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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俗的力量“郑孔门前不掉头”

02/05/2008/08:32
华夏经纬网

——袁枚眼中的乾嘉考据


  袁枚多次谈到习俗的力量。比如,在《答戴敬延进士论时文》中,他说:习俗对于人的影响大极了!秦孝公废除井田制度,百姓怨恨。王莽恢复井田制度,百姓也怨恨。赵武灵王改用胡人服式,百姓不服从;北魏孝文帝禁用胡人服式,百姓也不服从。这些都是习俗囿人的结果。

  由于深谙习俗囿人之弊,所以,当他的弟
子黄生放弃长期以来的诗文写作,转而致力于考据时,袁枚特意写了《再答黄生》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黄生并非内心真爱好考据,只是因为受到风气的影响,羡慕高雅博大的虚名,故匆匆忙忙地想做个考据家。我想,黄生读了此文,一定是大受震动。

  乾嘉年间,考据这门学问,确实如风起云涌般盛行一时。其原因有三:一是乾隆皇帝反对读书人以天下治乱为己任。本来,以天下为己任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精神追求,可乾隆皇帝却说:士大夫以天下治乱为己任,把皇帝放到哪儿去?“此尤大不可也”。于是乾嘉学人都趋于训诂考订一途,以古书为精神上的逃避之地。二是清初文字狱盛行的影响所致。康熙年间的庄廷、戴名世案,雍正、乾隆年间的查嗣庭、吕留良、徐述夔等案,造成大批学者文人惨遭迫害或屠杀。读书人人人自危,不敢发表史论,以免触犯时讳;不敢多写诗文,怕招来横祸。惟有考据较为安全。三是《四库全书》馆的设置。这一历史性的重大文化工程,说明汉学已经取得胜利,擅长考据的,往往名利双收。在这种学术格局中,不少人趋之若鹜,遂成风气。

  乾嘉考据学风盛行,能不受其牢笼者极少。据我所知,有两位应该特别加以表彰。一位是浙东学派的史学大师章学诚。他说“时人以补苴襞绩见长,考订名物为务,小学音画为名”,但他自己却独立于风气之外,大量撰写综合性的史论,必欲成一家之言。何以要为举世所不为呢?无非因为自己在综合性的史论方面,确有心得。章学诚注重的是保持精神追求的独立性。另一位特立独行的当数袁枚。他有一首《遣兴》小诗,头一句便是“郑孔门前不掉头”。郑,指郑玄;孔,指孔安国。郑、孔都是著名的汉学大师,而袁枚对他们却不屑一顾。在志怪小说《麒麟喊冤》中,袁枚更对郑玄大加讽刺。该故事说郑玄署理“文明殿”功曹期间,生造《礼记》注疏,编了一套刻板荒谬的古礼法,诸如“天子冕旒必用玉二百八十八片”,“祭天地必服大裘”,“郊天必剥麟之皮蒙鼓,方可奏乐”等等,以致“天子之头几乎压死”,“郊天一回,必杀一麒麟”,最后,皇帝被惹怒了,禁毁《礼记》注疏,并撤了郑玄“文明殿”功曹之职。故事的宗旨显然是讽刺汉学的迂阔妄诞,不近人情。而《再答黄生》这封信,还对考据学家的委琐给予了嘲笑。袁枚借用支遁的话,挖苦他们头戴脏帽,身着粗布单衣,挟着一部《左传》,可怜兮兮地跟在郑玄车后,不过是一副臭皮囊。在举世崇拜汉学的风气中,敢说这话是需要胆识的。

  袁枚的《再答黄生》,除了表现出过人的胆识外,那种设身处地为黄生着想的深厚的人情味也令人感动。他提醒黄生:做考据,没有书籍不行。可你是贫穷的书生,不可能把天下的书籍都买来,偶然得到几种,肯定是极普通的版本;即使借到一些,也如同俗语说的“贩老鼠卖青蛙,绝对成不了大户人家”。这是说理,但蕴含其中的师生之情,却如醇酒一般浓郁,以至让后人读了仍不胜感怀。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光明日报 陈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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