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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斌:副市长道歉只是听从组织安排无新意


2007-12-04 10:25:04         华夏经纬网

  从各式传媒上,我们时而会看到政府官员向民众道歉的报道,似乎道歉已经逐渐成为官场的流行文化。新近的消息,是官员道歉被制度化的举措:深圳市政府常务会议9月14日审议通过了《深圳市政府部门责任检讨及失职道歉暂行办法》。该《办法》规定,“政府部门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严重社会影响的,应当向公众道歉”。如此看来,“四川阆中副市长文春涛就公路未按时通车道歉”(《成都商报》12月3日)的新闻,委实是了无新意。

  然而,即使是“新瓶装旧酒”,也还是有其文本价值的。报道中有这么一句话,“镜头上,文春涛态度诚恳”。看似平平无奇的闲笔、套话,却折射出官员道歉的行为日渐异化的现实。

  先从道歉官员的道歉上来看。他们的道歉,当然是对自己失职失误行为的内心愧疚、外部负面影响的内在检讨的公开表现。我们甚至应该庆幸,这个城市的管理者没有把“公路未按时通车”推诿归咎于下属的工作不力,或者为了赶工期而罔顾质量、去欺上瞒下的抢进度。

  但是,道歉可以在心理动机、行为目的、后果上讲可以作多种区分,真诚的、承担的、可以补救的道歉行为,当然值得肯定。而虚伪的、开脱的、就此了结的道歉行为,却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

  回到此次道歉本身,仍然存在许多疑点:既然在开工前就在当地电视台实行了通车时限倒计时,公路建设进度却还是无法确保,个中缘由是否可以用夏季雨水多、原材料供应紧张等客观原因来解释?从原定的国庆节前通车的期限到现在已经有两个月了,这样的道歉是不是来得太迟了点?既然这条路建成后将使约10万群众受益,我们很难相信,那些希望落空的群众没有因此反映、投诉,那么传递民意的渠道是否通畅,相关职能部门开展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自发动力和外在压力是否足够?副市长表态领责,这种高风亮节是否也让可能犯错的下属其责任不能得到应有的追究?

  假如把视角往更深远的方向延伸,就很容易发现,在类似事件中,我们地方人大监督职能的习惯性缺位:假如在有代表就此问题代表选民向相关官员质询,再由官员向民众道歉,和跑去电视台相比或许新闻效应会低一点,但对官员工作有效性、制度安排合理化却有莫大的助益。

  从报道中“阆中市委、市政府慎重研究后决定,由分管副市长代表政府向老百姓公开作检讨”的叙述,可以看出,副市长的道歉,实际上仍然是“一切听从组织安排”。也就是说,从行为动力上分析,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也让道德勇气责任担当的色彩大打折扣。从权力来源上看,只要民众真正能够对官员命运起决定作用,并不需要什么规定,官员做错了事就会主动、及时、真诚地公开道歉。这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常识。而“组织安排”的情节却显示,虽然道歉的行为对象是老百姓,但是作为一种道德上的愧疚,却是指向上级领导的。

  而即使是前述深圳把官员道歉推为硬性制度的举措,所收获的评语,也大都是质疑的论调:当道歉成为政府对官员失职的例行惩罚时,它很可能由此成为掩饰失职的一块遮羞布。

  道歉的缘由总是五花八门,但与道歉相伴随行的却只能有一种结果——问责。而真正的“问责”,既来自于官员自身的道德自觉,更来自制度的硬规定,也来自民众与舆论的软压力,以及更为深厚的政治氛围。正如有学者指出,具有真实意义的道歉是建立在现代官员问责制度基础上的道歉;具有实际价值的道歉是法理政治中的道歉而不是道德伦理中的道歉。

  正是因为民众难以追究道歉官员应当承担的公共责任,同类的官员更难得吸取道歉官员的教训,避免同样的失职与失误。久而久之,他们只能像看重“镜头上,文春涛态度诚恳”这一类的描述,根据道歉官员凝重的神色、诚恳的态度、华丽的辞藻甚至是追悔的眼泪,推断道歉是否已经变成了官员用权失职失误的道德掩饰。

  在此种微妙的心理投射下,大多受众所看到的“副市长上电视道歉”,只是一场事先精心编排、事后大肆张扬的现场表演,而民众对当下不少官员即使是在道德伦理意义上本应具备的为官之本、为官之道、为官之德的失望,也已经呼之欲出。


作者:李斌

来源:信息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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