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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政府干预导致市场发育不足


2008-01-14 10:38:47         华夏经纬网

  政府干预导致市场发育不足

  如果我们从市场的几个门类来看,有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和技术市场。中国的哪一个市场发展得最好呢?政府干预最少的,发展得最好。

  总体而言,产品市场是发展最好的。比如中国的家电产业,政府早就不管了,所以发展得特别好。相比之下,中国的汽车工业,WTO之前管得很紧。吉利的李书福在上世纪90年代就生产了汽车,找政府要批件、要上产业目录,但政府就是不批。你生产汽车,政府不让你上目录,就是不合法的,没法卖。为什么现在中国的汽车市场到处都是外资的品牌,原因就在这里。仔细研究就知道,哪一个产品市场政府限制越多,哪个产品市场问题越多。

  劳动力市场也算发展得比较好的市场。中国经济能有这么好的发展,与劳动力市场充分竞争和灵活性有很大的关系。但这一块也不是完美的,因为我们有很多户口的限制、移民的限制。很多农民变成工人了,我们不叫作工人,叫农民工,按照身份属于农民,按照工作属于工人——这是制度扭曲产生的怪象。

  资本市场、土地市场是问题最多的两个市场。在资本市场上,谁能得到贷款、谁得不到,谁能上市、谁不能上市,很大程度上是由政策决定的,甚至是由政府规定的。特别是在早期,一个企业要上市融资,需要很多部门的批准,拿到资格的人就获得垄断地位。有关系的人才能拿到这个资格,所以这个市场很不健康。银行贷款也一样,这么多老百姓的钱贷给谁?政府部门说贷给谁就贷给谁,民营企业不容易得到贷款,而国有企业大量的亏损照样可以得到贷款,市场没有效率。

  再看土地市场,没有真正的私人交易,而是政府的强制交易。要盖房子,农用地变为住宅地,需要从农民手里拿,拿的时候,政府以很便宜的价格征地,然后倒手卖。有关系的人就可以搞到土地,没关系的就搞不到,或者花很高的价钱才能搞到。所以这个市场也很腐败,没有效率。中国的房价为什么涨得这么快?如果我们实行自由的土地产权制度,房价这么高,就会有更多的土地释放出来建房子,房价上涨就会受到控制。

  最后看技术市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市场。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它是通过企业和市场发挥作用的。在真正的市场经济当中,你有一个好的发明,可以通过创办企业,或者通过转卖、授权来实现它的价值。在中国,大量的技术专利是个人申请的,而不是公司申请的,创新没有变成公司制度化、日常化的行为。这是影响中国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跟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够有关。

  政府最应该做的:

  保护产权,推动竞争

  为了完善市场,政府应该做什么?就是很好地界定产权、保护产权。只要政府真正做到这一点,真正保护人们的自由,每个人都会运用自己的优势,在市场上进行交换,达成合作,整个社会很快会富裕起来。

  没有政府,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政府本身也是市场的一种需要。但问题是,政府获取收入的办法跟企业不一样。企业不创造价值就不能获得收入,政府即使不创造价值,通过税收也可以获得收入。所以,很多政府的行为就容易超越自己的职责界限。另一方面,像前面所说,很多人缺乏理性思维,看到社会中出现某种问题,没有弄清真正的原因,就请求政府干预。实际上,许多情况下,政府干预越多,问题越大;问题越大,对政府的需求就越多,结果就会陷入恶性循环。

  所谓竞争,并不是说一个行业有很多企业,而是政府允许自由进入。在中国,石油、电信等行业经常受到批评,真正的问题在哪儿?是政府没有把行业放开,只允许一部分企业做,不允许另一部分企业去做。要使中国的电信企业、石油企业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解除行业进入的管制。这样,即使没有企业马上能够真正进入,仅仅由于潜在的竞争威胁,他们也会努力迎合消费者。

  任何限制竞争的做法,只对少数人有利。资源配置要么按市场,要么按特权。如果不按市场,一定会按特权。任何限制竞争、人为地限定价格的办法,最后只能让少数有特权的人得到好处。

