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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天蔚:葛剑雄教授的自我矮化战略


2008-03-18 10:28:38         华夏经纬网

  在最近的“中华文化标志城”争论中,作为该项目“战略规划设计首席专家”,复旦大学教授、著名学者葛剑雄无意间成了“争论副中心”——葛剑雄教授为“中华文化标志城”提出的“文化副都”定位,恐怕是这个雄心万丈的项目迄今所拥有的最大“无形资产”了。随着100多名政协委员联名质疑“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同为政协委员的葛剑雄教授,终于也数次就舆论质疑予以正面回应。

  看过葛教授的回应,似乎是舆论误解和夸大了葛教授的角色和作用。按照葛教授的说法,他参与“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并出任“首席专家”,不过受复旦校方委托,而且“是否要建,该不该建,用不到我们考虑或论证,我们的任务是为怎样建、建什么提出思路,提出一个战略规划”。

  若换作通俗些的理解,“是否要建,该不该建”之类的“战略”问题,其实已经早有成论,葛教授的任务,不过是在“战术”层面对该项目进行“文化阐释”而已。或者按照葛教授自己的说法,这次所谓“战略规划”,其实就是一篇“命题作文”。如此说来,葛教授的“战略规划首席专家”,其实颇有点名不副实。

  葛教授于此情势下的如此解说,当然有可以理解的缘由——在一项存有巨大价值争议的事件中,“战术家”负有的责任,总是比“战略家”来得轻松。“二战”之后,很多希特勒的猛将,就是以服从命令的“职业操守”,来弱化自己在纳粹战略决策中的作用,以期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如此举例,当然并非以为围绕“中华文化标志城”的争议,可以与纳粹行径类比,只是两个事件中的重要人物,都在要紧的时刻以自我矮化的方式自辩,才有这番议论而已。

  不过在笔者看来,葛剑雄教授的此番表态,虽然或许可以为弱化自己的责任做好铺垫,但与这种弱化必然相伴的代价,是身为学者的葛剑雄教授在文化责任上的自我矮化,和对公众对学者形象“误解”的再次确认。

  以葛教授的自辩,“中华文化标志城”于他及复旦大学,大约不过接了一单“活儿”而已。而既然“受人之托”,则“忠人之事”的“职业伦理”,便胜过了学者的文化责任。所谓“我们的任务是为怎样建、建什么提出思路”,堪称对“职业操守”最到位的理解;而“是否要建,该不该建,用不到我们考虑或论证”,则是最明确的对文化责任的弃守。在这里,身为著名文化学者和“战略规划设计首席专家”的葛教授,几乎将自己的工作,定位为一次广告文案策划。

  市场时代,公众对学者已经不抱太高的期待,不但经济学家为企业家谋划的事实已被公众接受,文化事件背后,也大多活跃着各类学者的身影和“智慧”。某些学者愿意以“有机知识分子”的身份,在文化市场中扮演智囊与高参的角色,也是知识和知识分子可能的出路之一。葛教授在“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中的角色和作用,不过又多了一个实例而已。

  葛剑雄教授此次角色的不光彩之处在于,当他为自己的这一单“业务”提出“文化副都”定位时,却是以其著名文化学者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示人,以致使“文化副都”的说辞,具备一种宏大的文化使命色彩。直到承受舆论压力时,葛教授却转身亮出文化枪手的身份,道出所谓“文化副都”,只是借助行政权力强定“标志城”于一尊的文化包装的真相。这种在“有机”与“公共”间骑墙、市场与学术均沾的投机做法,不但对葛教授的声誉带来巨大伤害,也必然让公众对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成色,产生进一步的怀疑。

  回顾事件的起始,葛教授恰恰应该在其认为“用不到”他考虑和论证的“是否要建,该不该建”上,进行论证和表态,因为文化学者的职责,恰是对文化价值的守望。即使做不到这一点,至少也应该保持一点儿品位,不要以知识的花枪为虚假广告撰写“文案”。


作者:张天蔚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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