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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有多少人保留了郑小琼那样的耻辱感


2007-06-11 08:35:20         华夏经纬网


  谁是谁非 之长平专栏

  因为获得人民文学奖,东莞打工妹、诗人郑小琼得到去当地作协工作的机会。但是她拒绝了,依然留在工厂。她说,“我觉得还需要保持这种在场感,一种底层打工者在这个城市的耻辱感,这种耻辱感让我不会麻木”,“打工的疼痛感让我继续写诗”。

  我读过郑小琼的一些诗,认为她写得非常不错,比大多数拿工资写诗的专业作家或者靠着诗人名号混世的人强多了。不过,我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讨论诗艺,而是为她的耻辱感深受震动。相比较她的耻辱感、疼痛感,人们常说的从生活中寻找灵感,显得多么浅薄和做作。

  一个对打工生活有所了解的人,或者读过郑小琼诗篇的人,应该知道她的耻辱感绝不是随便说说而已。她有一首诗的题目就叫《耻辱》,其中写道:“我们在废纸上保持古老而优雅/内心灌满了耻辱”,“我们的羞愧来自沉默太久太深/我们在痛苦中宽恕脆弱的灵魂”,“习惯了沉默的/耻辱,还要我,过早的/抛下青春与愤怒”,“我们的人生正被时代删改或者虚构/在字的横竖间闪烁着耻辱的斑点”。

  这种清醒的耻辱感,不仅是一个叩问人生处境的好诗人所必须具备的敏感,也是一个追求有尊严的生活的普通人所应该持有的警惕。我曾在一个讨论会上坦白过,作为一个时评作者,当我谈论那些敏感话题时,尽力寻找一些巧妙的角度,小心翼翼地遣词造句,做到既“擦边”又不犯规。朋友们总是夸奖我的这种经验和能力,而我却每每感到耻辱。这种耻辱感让我稍觉宽慰,因为它证明我还没有完全堕落成一个寡廉鲜耻的人。

  《菊花与刀》的作者本尼迪克把日本文化称为耻感文化,而把西方文化称为罪感文化,说罪感文化强调发自内心的自省和忏悔,而耻感文化则依靠外在的戒律和舆论的约束。中国有学者由此发挥,分析了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根源。后来中央提出了“八荣八耻”的道德观,又有学者认为耻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论语》中随处可见对耻辱的告诫,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孟子提到耻辱更是激愤,称“无羞恶之心,非人也”,“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

  其实,羞耻之心乃人之常情,无论是日本人,中国人,还是生活在所谓罪感文化中的西方人,在正常的社会文化和心理状态中,都会为违背良心或丧失尊严而感到羞愧和耻辱。《圣经》在强调人生而有罪的同时,也多次提到“耻辱”或“羞辱”,如“正义使国家强盛,罪恶是民族的耻辱”,“凡过路的人都抢夺他,他成为邻邦的羞辱”。像小说《红字》中描述的脸上刺字那样的羞辱刑,一度在西方社会也普遍流行。当代南非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库切的一部代表作就以“耻”作为书名,写出了殖民冲突历史对个人生活的污染和扭曲。

  耻辱感是人类捍卫尊严的基础,是人类追求自由的动力,是人类最珍贵的情感和认知能力。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丧失耻辱感的时候太多了,很多人为自己的麻木不仁而心安理得,为自己的犬儒混世而沾沾自喜,甚至为自己的坑蒙拐骗而洋洋得意。良知被出卖,灵魂被收买,历史被遗忘,真相被隐藏,规则被扭曲,律法被践踏,并不是多么罕见的事情。

  如果说诗歌与人的灵魂有关的话,那么耻辱感更是诗人和作家的守护神。那么,中国多如牛毛的诗人和作家中,有多少人保留了郑小琼那样清醒的耻辱感呢?在我看来,有些作家不仅自己无耻,而且还大肆宣扬无耻文化,矫揉造作,阿谀奉承,篡改历史,粉饰太平。

  而一些由作家组织、为作家服务的机构,本身就是耻辱的制造者和施与者。例如,一年前,郑小琼曾参加当地文学院合同制作家竞聘,却因为申报选题——调查打工者的生存状况——不够主旋律而落选。当她获得官方的主流文学奖之后,机会又不请自来。在我看来,这前后遭遇,本身就是打工者和诗人的一种耻辱。

  (作者系《南都周刊》副主编)

    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方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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