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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出炉内幕

03/25/2008/08:11
华夏经纬网

  1978年5月,南京的天有些闷热,南京大学哲学系楼前人影稀疏,看起来空荡荡的。胡福明和好友姚诚埋头走上楼前的台阶,两人都显得心事重重。

  姚诚对胡福明说:“你现在是过河卒子,只能进,不能退了。”话语间不无悲壮之感。引发两人不安的是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胡福明正是该文的作者。“文章写好后,此生不得安宁了。”胡福明自己也是这样说。

  事实上,从这篇文章开始,不仅胡没有了“安宁”,几乎整个中国都被投入一个浪潮——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并由此引发了这个古老国家当代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次变革。直至今日,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仍然活跃在各地的讲台上,演讲的题目多和“解放思想”相关。

  [背景] “两个凡是”逼出来的思考

  写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下简称《实》)一文前,胡福明是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名老师,每天固定上下班,讲课都是照本宣科,基本“不费什么脑子”。

  “不是我们没想法,是现实不允许我们有所想法。”南大商学院退休教授姚诚当时和胡一起在哲学系任教。据姚介绍,“文革”以前,知识分子经过不断的改造,思想禁锢得非常厉害。老师讲课,讲稿上很少用自己的话,它被要求每一句话都要有根据,否则就是离经叛道。

  尽管小心谨慎,但“文革”开始后,这帮年轻教师还是被卷入到是非之中。1966年6月,胡福明被打成“匡亚明黑帮”的一分子(匡亚明时任南京大学校长,被指犯修正主义错误)。批斗、游街、扫厕所等,胡福明吃尽苦头。其他老师也未能幸免。相关资料显示,当年,该校先后有1500多名教职工被打倒。

  对于胡福明等而言,肉体上的折磨倒在其次,精神上的疑惑和摧残更让人心痛。

  “一个少年时代就入党的党员,不知道自己正面临怎样的风雨、怎样的世面以及怎样的明天。”著名学者、时任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的葛林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这是他们那时一帮根正苗红的青年知识分子的集体困惑。

  现实逼迫他们开始独立思考。当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性情温和的胡福明一反常态,积极投入到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中。

  在南大揭批“四人帮”的第一次大会上,胡福明率先激情演讲;在江苏省揭批“四人帮”的第一次万人大会上,胡又是第一个站出来发言。从1977年12月起,胡更是在《南京大学学报》连续发表多篇文章,诸如《评张春桥的“全面专政”》、《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等,对“四人帮”一阵穷追猛打。

  据姚诚的回忆,当时南大还有个叫舒海青的青年教师,带着学生到了南京下关火车站,在一列由南京开往北京的火车上,用沥青刷标语,内容是“打倒四人帮”之类,引起全国反响。经历了十年磨难和挫折之后,人们对新生活的企盼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这波热潮很快降温。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的出台,中国前景再蒙阴影。

  [写作] 医院中构思疗救中国的长文

  “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一个理论工作者的本性,让他想得更多。”姚诚这样评价彼时的好友胡福明。

  “‘两个凡是’的本质是什么?就是要维护‘文革’路线,”胡福明回忆。他认为,当时的党、国家和民族,已处在一个十分危急的路口。

  胡福明选择向“两个凡是”“开火”。“批判是我的职责所在,‘两个凡是’是唯心主义,是没有道理的,即使为此坐几天牢也不要紧,历史会为我平反的。”

  “两个凡是”是两报一刊的社论主题,很明显就是当时中央的方针,要直接批它,危险性显而易见。已是“不惑”之年的胡福明“绕了个弯子”,为“两个凡是”找了一个“替身”,选择当时流行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谬论作为靶子。

  方法上,胡福明也选择了打“语录战”——文章主要论点,都引用马列著作的原文。胡引用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和《实践论》的一段话,来阐明“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主要论点;并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话来说明,他们都是自觉运用实践标准来检验自己理论的。

  到1977年7月上旬,文章的主题、观点、布局已基本形成。正要动手收集研究材料、拟定提纲时,胡福明妻子检查出肿瘤,被送进了江苏省人民医院,要住院手术。

  那段时间刚好是南京最热的时候。晚上,胡福明在医院,高温酷暑,难以入睡,脑子里又记挂着写文章。于是,他把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等书拿到医院,借走廊上的灯阅读,挑选语录、资料,蹲着身子在椅子上草拟文章提纲,写出每一部分的论点、语录、论证材料,记下引文的出处等。

  就这样,胡福明写得很细,改了又改。瞌睡了,就把三张椅子拼起来睡一会。经过了五六天,提纲写成了,妻子也出院了。几经修改,当年8月,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见报时,题目被光明日报编辑加了“唯一”二字)的8000字长文写成。胡福明想起此前光明日报哲学组编辑王强华的约稿,于是9月初将文章寄到了北京。

  对照当时严峻的社会背景,文章寄出后,胡福明自感:“此生不得安宁了。”