  让穷人的资产变成资本

  关于产权保护对穷人致富的意义,秘鲁经济学家索托在《资本的秘密》一书中给出了很经典的证明。为什么落后国家的普通人那么贫困?因为这些国家缺少能把资产变成资本的制度。发达国家为什么发达?因为它所有的财产定义都明确,任何人都可以把资产变为资本。

  这听起来比较抽象,举个例子:假如我有一栋房子,我想做生意,需要一笔钱。如果我的房子产权明确,就可以抵押给银行。我的房子值100万,银行可以给我贷60万,这样我的企业就可以做起来了。十年以后,可能我就变成了很富有的人。但在落后国家做不到这一点。这本书的作者走访了几十个国家,作了大量的统计研究,第三世界穷人积累的资产有很多,比如说房产的价值是9.5万亿美元,但这些都是半合法半不合法的资产,可以使用,无法买卖。

  看看中国的农民是不是这样?农民是中国社会最底层的群体,但农民手里都有值钱的东西——土地、住宅、宅基地,但他不能卖,即使进了城,也只能放在那儿。一边有值钱的财富放在那儿,一边在城市里又没地方住。这是很不合理的。如果农民真正获得土地的所有权,把那些宅基地卖了,在城里至少买一个四十平米的房,他就跟城里人一样了。但现在不能,因为政府不允许。土地只有使用、耕作的权利,没有交易的权利。

  社会落后,不是我们没有资产,而是没有把资产变成资本的途径,所以很多人可能拿着金饭碗讨饭吃。资本市场的作用,就是让人们可以用未来交换现在。这是什么意思?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想法、一个计划书,但因为这个计划实现之后我可以赚大钱,所以现在有人给我大笔的钱。但如果产权没有很好的界定和保护,你有一个好的创业计划,政府不让你借钱,或者银行不相信你,不借钱给你,你就失去了致富的可能。

  所以,无论在第三世界国家,还是像我们这些新兴的市场国家,要使穷人富裕起来,第一要务,是很好地界定产权,让穷人的资产可以变成资本。这样,每个人聪明的脑袋可以提现。如果不是这样,靠政府和世界银行给救济,靠各种慈善活动,抵消不了由于制度的不合理给穷人带来的损失。

  相信市场,允许民间扶贫

  当然,在任何社会,包括市场经济中,总会有相对贫困的人需要救济,问题是怎么去救济?

  很多人认为,扶贫要靠政府。但在中国,我的研究发现,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越高的地方,收入差距就越大。好比说,现在政府建设新农村,在农村给一些穷人补贴,这本来是好事,但仔细看一下,钱拨下去之后到谁手里了?大部分没有到最穷的、最需要钱的人手里,而是到了某一个县、某一个部门领导的老家,某个领导的亲戚手里。政府花了很多钱,但没有起到扶贫的作用。

  经常有人讲,政府要去做市场上做不了的事——但要打一个注脚,很多市场做不了的事,不是它真做不了,是政府不让做。现在的慈善事业,暴露出很多不公平的状况。未来中国有更多的人富裕之后,做慈善事业的会越来越多,但我们的体制环境不利于慈善事业的发展。我本人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包括茅于轼教授、吴敬琏教授、林毅夫教授,我们十几个人,在三年前就做了一个富平基金,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帮助农民工的培训;第二是资助农村的小额贷款,但至今没有被注册下来。

  同样的道理,在医疗体制改革问题上,我曾经说,政府有责任提供医疗保障,但没有权力不让私人办医院。如果允许私人办医院,政府花在医疗上的钱,就可以大大转到低收入阶层身上。因为高收入阶层的人,会花高价到服务方便、不用排队的医院,这就把更多的医疗资源让给了困难人群。而且,政府还可以向私立医院征税,进一步补贴困难人群。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而现在,看看北京,看看全国,越是好的医院,越是把大部分的费用都花在一小部分有特殊地位、特殊关系的人身上。

  一个严重的误解:

  市场导致不平等

  对于社会中的收入分配不平衡的现象,大部分人都很担忧。但有人把这种现象的原因归结为市场化改革,甚至有人认为,市场经济的结果一定是贫富差距扩大。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从历史上看,市场经济使什么人受益最大?是富人吗?不是。市场经济最大的受益者是普通人。举个简单的例子,爱迪生发明了灯泡,给每个人都带来便利。但灯泡的价值对富人来讲要比穷人小,因为富人有钱,没有灯泡,他可以点很多蜡烛;而穷人一根都买不起。再比如现在有了电视,每个人都可以听明星唱的歌、看明星演的戏,而过去只有少数富人、王公贵族才能享受现场直播式的演出。汽车也这样,过去富人可以坐轿子,现在每个人都可以有代步工具。所有新产品技术都是这样。市场经济最大的受益者是老百姓,不是特权阶层。

