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文化 -> 古今杂谈

 


假如李鸿章是个革命者

05/04/2008/09:19
华夏经纬网

 
        那他一定失败,而且失败得非常惨烈,比孙中山还惨。


  这个假设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成立的,不是因为历史不容假设的老生常谈,而是李鸿章的性格、行为模式和背景决定了的。但这个假设的推论结果,却能够颠覆我们所习惯了的关于晚清改革失败的原因。

  李鸿章和随后出现的孙中山代表了在晚清时代寻找中国出路的两个极端:一个是在体制内运作,维护祖宗之法,但是渐进改革,以应对“三千余年之一大变局”;一个是在体制外造反,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暴力斗争,誓要在“鞑虏”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新时代。
 
 
 

  但是他们通通都失败,李鸿章的苦心孤诣在一场又一场的外来侵略中化为泡影,他所经营的帝国事业几乎无一幸存;而孙中山看似推翻了一个旧有的王朝,开创了新纪元,可惜帝国崩颓之后的中国所面临的却是比晚清更加深刻的一场又一场劫难。

  这到底是为什么?或者说,这是历史学家这100年来争论不休的题目:为什么中华帝国在明朝之后没能延续世界领先的地位,而在挨打之后又没能像日本那样开拓新章?

  雷颐的《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历史漩涡里的重臣与帝国》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书的内容是李鸿章从发迹到去世这40年间的奏折和书信,以及作者的解析。目的是通过李鸿章个人的从政之道和心路历程,来观照那个大时代的变动,寻求这些变动的原因。

  研究晚清历史的书汗牛充栋,其中不乏优秀者。不过雷颐的这本书非常有特色。以往的著作涉及大臣的奏折和书信,往往是没头没尾,或是学术味十足,面目可憎。雷颐的解读却有始有终,纵横捭阖,勾连晚清制度、文化和经济层面,读起来宛如小说,比那些号称普及历史书,不知高明多少倍。

  然而,这本书的巨大缺点却是分析的角度陈旧,譬如“清王朝实在腐朽透顶”之类的言辞俯拾皆是;再例如对于李鸿章为人的分析,无非圆滑、狡黠、骑墙等等,虽然文中也多有为李鸿章辩诬的章节,却颇有“瑜不掩瑕”的苛责,也并没有站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为李鸿章设想。更重要的是,在雷颐的分析中,晚清大计之失,仍然是传统所认定的纯粹统治者之失。

  从李鸿章的奏折和书信中来分析这个个体,能够了解他的行为模式,他的能力见识,从而在他个人的遭遇以及整个社会对于他的反应中,可以观照晚清末季的历史趋向。他的40年,可以以为官、处世和为人几点来辨析。

  李鸿章为官,可以“既有灵活性,又有原则性”10个字来形容。在40年里,他所办的几件事,可以说都是惊天动地的。剿太平、兴海军、办洋务、从外交。除了第一项,其余几项都为中国开创了新时代政府的业务主线(军事、经济、教育、外交)。这些事,在那个时代环境里,政府要生存,要富强,无一不需办。但是他在经办这些事情的时候,朝廷、官员和百姓无不处处、时时与他为难。他通过联合恭亲王、醇亲王、慈禧、曾国藩等人,有时候能够即刻见效,有时候等待合适时机,但终于一一办下来了,此为灵活性。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并不骑墙,遭到反对马上捣浆糊,而是坚决、不懈地做了。并且在办海军这件事情上,他居然公开在奏折中指责“惟朝廷似不甚重其事”。此为原则性。

  所谓的处世,即办理外交。这在当时是一个新鲜事务,没人有经验。但是李鸿章是一个天才式的人物,在处理外交的时候,他秉承的是我们后来所熟知的“有理、有利和有节”的原则。在对待外国上,李鸿章一早就看出了“天朝秩序”——也就是中国是上国,而其余是蛮夷这种思想——的崩溃。因此,他在1874年时候就提倡“平等交往”,也就是他国和我国是平等主权国家这个核心观点,并赞成双方互派大使这样的国际交往准则;在谈判的时候,他也一早就遵循了谈判的基础是武力威慑的方法,在中法越南战争中,鼓励黑旗军作战以便把法国逼到谈判桌上,这一招非常奏效,虽然最后结果差强人意,但却并不是他的过错。他也是一个卓有远见的政客,在日本尚未崛起时,他就认定了这是未来中国的心腹大患,但在对待日本的过程中,却恪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战略。在甲午海战中失败,应该是一个技术性的结果。

