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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价上涨后面:更大的是民生问题


2007-08-27 09:25:27         华夏经纬网

  方栓喜: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

    ⊙主持人:邹民生 乐嘉春

  当前物价上涨难以演变成严重通胀,但物价背后的民生问题耐人寻味

  主持人:栓喜,你好。前两天在电话里听你谈起对房价、肉价、粮油价等价格上涨的看法,角度很特别。你说,当前物价上涨演变成严重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大,真正要关注的是物价背后的民生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

  方栓喜:8月13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7月份的数据,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5.6%,其中城市价格上涨5.3%,农村价格上涨6.3%。从绝对数来看,这些价格变化无疑值得关注。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物价长期保持低增长的国家来说,消费物价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恢复性上涨。从决策层来看,多年来都希望农民能够通过价格上涨得到一定的实惠,目前的涨价对农民是有利的。因此,这次消费品涨价,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市场对原有产品比价不合理做出的合理的反应。

  从宏观基本面讲,我认为,反而通货紧缩的压力也不小。现在,许多人拿流动性过剩来说通货膨胀问题,其实未必准确。通货膨胀虽然是由过多流动性引起的,但过多流动性却未必会真的出现通货膨胀。流动性过剩要转化为通货膨胀需要许多前提。比如消费者要有很强的购买意愿。在我们这样一个转轨经济体中,由于整个福利体系的不完善,多数的消费者仍然保持比较保守的消费倾向,投资和消费失衡的总体格局也没有变。如果我们预期会出现全面的通货膨胀,把扩大内需作为长期方针就是自相矛盾。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物价变动往往是结构调整、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指针。但是目前我国一些物价稍有波动,就会牵动许多人的心。政府对此也高度重视,采取多种措施稳定物价。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是因为大家都把物价看成是一个民生问题。因此,我们关注物价,最重要的还是关注物价背后的民生问题。

  房价其实是一个与民生状况有直接关系的大问题

  主持人:怎么理解物价上涨也是一个民生问题呢?这个民生问题的关键又在哪里?

  方栓喜:说物价也是一个民生问题,而且与收入分配差距有关,那是有原因的。我国目前还是一个转型国家,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这是一个事实。如果一个经济体贫富差距过大,在经济政策的评价上,就会有比较大的差异。

  比如对房价问题,富人们希望借此增值保值,在目前情况下,对他们来说,购买房产是实现财富增值的好办法;而并不富裕的人买房,只是为了改善居住条件,房价上涨对他们是直接的资金压力、还贷压力、生活压力,而财富增值只是说说而已。作为开发商,赚钱是最实际的,谁出多少钱就为谁盖房,因为企业不追逐利润就不是企业了。

  在这种情况下,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体中,对房价的这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就会成为很大的问题。因为有富人主导的房价市场,在无意识之中就会非常容易地伤害穷人的居住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土地供应量不是无限的,你建设豪宅用的地多,别人建房子自然就用地少,而且富人炒房价的行为又狠狠地抬高了整个房地产的价格。

  所以,在贫富差距比较大的情况下,即便是大家在本意上想和谐相处。但反映到经济领域,难免处处存在立场和意见的对立。在这种情况下,富人要取得更多的自由,就必须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这样一个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当然,这还仅仅是从经济领域来看,如果贫富差距过大,大家的观点很难一致。富人说,我们遵循的是市场规则;穷人说,我们遵循的是生存规则。从社会领域看,由贫富差距过大,还会造成心理落差和非理性行为,最终富人难以独善其身。所以,房价问题,其实也与民生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物价问题不那么简单,而宏观调控操作不仅难度大,也很难治本

  主持人:照你的看法,对物价的态度,富裕程度不同的人看法不同。如此状况,宏观政策操作又该怎么做呢?

  方栓喜:在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由收入分配差距引发的民生问题,会体现在方方面面,物价也不例外。在还没有形成完善的福利制度的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操作面临许多困难。

  第一,既怕通缩又怕通胀,通缩了怕失业过多,是民生问题,通胀了怕多数人生活水平下降。汇率改革就是有这种担忧,我们有一个多亿人在对外开放相关部门工作。升值了怕这些人失业,不升值流动性过剩难以解决,这样,又怕出现通货膨胀。

  第二,在政策实施中考虑短期问题太多,不得不小心谨慎,为了民生问题不得不过多地动用行政手段,而这往往不会给市场的反应留出时间。由于缺乏解决民生的制度性的安排,政府不得不随时关注市场出现不利的苗头。

  第三,会形成一种凡事不信任市场的习惯。比如,一些物价在供求关系自发调节引起上涨时,政府为照顾困难群体不得不采取的行政限价,往往会造成更多厂商的退出,从而加剧短缺。

  第四,会形成一个事无巨细的大政府。政府总有管不完的事情。事实上,比如猪肉涨价,这是一个市场化的部门,政府可以只做两件事情,一是管最低生活保障,发挥兜底的作用。二是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涨价后,自然会有更多的厂商进入,价格还会自动降下来。这样比管住许多具体的价格简单得多。

  也就是说,在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大的情况下,要想使市场经济成为多数人玩得起的游戏,就必须要抓紧建立一个完善的福利制度,并以此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如果没有这一手做后盾,宏观经济总有难以调和的矛盾。

  推进市场化改革是正途,但要优先重构福利制度

  主持人:你提到了福利制度,这对改善民生与经济有什么影响呢?