  [发表] 不署“胡福明”更有分量

  整整四个月,胡福明没有收到关于文章的一点消息。

  直至1978年1月19日,胡福明突然收到一封北京的来信,寄信者正是王强华。王在信中说:《实》一文,“已粗粗编一下,文章提的问题比较尖锐,分寸上请仔细掌握,不要使人有马列主义‘过时’论之感。”

  胡福明感觉还有戏,便将文章再次修改后寄出。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杨西光看见这篇文章后非常高兴,认为放在哲学版发表可惜了,要放到第一版去,作为重要文章发表。“但是,文章还要修改,要加强联系实际,以更有战斗性。”

  胡介绍,为了《实》一文,胡福明和杨西光有一次深谈。杨西光说:不久前,他在中央党校学习,学习结束时,胡耀邦同志找到了他,要其到光明日报工作(此前杨是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复旦大学党委书记)。

  胡耀邦对杨西光说,北京四大报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是积极揭批“四人帮”、推动拨乱反正的;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是执行“两个凡是”的,“现在要你去光明日报工作,就是要去改变光明日报的面貌,把二比二变成三比一”。

  “光明日报要改变面貌,就从这篇文章开始。”杨西光告诉胡福明,“这篇文章,要请胡耀邦同志审定,他站得高。”杨还告知了文章的发表计划:“先由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内部发表,第二天光明日报公开发表。随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

  “这时我才知道,围绕真理标准这篇文章,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计划。它已远远超出在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的范围。”胡福明回忆说。

  杨西光还给胡福明提了个要求。杨说:“福明同志,我要跟你商量一个问题。这篇文章放在第一版,不以你的名义发表,而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这样可以加重文章的分量。你看行不行?”胡福明爽快地表示:“行。”

   [命运] 担忧要坐牢,小平同志解了围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这被视为当年度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宣言,文章对于当时沉闷窒息的中国社会而言,不啻于丢下一枚“核弹”。

  “凡是派”强势反弹,批判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行动上是砍旗”。不仅一些领导人勃然大怒,在不少思想较为保守的省市,讨伐之声也是隆隆四起。

  得知上述反馈,胡福明表面平静,回到家中他告诉妻子:“我有思想准备了,要准备坐牢。”作为胡福明的好友,姚诚也感受到这种压力,两人走在南大哲学系楼前的台阶上,姚宽慰胡福明道:“你现在是过河的卒子,只能进,不能退了。”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受到的政治压力非常之大,很多人心有余悸,毕竟这是‘太岁’头上动土。”南京大学教授葛林回忆。葛时任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他十分明确地在系里表态: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都坚决支持胡福明,同他站在一起。

  究竟将面临怎样的风雨?未知的恐惧感笼罩在胡福明一家。重要关头,邓小平“发声”了。在准备1978年6月2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讲话内容时,邓小平声色俱厉地表示:“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后来在会上,邓小平以《实》为题,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

  得到这个消息时,胡福明正和妻子在厨房做饭,家里阴霾的气氛一扫而空。一直为丈夫担忧的胡妻说:“这下我们又一次解放了。”

  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就此在全社会展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纷纷表示支持。“因为这篇文章顺应了民心,讲了老百姓想说没说的话,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影响了中国改革的全过程。以至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如此表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回首] 再也写不出那样的文章了

  1979年春天,组织部要胡福明到中宣部去工作,“可我始终想呆在校园”。1982年11月,在江苏省委宣传部动员下,胡福明就任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从此走上仕途。

  其后,胡福明历任江苏省委党校校长、省委常委、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直至2001年,胡福明从官场功成身退。从事江苏意识形态工作多年,胡福明自称开展工作,“思想是解放的,甚至于大胆”。

  上世纪80年代,邓丽君的歌风靡中国大陆。一些人惶恐不已,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正在威胁中国青年。胡福明在会议上说:“一首歌不会葬送社会主义。”

  上世纪90年代中叶,在研讨现代化问题时,胡福明将思想解放当作现代化的一个关键要素,主张将思想解放与现代化结合起来考察。

  在1995年出版的《苏南现代化》一书中,胡福明指出:“为什么会存在思想僵化,真话不敢说,假话漫天飞的现象?重要原因就是民主制度建设还不完善。许多实践都证明,对于解放思想起到关键和保证作用的问题,正是民主问题。”

  面对本报记者,胡福明不讳言自己再也写不出《实》那样的文章,“因为创作那篇文章背景下的乱世不再有了”;他也不认为那篇影响巨大的文章在观点上有何创新,“文中的观点,每个高校的哲学教师都懂,我只是把它写了出来”。

  “问题恰恰在‘时间节点’上,一切社会活动都在时间中进行,从而构成历史。”胡福明笑着对记者说。退休后,胡福明仍然活跃,不断到各地作报告。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胡老的日程表排得更满,最近的一次安排是应深圳市委宣传部所邀,作“解放思想”的主题演讲。

  结束采访时,胡老选择了两个他钟意的“身份”:一是“过河小卒”;一是“一介书生”。“从内心来说,我还是希望一直呆在学校,做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如果没有这篇文章,你现在看到的我,大概是南大的一个退休老博导吧。”胡福明曾对不止一次对记者这样说。 (谷岳飞 张磊)

来源: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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