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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宝林被身世之谜折磨一生 父亲出身是永远的痛

01/29/2008/08:57
华夏经纬网

  2007年11月29日,是相声大师侯宝林逝世十周年,侯宝林的小女儿侯在纪念文集《七嘴八舌侯家事》中追忆了父亲的一生,同时对自己的家族往事进行了梳理和重述。这不仅是一本私人相册,也浓缩了中国一个相声时代的历史影像。

  □摘编自《七嘴八舌侯家事》侯编著中华书局2008年1月

  父亲的出身,是他心灵上一直淌血的创口  

  上初一那年,“文革”爆发了,一时间,“出身”变成了人生中最最重要的事。纸里包不住火,我们家的那点儿事儿,也让人给抖搂出来了———原来,我父母都是孤儿。

  先说我母亲。我母亲王雅兰据说是天津武清县人,1922年8月8日立秋生人,小名就叫“秋儿”。因为家里穷得过不下去,她母亲只得撇下她进城(天津)去当奶妈。母亲8个月大时,饿得皮包骨头,眼看活不成了,她父亲抱着她进城寻找妻子。不料,被妻子的东家轰出门外,夫妻不得相见。我母亲后来分析说,她娘可能是被东家给霸占了。老爷子急得捶胸顿足不知所措,就有好心人支招:“赶紧找个人家把孩子送出去吧,不然小命就保不住了。”就这样母亲被送给一家在戏班子里做事的中年夫妇。

  母亲的养母很开明,在我母亲出嫁前,竟把她知道的原原本本地道了出来,就连收养时母亲身穿的小衣服、一张写着母亲生辰八字的纸也还一直保留着。

  我父亲可没有我母亲那么幸运,他的出身始终是个“谜”。父亲虚龄5岁时跟后来成为他舅舅的张全斌坐火车来到北京。据说,父亲是1917年农历十月十五酉时出生的,所以乳名叫“小酉”。张全斌是戏班里的跟包,不知是不是因为太穷娶不起老婆,反正他一辈子打光棍儿。他把我父亲带到北京送给了自己的亲妹妹,因此他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我父亲的舅舅,我们的舅爷。

  据父亲的档案记载,父亲的养父侯连达、养母侯张氏,家住北京地安门内大街织染局胡同,满族镶蓝旗人氏。祖上也曾是殷实人家,转入民国,因无生存技能又染不良嗜好逐渐败落了。

  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父亲一个人挣钱养活我们全家,名义上是8口———奶奶、爸妈和我们5个孩子,实际上是11口,因为父亲每月还要支付他的舅舅张全斌,另外还有一个师父、一个师娘的生活费。父亲对这个舅舅应该说是尽了全责的,一直到把他送进火葬场,回来时手里拎着几件老人随身穿过的旧衣服。老人对我父亲的出身始终讳莫如深。听母亲说,直到他弥留之际,父亲守在他的病榻旁恳求他,他也还是不肯透露半点。如果说老人有私心,怕我父亲找到亲生爹娘后不再赡养他,那么,为什么到他临终前还要保持缄默呢?他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难道他向什么人承诺过什么吗?所以说,父亲的出身是个谜,这个谜折磨了他整整一生,是他心灵上一直淌血的创口。

  小妹夭折

  母亲借烟消愁终生难戒

  我母亲也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女性,性格温和贤淑,做事任劳任怨,感情专一,宽容厚道,相夫教子堪称典范。她24岁嫁进侯家,从一个娇生惯养的独生女、一个令人羡慕的舞台新星摇身变成了一个后娘,心里的落差可想而知。在中国,为人继母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不信您看,无论文人的书中还是百姓的口中,后娘个个都是十恶不赦的坏女人。

