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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琳:为民企维权,不能为民企谋司法特权


2007-02-06 10:20:09         华夏经纬网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第一副主席胡德平2日表示,希望工商联和公检法部门在民营企业维权问题上,形成联席会议机制(2月5日《第一财经日报》)。

  对“公检法联席会议”,其实我们并不陌生。著名的佘祥林冤案中,有个众多冤狱普遍存在的情节。当佘祥林涉嫌故意杀人一案因证据不足而在两级法院之间来回踢皮球时,是当地政法委“及时”召开了有公检法各头头脑脑参加的联席会议(还有的美其名曰案件协调会)。在这个没有辩方出席,更无证据出示的联席会议上,有关领导听取了各方办案人员的汇报之后,就一锤定音将佘祥林送进了监狱。幸好那次佘祥林不是被送上刑场,否则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戏剧化情节了。

  不知道胡德平先生所建言的工商联和公检法部门的“联席会议机制”是何机制,比如拟邀请何方领导出席,不同部门的领导人或办案人员聚在一起又将如何议事,如何表决,会议结果又将如何执行,抑或只是开个“务虚会”,以“沟通感情,加紧联系”为旨趣?

  但这些又不太重要,因为对于司法独立而言,无论何种形式的“联席”与“会议”,都是抱持中立、超然立场的法官所应当拒斥的。司法独立是现代司法的标志,是人类法治文明数百年的智慧结晶,我们的宪法也从根本大法的角度予以明确,“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如果今天工商联可以与公检法部门“在民营企业维权问题上形成联席会议机制”,明天全国总工会也理应可以与公检法部门“在工人维权尤其是讨要工资问题上形成联席会议机制”,后天全国妇联同样可以效仿……如此一来,恐怕没有一个案件不需经过“联席会议”,而且多半要经过两次或数次“联席会议”。因为诉讼必有两造(双方当事人),基于程序法上的“平等武装”原理,原告依仗某社会团体跟“公检法”“联席”,被告也理应享有同样的权利。这些“联席会议”,都高举着“维权”为名,谁也不比谁高尚,谁也不比谁正义。如果胡先生的建议能够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我们下一步也许就需要考虑把法庭改为会议室,把诉讼程序改造成会议程序,不然何以适应“联席会议”之机制呢?

  我们也的确有过忽视司法独立,混淆侦、诉、审职能的惨痛教训。即使在1978年法制恢复重建以来,法律工具主义仍大行其道,司法机关常常被要求服务于各类社会目标。不仅社会团体,行政机关以及一些有权有势的官员对司法机关的干涉可以说日常化地进行着。于制度层面,我们的刑事司法也沿袭着从侦查到起诉到审判的流水作业模式,公安、检察与法院虽然机构独立、职能各异,但在打击犯罪上,却往往被从政治的高度要求统一步调,拧成合力。因而,公、检、法也成了政法系统中的兄弟单位,制度设计中的“互相配合和互相制约”事实上成了“多讲配合少讲制约”。这就是我们过去对“公检法联合办案”或“公检法联席会议”都曾耳熟能详的根源之所在。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那个一提司法独立就会被标上资产阶级自由化标签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发端自上个世纪90年代的司法改革为宪法赋予的司法独立在中国的实现提供了一个契机。《刑事诉讼法》于1996年的修正,一改过去的“公检法流水作业模式”为新的“控辩审三角结构模式”,侦查、检察与审判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厘清。但这也只是司法独立略见曙光而已,立法层面的司法独立还远未实现。现实中,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有权有势的个人影响乃至左右司法已成习惯,司法改革的步履蹒跚与此不无关系。

  民营企业之所以被立法与司法不公平对待,而留下所谓的“红帽子”问题,正是司法不独立的一个典型表征。于倡行“法治”的今天,我们恰好可以矫正过去的失误,积极推动司法独立,并以此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一个公开的,公平的法治环境。借由权力去为民营企业争取司法特权来达到“维权”的目的,固能收一时之效,却是损失了公平之下的“不法治”。

作者:王琳  (作者系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来源:南方都市报-南方报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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