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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三畏:为新闻负责的首先是媒体


2007-07-24 09:40:54         华夏经纬网

  媒体思想 之何三畏专栏

  某些社会事件是这样的,事发后人们对它的态度比事件本身更有信息量。或者说从这种态度可以反证,事件原来是“应该这样发生的”。例如,“后纸箱包子事件”就比“纸箱包子”更堪思量。警方已经捕人了,有关部门已经对电视台作出处罚了,上上下下共七人已经得到教训了,电视台也已经公开道歉了——可是,这一系列行政和司法的运作,不仅没有使事件完结,反而把社会心理又吸引到了事件的起点:“纸箱包子”的真假!我们可以说,无论如何这是无端的猜疑。但这种猜疑却大有市场,它不仅流传于网络,也表现在传统媒体上。同时,人们对行政、司法处置“虚假新闻”的方式、速度和力度表示“不理解”。

  一个简单的事实判断,经过那么多部门,花那么大力气,雷厉风行地协同努力作出的结论,有什么好怀疑的呢?可是,问题恰好就在这里:有人“什么都不信”,你越是“权威”,他越是不信。许多社会事件都会重复这个“不信”的心理防线,形成这样一个公式:事件—“权威信息”—猜疑—“发酵”。这里说的“权威信息”,指本来应该由权威性的司法调查、政府部门和官员披露的信息。不幸的是,他们的权威往往沦落到成为人们猜疑的线索。最后事件在猜疑中发酵,积累成更深刻的猜疑。

  “后纸箱包子事件”时期的“信息叛逆”,比“纸箱包子”还令人不安。因为这是构建日常生活的基本信息,而日常生活的基本信息却不能须臾搁置。“怀疑一切的人们”靠什么维持生活的“可持续发展”呢?他们以一种“只要我没有吃到‘纸箱包子’”似的消极态度,甚至是“只要我今天没有吃到‘纸箱包子’”似的驼鸟遁世法苟安。这样的人们会变成刺猬,彼此无法接近,无法凝聚。当这种心理达到某种临界点,自然会转化为一种发泄的动力,会给无辜的人们奉上真正的“纸箱包子”的。构建和谐社会的努力,不能不首先消除这种“信息叛逆”。

  信任危机在公众、媒体和“权威信息”的三角关系中传递。在这个三角关系中,只有公众是无可指责的。不能让他们被披着权威马甲的有害信息误导,又怪他们没素质。公众不得不对媒体爱怨交加。媒体可能营造虚假繁荣,杜撰虚假故事,误导社会现实,但它毕竟还披露一些基本信息,这是人们离不开的。

  媒体在公众面前是强势的,但在“更权威”的部门面前却可能完全丧失自主性。在“纸箱包子事件”中,行政和司法的快速有力,使媒体连自清自洁的机会都没有。有人以此为媒体叫屈,但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假设出来的。首先,在既有的权力格局之下,强势部门的行动并没有出格。并不是说,强势部门行动起来,媒体才显得如此弱势和失去自主性。再者,一切自新都只能是为了完善自己的品格,没有自主性的品格,凭什么自清自洁呢(假设媒体有这样的愿望,机会倒是从来不缺的)?从根本上来说,除了被“处理”,媒体“没有权利”自清自洁。这个问题殊难说清,举远一点的例子或许要方便一些:亩产五万斤肯定是一个虚假报道,但假设有一家媒体觉得自己有责任为此登一个更正或道歉声明,这本身岂不又是一个新闻吗?

  我们这里为什么很难看到媒体真诚的道歉声明?因为它常常不需要自己负责。久而久之,媒体养成了不认错的习惯,就连最明显最基本的失误,也懒得向公众道歉。这看上去是媒体对公众的强悍,但本质上也是弱势的表现。

  在很多强势部门都觉得自己需要“为新闻负责任”,并且觉得自己比谁都更“吃不消纸箱包子”,经常一马当先地走在媒体前面的情况下,媒体也就乐得无能了。只留下信任危机,让全社会来承受。

(作者系南方人物周刊主笔)

来源:南方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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