分,会影响你以后能推的数目,有了后果。当时第一个反应,很多保荐人都把部分已在排队的企业撤回,然后再报新的较优秀的一批,这就是一个筛选的过程了。

  记:独立董事呢?你推的时候有些人认为中国内地没有这个制度的土壤。

  史:当时大家有一些不同声音。第一,中国哪里来那么多独立董事?第二,独立董事懂吗?我没说今天我们建立了独立董事制度,明天就立竿见影,企业文化就起来,或者独立董事监督的文化就起来了。可是得等到中国大陆有足够的人数才推吗?我感觉很难说,可以先推先做,慢慢地培养市场的认受性。

  现在,史美伦还经常和她的同事们(中国证监会的官员)接触,每年还组织一次中国证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的例会。该委员会的主席是尚福林。卸任证监会副主席后,史美伦仍任国际顾问委员会的副主席,主持大部分的组织工作。

  每年一度的会上,证券业监管的国际权威专业人士会就中国证监会提交的在实践中遇到的两个问题进行讨论。史美伦告诉记者,2006年会上的论题是券商的风险管理以及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在会前,史美伦负责将问题分配给具体的专家作答,并收集证监会人员对专家答案的回馈,以便在会上能有更充分的讨论。

  据她介绍,委员会的委员只有10个,但是每次参会的除了证监会本身的人员,还有沪深两个交易所和地方监管局的人。

  “有时候国际顾问委员会的意见对中国不一定适合,但是让大家听听,外面是怎么做的,有个参考。”有过境内外工作经验的史美伦知道如何将会议开得更务实。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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