  方栓喜:目前我国的市场化改革推进之所以很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民生问题。比如,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就要求资源要素市场化,但推进这些领域的价格改革,就会使这些领域的价格上涨,从而会担心物价的全面上涨。如果我们有一个完善的福利制度的话,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政策选择的空间。

  因此,在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大的情况下,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建立再分配体系,完善社会福利制度。在特定背景下,这一任务,甚至要优先于市场化改革。

  为什么现在许多人不赞同市场化改革?在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情况下,房地产涨价是再分配,有钱买房子的人立刻就会比没有钱买房子的人收入增加许多,尽管二者的能力可能相差不多,股市也是如此。这些都是在市场力量自动发挥作用的结果。如果没有一个福利制度,如何能够实现社会和谐?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市场经济和福利制度之间,在一定时期,存在着相互促进的作用。由于福利制度的存在,更多的社会成员能够承担起市场经济运行的风险,他们才可能通过社会共识选择更为自由的市场经济。在贫富差距过大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再分配制度,没有一个福利制度,更多的社会成员则会对市场经济失去希望,并希望通过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去取代市场的作用。

  有专家主张,也许现在很大的问题是初次分配领域的不公平,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平更多地应当从初次分配入手。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一些垄断行业取得的暴利往往落在了个人手中。但是,这是历史造成的,并非是这些行业个人的贪婪所造成的。我们的改革毕竟不是革命,渐进式的改革毕竟不能不考虑既得利益,涉及个人的具体利益。

  但政府则不同,如果有了合法的过高收入,就应当用之于民,就应当在再分配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由政府从财政税收渠道获得合法收入,实施再分配,与任何个人和机构从富人手中拿钱不同,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因此,完善福利制度在当前,其意义也是非常的。

  我国正处于构建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最佳时期

  主持人:现在提完善社会福利制度,时机合适吗?

  方栓喜:我国目前的社会福利制度是从计划经济时代演变而来。在整个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旧的福利制度逐步解体,但新的福利制度仍没有建立起来。包括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社会保障等,不仅都没有达到全民覆盖,还在城乡、地区和不同人群之间存在过大的差距。

  如果我们仅仅把眼光盯在一般消费品上涨这一点的话,就会忽略上学、看病这些老百姓支出的大头,在这些领域,困难群体的负担要更重一些。

  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一个很好的提法,这意味着政府已经开始把重建福利制度作为政策的重点。这样做,不仅符合多数人的意愿,也是当前开始力所能及的事情。

  比如,国家财政收入从1950年62亿元开始,到突破1000亿元大关,用了28年时间(1978年为1132亿元);从1000亿元到1万亿元,用了21年时间(1999年为11444亿元);而从1万亿元到2万亿元,只用了4年时间;从2万亿元到3万亿元,只用了2年时间;2006年,中国财政收入接近4万亿元,2007年1~6月,全国财政收入26117.84亿元,同比增长30.6%。

  应当说,原来许多在改革初期做不到的事情,目前可以加快步伐解决。

  这里特别一提的是公共服务问题。什么是公共服务?在我看来,就是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得到的社会服务,不管你有钱还是没有钱,钱多还是钱少,政府都应当为你提供的服务,这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公共服务就是现代社会政府最重要的再分配手段。政府运用自身的权力资源和财政资源,通过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使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够享受到与生存发展相关的基本福利。

  一段时期以来,许多人在批评公共服务市场化。公共服务市场化事实上在我国被误解了,被认为是政府推卸责任,把付费转嫁给了个人。其实,真正的公共服务市场化是政府承担最终责任,而把某些具体任务委托给私人部门或者民间组织做而已,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效率。因此,我国目前还应当在政府承担最终责任的情况下,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增加公共服务供给。

  所谓基本公共服务,就是一个国家的社会成员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核心公共服务,这些公共服务是公民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因此,基本公共服务应当均等化,我们应当在城乡、区域和不同社会成员之间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城乡和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有差距是正常的,但是不同社会成员在基本权利和机会上的不平等就是问题了。尤其是,通过这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还可以缩小这些社会成员之间实际的收入差距。

  因此,国家应当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制订基本公共服务的最低标准,通过有约束性的社会发展规划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基本公共服务能够惠及全体社会成员。

  当我们的社会福利制度相对健全,公共服务基本完备之后,我们再来看物价问题,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来源: 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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