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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畅:假记者泛滥是舆论监督的异化


2007-11-13 09:14:30         华夏经纬网

  日前,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发布消息称,“打着境外报纸旗号在内地从事非法经营活动的非法报纸《社会新闻报》被依法取缔,涉案假记者高扬、何桂英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这起事件是全国“扫黄打非”办、新闻出版总署开展“整治假报刊、假记者站、假记者、假新闻”专项行动中发现的一个典型案件。

  近年来,假记者的出现、泛滥,屡屡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出现在公众的视线里。以假记者较为频繁出现的山西省为例,当地有关部门报告说,一些非法报刊社的假记者,一些尝到利用记者身份诈骗甜头的无业游民,甚至一些街头烙烧饼、钉鞋的小商小贩都拿着假记者证,或穿梭于机关、企业,尤其是煤矿、交通治超点敲诈钱财,或骗免交过路费、旅游景点参观费,甚至混进了山西省的第九次党代会。

  假记者们如此风光,是他们有什么过硬本领吗?非也。山西省“扫黄打非”办公室分析认为,除法律法规不健全外,山西经济较为特殊的发展模式,尤其是煤炭产业链,为假记者这群寄生体提供了寄生源。山西省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只要延续,这帮已尝到甜头的寄生源,就绝不会轻易放弃。

  为此,有人以“假记者暴露真问题”来回应,认为假记者的出现、泛滥,是与地方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有关,否则,假记者现象不会这样“蔚为壮观”。

  其实,在《社会新闻报》被取缔,假记者高扬、何桂英被抓获之后,全国“扫黄打非”办有关人士也表示了相近的看法。他们认为,一些单位因自身存在问题怕曝光为假记者行骗提供了条件。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目前舆论监督本身的弱点,也是造成假记者泛滥的原因之一。突出的是,新闻媒体敢不敢监督、会不会监督的问题。如果省、市、县媒体都能正常开展舆论监督,发现本地和同级部门存在的问题,及时作出报道,公众自然会对相关情况作出评价的判断,有谁还会害怕打着中央、省里甚至海外旗号的假记者们?甚至,从山西的情况看,有的活跃在基层的假记者,背后真的有“上级”新闻单位的真记者“后台”,通过收买利用,双方结成“利益共同体”。

  假记者的出现,也暴露出现行一些媒体运行体制的弊端。据山西有关部门调查,一些非法“杂志社”、“记者站”大都向香港或北京的所谓“总部”交纳了2万~5万元人民币,购买站名、社名,每年还要上交数目不等的“管理费”。非法杂志社、记者站设立后,便开始招募人员,不讲任何资质、条件,交钱就行。这样体制下出来的记者和进行的舆论监督,只能是敲诈勒索和巧取豪夺,谈不上媒体的声誉和公信力。

  取缔《社会新闻报》和抓获假记者高扬等人之后,有人质疑有关部门的“警惕和甄别能力”。据高扬交待,他到各地采访,每到一地都是先与宣传、外事部门联系,每次都受到热情接待,从未有人对其身份表示怀疑。其实,分析背后的地方官员心理,笔者认为,有人未必不知道高扬的记者身份是假的,问题是,在现行舆论监督“语境”里,真有问题的单位,可能是真记者假记者都惹不起。基层政府部门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热情款待,笑脸相迎,只求相安无事。中国贸易报驻山西记者站聘用人员被打死事件,就是地方势力进行甄别“真假记者”所引发的极端事件。

  舆论监督的实质,是保障公众知情权。让事实和真相暴露在阳光之下,是一个健康社会所追求的媒体形态。真的舆论监督不应该代表“上级”,假的舆论监督不应该沦为敲诈勒索的手段。当舆论监督处在异化的阶段,还难以让假记者消失。


作者:刘畅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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