  在为人方面,李鸿章同样可以说是人间翘楚。他拉帮不结派,结党不营私,政争不私斗。他在淮军中所提拔的一干人等,其后都被证明是晚清的栋梁之材,比如郭嵩焘、冯桂芬等;他所支持的人包括丁日昌、魏源,所表现的节气,也有目共睹。这些人,包括刘永福、容闳等,都没有成为他的政治斗争工具,而切实地是国家民族的大材;即便是他有意偏袒的郭嵩焘,在其与刘锡鸿的斗争中,他也是站在了正确的一方,并没有捣浆糊。

  李鸿章当然远远称不上什么圣人,他在做官上有懦弱的一方面,在处世上由畏难的表现,在做人上有乡愿的缺点。但是在晚清四面秋风一茅屋的局面下,他确实是旷世良材。

  于是带我们回到了前面的假设,这样一个各方面优秀,而且要人有人、要钱有钱的人,为什么“革命”不能成功?

  答案只有两个字:时代。这个时代的背景,不仅仅是晚清政府的腐朽,而且是整个社会的进化程序。

  整个西方的进化过程和中国的进化过程,可以用天差地别来形容。简单地说,这是两个生态系统。欧洲的整个进化过程和文化形成过程,在地理、政治、文化上都是破碎的,因此,他们没有形成大一统的局面,而一直是在弱肉强食的文化丛林里,发展出他们的进化程序;而中国早熟的政治背后有着亚洲巨岛的效应(周边环山、一面向海),独自发展出自己的进化程序。欧洲的文化是外向的,而中国的政治是内生的。

  这两套生态系统就犹如一只虎和一只狮子,各自在自己的地盘中觅食。如果环境一直不变化,他们各自会进化出不同的物种;但是,现在栅栏打开了(历史的必然性是一定由欧洲来打开,因为他们外向),于是必有一死。

  但为什么中国的生态系统注定是死的那一方?李鸿章的遭遇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李鸿章改革遭遇的阻力,不仅仅是朝廷,而且是他的同僚,他要树几根电线杆拉电报,都遭遇无数朝臣的弹劾。还有他的百姓,李鸿章办理中法外交,百姓恨不生食了他,根本不问缘由。中国人几千年下来,已经习惯天朝帝国、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他们的反抗也是三元里、义和团式的,他们能够接受改朝换代,却不能接受移风易俗。

  这就是残酷的历史事实,也就是说,李鸿章无论是个革命者还是个改革者,他的结局都已经注定了的。因为我们进化的DNA已经决定了。

  我们后人常感叹两件事情:一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像日本那样改革成功?二是为什么我们总是慈禧、李鸿章、袁世凯和蒋介石,而没有伊丽莎白女王、彼得大帝、俾斯麦甚或是明治天皇?

  关于第一个问题,日本是一个小国,它的进化历程从来都是应变式的。中国强大,它学中国;欧洲强大,它学欧洲;美国强大,它学美国。但中国不能,它自有自己的进化惯性。

  第二个问题的提出则是不公平的,我们看一看晚清时期的人才名单,实则十分强大,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在官场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曾纪泽等一大批人,在民间有魏源、容闳等等,即便是腐朽的满清,也有光绪这样励精图治的好皇帝。

  问题全在土壤。这个土壤的范围太广阔,有我们的历史进程,我们的哲学,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政治制度……

  难道我们是一个落后的民族?进化论似乎是这么说的。其实,斯蒂芬·古尔德(StephenJayGould)早就说过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一早就说明了,进化这个词并不是褒义词,而是一个中性词。进化并不代表进步。

  另一个假设就是:如果东西方没有相遇,那么中国会怎样?我们自己有自己的道路。是好是孬,谁也说不准。

  但是明显的是:我们自己的进化历程被打破了,那么,我们该往哪里去?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

来源:外滩画报 

 

  
【 发表感言  】 【 关闭窗口

相关报道


发表评论
网友昵称: 匿名
评论内容:        (剩余字数:
    查看评论
发表评论须知:
一、所发评论必须遵守《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
二、严禁发布供求代理信息、公司介绍、产品信息等广告宣传信息;
三、严禁恶意重复发帖;
四、严禁对个人、实体、民族、国家等进行漫骂、污蔑、诽谤。
热点文章排行
频道特别推荐
文化信息 文化视点
读书空间 考古发现
文化人物 古今杂谈
文玩天地 名家名篇
民间文化 知识窗
风俗地理 文化博览
神话传说 寓言故事
成语典故 历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