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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四倍:钉子户是否真的那么可怕


2007-11-29 09:40:37         华夏经纬网

  在我国,“钉子户”的产生与官僚主义、公众参与缺失等因素有关,而近些年频繁出现于媒体,则与公众权利意识普遍高涨有关。

  27日晚,广州黄埔石化南一街地铁工地灯火通明,而那幢绿色的钉子户依然孤独地屹立在地铁工地上。据悉,为了避开这一“钉子户”,广州地铁五号线改变文冲站的施工方式,将明挖改为暗挖。(11月28日《南方都市报》)

  尽管如此,不论是广州地下铁道总公司还是“钉子户”,都认为自己输了,而法学专家周林彬教授认为:地铁公司避让被拆迁户的行为值得赞赏,符合《物权法》确立的尊重私人财产权的精神。但地铁工程延期实际上是对公众利益的损害。

  那么,我们如何在当下的语境中认识“钉子户”呢?事实上,早在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事件中,就有人就提出,这次事件带来了远大于一个拆迁纠纷本身的社会成本,是一桩典型的市场失败行为,存在严重的负外部效应。

  就本则新闻来说,似乎也验证了这点。那么,是不是就应该彻底杜绝“钉子户”的出现呢?

  毫无疑问,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对政府讨价还价,追求无限度的经济补偿,那么协调成本、交易成本必定过高,许多效率问题根本无法解决。例如日本为了动迁几户人家,花费了数十年,最后还是只能道路改线。

  但是,笔者以为,应当在更广阔的社会视野下看待当下我国出现的“钉子户”及其选择。客观地说,这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征,如果放在几十年前,恐怕是不可能出现的。

  要正确认识“钉子户”现象,离不开对其出现的社会背景的考察。笔者以为,在我国,“钉子户”的产生与官僚主义、公众参与缺失等因素有关,而近些年频繁出现于媒体,则与公众权利意识普遍高涨有关。

  传统行政体制的设计,应该说没有给社会公众参与政策制定留有太多的渠道———政策的制定与公众没有形成互动效应,在很多时候难以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即使在今天,真正能够吸纳民间思想库、各种利益团体、法人组织和公民主动参与的渠道,仍然是不够的,公众表达自己意志和愿望的要求,常常难以充分、及时地得到满足。这给“钉子户”的出现提供了机会。

  传统观念认为,政府理性足够公平,能够充分照顾到社会的发展效率与分配公平,政府作为一个组织,其实现的目标较为宏大,而公众则囿于个人利益与眼界,难以超越公共事务管理者的决策理性。但是,“钉子户”的出现,恰恰说明,政府也有不够理性的地方,这是必须正视的。

  从根本上说,社会是公民的社会,公民是社会的公民,因此,不应对“钉子户”的出现大惊小怪,相反应以积极的眼光看待之,因为这是公民的正常行为。对政府和社会来说,重要的是消除“钉子户”产生的土壤。

  要消除“钉子户”现象,首先必须增强政府行为的透明度。其次,需要让更多的公众参与到更多的政策制定的讨论中来。再者,制定或完善相关法律,并进行宣传,既可以规范公众的参与行为,又可以提高公众的依法参政能力,让民意体现得更为充分,通过增加公众对政策制定的影响程度,从而增加其信任和支持度。

  “钉子户”现象是公民追求实质平等和权利的体现。不能只让公民享有抽象权利和形式平等,而无缘享有实质平等和权利———那样,只能导致公民对自我权利“无保护”状态的深深忧虑。正是在此意义上,祛除对“钉子户”的深刻偏见与对立,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朱四倍

转自:长城在线 (来源:燕赵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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