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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钧:怎么还在炒“人口准入”


2007-03-05 10:07:53         华夏经纬网

  前一段,吴敬琏老师呼吁不要将国人划分为“精英”和“草根”,但事实是,这种阶层意识已经在形成。说实话,是“精英阶层”自己迫不及待地要使自己与“草根”划清界限。中国不成熟的中产阶层,恨不得自己抓住自己的头发往上拔,以使自己早点不“草根”。

  近来广州媒体又在热炒的张惟英“人口准入”理论即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据媒体介绍,这个理论的含义主要有两点:一是城市人口规模必须控制在城市资源承载的合理范围内;二是根据城市需要优化人口结构。但是,这个看来很有道理、很学术的理论,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尤其是当其实际上是在为“社会排斥”这只“老虎”作伥时,就不得不严肃地指出其谬误所在。

  首先,“合理承载”的说法是有问题的,这种看来是“很科学”的计算其实有太多的“例外”。譬如,日本的人口密度大大超过中国,资源又极度贫乏,要按“合理承载”,他们应该早就被“开除球籍”,但人家照样活得不错。大沙漠包围中的海湾国家,按“合理承载”,早该蒸发,但人家世代苦熬,终于因为发现了石油熬出了头。所以,合理的“承载度”实际上并非绝对,是会有很大弹性的。

  再来看看上世纪80年代制定的首都发展规划,曾经有计算,说北京人口不能超过800万,可现在已经是1600万,翻了一番,北京还是北京。为什么还能承载?其实很简单,以前的思路可能就局限在城四区(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和朝(阳)、海(淀)、丰(台),如今的思路可比那时开阔多了。但是,现在又有“很科学”的计算,这次是说,到2010年,北京人口不能超过1800万。其实现在可以说,这个数字肯定打不住。但到那时,换个规划的思路,北京一定还是北京。

  我们应该清醒:中国要现代化,就必须城市化,这是其一;城市化与城市病又像孪生兄弟,总是相伴相随、形影不离,这是其二。所以,在发展过程中,我们不可能只要城市化,不要城市病。所以,我们的政策是,实现城市化,治理城市病。

  应该说,中国既有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对中国全面实现城市化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这些城市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在其发展过程中得到了特殊的机会或政策优惠。让这些城市先富起来,是全国人民“让”的,这些城市的居民应该懂得感恩。不能说,城市富裕了,就闭关自守吃独食,以“承载有限”为理由,不允许其他人来分享实际上是全国人民直接、间接造就的社会经济发展成果。

  但大家不要误会,笔者的意见不是说不要注意环境保护,不要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治理“城市病”。现在的问题是将“管理不善”的责任推到客观环境上,“外来人口”成了“替罪羊”,这种说法和做法(如果有的话)实在是不负责任。

  最后要说的是,优化人口结构的正途是加强教育和培训,我们城市的政府有对“外来人口”系统进行公民教育和市民教育的计划吗?用“社会排斥”的方式来“优化结构”绝对是荒谬的。这使笔者想起了目前发达国家的“排外思潮”,他们的价值理念实际上就是从如同中国某些城市现在的这种非理智的情绪发展起来的。但他们这种举动还是在国与国之间,我们在一国之内就要“排外”,更是不可思议。可能有人会说,不是一律排外,而是排斥“低素质”。但无论如何,说到底,还是非理智的“阶层意识”,还是缺乏社会责任心的社会排斥。

  建议让不给穷人造房子的房地产商为这些“高素质”专门建立一座“天堂乐园”。居住在此,必须年收入12万及以上,年龄是70后,学历是硕士以上,职业起码是白领(每天检查领口与袖口),会说外语(中国话不会说不要紧);而“低素质”则一律不得入内,外来人口也一律不得入内(这两点最要紧),倒要看看“高素质”们在那里怎样生活?

作者:唐钧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

来源:南方都市报-南方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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