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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之纯:农民工第二代背后的制度边缘化


2007-11-01 09:42:32         华夏经纬网

   就整体社会而言,"不平等"才是一种常态,譬如人们从事不同的工作,获得不同的收入,过着不同的生活,这都是正常的---但在承认这些的同时,一定要厘清哪些"不平等"属于正常合理的范畴,而哪些是不合理、必须改变的,尤其是决不能容忍由于制度虚置甚或根本上不公正的制度,所制造的不平等。

  “生活于城市,却总在边缘”———这是10月30日《中国青年报》对农民工第二代现实境况的描摹。农民工第二代即指那些从小便生活在城市或城郊的农民工子女,他们主要在城市学习、工作和生活,却又难以真正扎根,“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人,也不是正宗的城市人”,成为社会边缘阶层。报道中综合多种资料后指出,不尽完善的学校教育和家庭管理,加上特殊境遇造就的边缘心理,使农民工第二代成为一个易于犯罪的危险群体。

  这的确是个非常值得关注和讨论的重大课题。每逢社会转型时期,总会有形形色色的新阶层产生,而且总会有一些阶层利益受损、趋向边缘。“农民工”便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所产生的这样一个特殊阶层。一般说来,被边缘化的新阶层的一些基本问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社会不断稳定和经济不断发展而逐渐得到解决。然而,当前“农民工”的问题却显得那样特殊:虽然这一阶层出现已近30年,并且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却难以真正改变自己的境遇,甚至其“特殊性”、“边缘性”还在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扩展放大———农民工第二代的问题,便是其“特殊性”、“边缘性”的折射和积累。

  由此,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让农民工群体尽快摆脱被边缘化的现实。依笔者看,农民工群体被边缘化而且境遇迟迟难以改善的根本原因,是某些制度被“边缘化”,从而对社会的调节作用打了折扣。

  所谓“制度边缘化”,即指某些制度因为种种原因导致乏力甚至失效,从而影响到社会公正的实现。譬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二条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到歧视”;第四十六条规定:“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同工同酬”———然而在现实中,“平等就业、按劳分配、同工同酬”已成为农民工连想也不敢想的梦。再譬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九条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但休论城乡之间教育条件的巨大差距,即便同样在城市,农民工子女果真得到和城市人口子女大体相似的教育条件了吗?

  换言之,在实际操作的层面,有些法律规定实际上早已经“靠边站”了。而之所以如此,既有执行不力的原因,也有某些地方政府部门无视法律、自行其是的原因。譬如,1995年北京市曾颁布过一个《外地来京人员务工管理规定》,其中赫然就有这样的歧视条款:“本市使用外地人员的行业、工种,由市劳动局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本市劳动需求状况,以本市城乡劳动力不能满足用工需要为原则确定,并予以公布。”由此,北京市竟有100多个工种不允许外来人员进入。如是,制度不仅是被“边缘化”,简直是彻底变异了。

  因此,在农民工困境的背后,是这样一种有目共睹的扭曲现实:某些制度的“边缘化”,阻碍了社会公正的实现,致使某些为改革、为发展、为城市化和工业化作出了巨大贡献的群体,却收益甚微。

  一个理性、和谐的社会,并不天真地追求收益绝对平等,但一定要追求制度公正。的确,就整体社会而言,“不平等”才是一种常态,譬如人们从事不同的工作,获得不同的收入,过着不同的生活,这都是正常的———但在承认这些的同时,一定要厘清哪些“不平等”属于正常合理的范畴,而哪些是不合理、必须改变的,尤其是决不能容忍由于制度虚置甚或根本上不公正的制度,所制造的不平等。

  未来10年中国农民还将以每年850万的速度向城镇转移,如何让更多农民顺利实现非农化、城镇化,已经成为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回避的关键问题。与此相对应,如何尽快有效清理制度环境,让合理的制度归位,不合理的制度退场,是当前面临的一项历史性任务。作者:郭之纯

来源:长城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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