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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舸:豪华的贫困县暴露了积极型财政弊端


2007-01-31 10:22:36         华夏经纬网

  河南省濮阳县目前仍然是一个省级贫困县,每年都需要上级投入数亿元资金维持县财政的运转。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贫困县,近年一座座豪华办公大楼拔地而起(1月29日中国广播网)。

  其实,近年来,各地“豪华的贫困县”、政府盖得像“小天安门”之类的事件不胜枚举,这种强烈的反差,确实容易刺痛人们的神经,引发众怒,但如果我们仅仅将对此类现象的反思停留在愤怒的口水,而没有深入到对“豪华的贫困县”背后暴露的“积极型财政”弊端进行检思,那我们依然还会在不断重复的同类事件中充当无力的看客。

  经济学界根据政府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不同功能,将其区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是指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总需求,主要通过减税、增支进而扩大赤字的方式实现。“紧缩性财政政策”是指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减少和抑制总需求,主要通过增税、减支进而压缩赤字或增加盈余的方式实现。“中性财政政策”是指财政的分配活动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保持中性,财政的收支活动既不会产生扩张效应,也不会产生紧缩效应,实践中这种情况是很少存在的。

  许多经济学家都指出:我国采取的是比“扩张性财政”更强调政府干预的“积极性财政”,比如在增加财政公共支出的同时,不一定要相应地减少税收,反而可能是增税。尤其是在贫困县,由于过分强调政府在扶贫事业上的“全能角色”,因此所有的资源都趋向于通过政府的二次分配,调控其流向。比如上级财政投入的扶贫资金划拨到贫困县政府,究竟是用于先投入哪一个扶贫领域,政府说了算;扶贫资金的过程监督,几乎完全依赖于政府的内部人监管,公众监督与媒体监督是虚置的,这就容易产生利益寻租的道德风险;政府甚至还可以具体干预农民种植什么类型的“经济作物”,来完成其心目中的“脱贫捷径”,而一旦出现干预失败、农民血本无归的后果,又因责任界定的模糊,出现“无人负责”的局面,纵容了政府下次干预的卷土重来。

  政府身影在扶贫各个领域的无所不在,导致其权力被急剧放大,最需要的第三方监督体系又未建立。由于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市场自发配置资源的特性被完全压制。同时,“全能政府”需要一个无限庞大的公共财政予以支撑,因此以增税为手段的财政“开源”被频繁使用,对本就贫瘠的民生进行“抽血”,进一步加剧了“国富民穷”的割裂。

  于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贫困县政府大楼比市政府更气派,因为其掌握的可支配性资源更多,更不受监管;我们也可以明白,为什么民生凋零没能阻挡政府继续盖豪华大楼,因为“积极性财政”的本质就是通过增加政府开支,来“刺激”社会需求。瞭望周刊最近刊登了《国内183个城市欲建国际大都市规划成圈钱工具》一文,提出了利益导向下的“城市规划失效”现象,关键就在于“地方政府要做的事越来越多,但手中可支配的财力却越来越少”,于是千方百计通过推动房价的“土地财政”,来增加政府税收。“积极型财政”容易被政绩需求所左右,政府财权和事权急剧膨胀,非公共产品开支过大,从而演变成“越穷越盖豪华政府大楼”的“制度非合理性”。

  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消除“豪华的贫困县”现象,首先要从“积极型财政”归位到有限政府视野下的“有限财政”,划清政府与市场的合理分野,强化包括审计在内的内部监督和还权于民的外部监督,从而拔掉依靠行政手段而非法律手段指挥政府决策的“病灶”。作者:毕舸

来源: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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