  我大哥耀中1岁多时得了小儿麻痹症,下肢瘫痪站立不起。父亲带着去看号称“小儿王”的著名西医,西医摇摇头表示束手无策。就在父亲绝望时,母亲说,不如试试中医吧!父亲就找到名医赵锡武,赵大夫看完病问父亲:“我开了方子,你敢不敢给孩子吃?”父亲说:“您敢开,我们就敢吃。”“那好!我先开几服汤药,每服药搭上两丸苏合丸。这药是大人的剂量,还必须得是同仁堂制的,可没人敢给这么小的孩子用啊!”此后,母亲把自己亲生的儿子耀华交给我姥姥带,一心一意照料耀中。每天除了吃药,还得带他去针灸按摩。大约半年后,我大哥的病完全治愈了,没有留下一点后遗症。1961年他参军到海南岛战线文工团当文艺兵,正好赶上部队搞“大比武”,他被派往“尖刀班”学习,竟然还参加了横渡琼州海峡。几年前,他主演了农村题材的电影《春打六九头》,60岁的人了,依然健硕。

  我的妹妹咪咪,年纪小我两岁,1954年出生。她是全家最小,也是父母最疼爱的孩子。母亲总说,这个孩子不光长得漂亮,而且天资过人,小小年纪打扑克竟然能赢父亲。要知道,我父亲的“牌艺”是大家公认的。父亲的学生于世猷有一段回忆:“侯老同郭启儒演出,我陪着侯老玩牌。我记得有一年元旦,侯老叫我陪着郭启儒他们去了中南海,两位老师在舞会的中间夹了段相声,新年钟声敲响了,大家唱起了《东方红》,毛主席站起来和大家招手。尔后,我跑到后台,和侯老玩了岁初的第一把扑克牌。你看!侯老即使到中南海给毛主席演出时的空隙,也忘不了玩上一把。”

  我妹妹咪咪4岁时患上了肾小球肾炎,原本病情已经稳定。7岁上小学时,因为误打了某种预防针,旧病复发。当时是经济困难时期,药品食物匮乏,得不到良好的救治,病情时好时坏。拖到1962年开春,不治而亡。那天恰好是父亲要去南方巡回演出启程的日子。

  下午,父亲刚到火车站,医院来通知说,孩子经抢救无效死亡。单位领导让父亲留下来料理后事,父亲谢绝了。父亲说:“海报早就贴出去了,最近一站的演出票也已售出了,如果我不去,观众会失望的。”父亲走了,母亲把自己关在房里,一连三天,只是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从此,直到她去世,每天两包香烟。母亲还留下一句名言:“戒饭行,戒烟不行!”

  父亲说,“是王雅兰和我

  共同培养了一个侯宝林!”

  1966年6月“文革”一开始,父亲中断了在上海凤凰自行车厂的创作体验。回到北京不久,就被隔离审查了,关在离我家不远的原广播学院的灰楼里,每天刷厕所,铲煤,写十七年“反党”的交代材料,不准回家。到了深秋,有人通知母亲让她给父亲准备过冬的衣服,还带回一句话,要母亲和他离婚,免得受连累。父亲收到母亲连夜赶制的棉衣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憋了好几天,他终于找到造反派的头头,跟他们说:“我什么也不要,你们只要把王雅兰的骨灰给我就行了。”后来,父亲看到母亲偷偷放在棉衣中的纸条,上面写着:“孩子们说他们不做逃兵。”父亲这才相信母亲还活着。

  有一段时间,好像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父亲被暂时放回家。他写了大量的交代材料,因为抄家的红卫兵随时可能推门而入,你也弄不清他们都是哪一派的,甚至弄不清是本单位还是社会上的,当然也不敢问。父亲怕他的交代材料被一派人拿走,另一派人又来要,解释不清,就让母亲想法帮他藏起来。母亲很聪明,她把材料放进一个塑料袋捆好,再放进我家的面缸,用面粉盖起来。这招儿果然很灵,那些材料被保存了下来。这个秘密后来被我无意中发现了,我很佩服母亲。如果没有母亲,父亲是不是能捱过“文化大革命”,恐怕就很难说了。

  父亲去世前最后一次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他对着镜头用手指着母亲说:“是王雅兰和我共同培养了一个侯宝林!”这就是父亲对母亲最后的评价,可见,母亲在父亲心目中的位置。

来源:新闻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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