  再看中国改革的历史。我1977年考上的大学,那时候全国总共招了28万大学生,后来追招可能是40万。那时候,高中生中只有不到5%的人有机会上大学。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是家庭出身不好、父母有历史问题的,当兵去不了,招工去不了,没有任何希望,只好在家里看书,结果赶上恢复高考,考上了大学。1980年代的城市个体户,大部分是社会底层的群体。因为稍微有特权的人都去当兵了,去政府、国有企业工作了,而没有特权、没有关系的人怎么办?只好自己捡破烂,摆摊卖点瓜子,结果反倒富裕起来。

  这说明,改革使我们的社会垂直流动性大大提高了。斯坦佛大学一位教授的研究表明,在中国,1990年收入最低的1/5的人,到1995年仍然处在这个群体的比例,远远低于美国。也就是说,中国收入的垂直流动性要比美国高。这一点可以理解,因为中国本身是在剧烈变化过程中,而美国社会相对比较稳定。比尔·盖茨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但在中国,原来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经过奋斗或创业,进入中产阶层的人,就比美国多。

  如果以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差距,我作过一个统计,在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当中,平均而言,市场经济发展最好的地区、国有经济部门最少的地区、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最低的地区,是收入差距最小的地区。

  这说明什么?如果政府参与经济活动少,人们从事商业活动的自由就大,竞争就激烈,商业活动的利润就低;如果这个地区只有少数有特权、有关系的人能做生意,或只有最胆大的人敢做生意,做了之后盈利就很高。举个例子,浙江一带的人做生意的人比较多,富人也多,但利润都很薄。但像东北这样的地方,大部分人都不做生意,但做生意的人一定赚大钱。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市场环境不好。所以我们看到,市场越开放、政府干预越少的地方,收入差距越小。

  另外,平等不仅仅体现货币收入上,还包括其他的方面,如自由、权利、选择等。过去老百姓有什么自由?我在农村的时候,农民家里生产的西瓜、苹果,到集市上卖,被发现,算作投机倒把,要批斗,甚至关起来,连做人的基本权利都没有。那时候农民一年四季吃不上肉,也买不起面,但只要公社的干部来村里,大家都抢着请客,有点白面、有点肉都留给干部吃。为什么?只有跟他关系搞好了,孩子才有当兵、招工之类的机会。所以,改革开放不是使中国社会变得不平等,而是更平等。

  拒绝“卖拐”——

  坚定对市场经济的信念

  市场经济很脆弱,太容易受到损害,需要有人去捍卫它。市场经济就是这样:当你享受它的好处的时候,你只会盯着它的坏处;当你没有机会享受它的好处的时候,它也没有办法告诉你,它的好处是什么;当你自己把它弄坏的时候,你还骂它,怎么这么糟糕。

  这就跟人一样,本来没病,但有人不断说他有病,非给他吃药不可,最后就吃出病来。这也是赵本山的小品《卖拐》告诉我们的真理。现在好多人都在“卖拐”,本来你的腿不坏,他一定说是坏的,说到最后,你自己认为自己的腿不行了,只好买他的拐。在今天的社会上,这个拐是什么?就是大量反市场经济的言论。

  我说这些,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大家更好地理解什么是市场经济,坚定我们对市场经济的信念。中国的未来最值得担心的是什么?不是能源、环境问题——这些当然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市场竞争推动的技术进步一定能为我们找到答案。我们没有必要像200多年前的马尔萨斯或30多年前的罗马俱乐部那么悲观。中国的未来发展,取决于我们的信念——我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如果我们坚定了对市场经济的信心,不断推进改革,完善市场,中国的未来会非常好。如果我们失去了对市场的信念,制造越来越多的政府干预,中国的未来就面临着曲折和危险。⊙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 著名经济学教授 (全文完)

来源: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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