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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220年—589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分裂、大动乱的时期,战争连年不断,政权更迭频繁,从而造成了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大变迁,玄学、佛学随之大兴。
  在玄学、佛学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绘画,既继承了前代的优秀传统,又吸收了外来影响,题材广及文学、宗教,技巧丰富多变,创造了“笔不周而意周”的新风格。
  同时,第一批为后世崇奉的画坛宗师,如曹不兴、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第一批有摹本流传的巨迹,如《女史箴图》、《洛神赋图》、《职贡图》;第一批有系统的画论,如顾恺之《论画》、谢赫《古画品录》、宗炳《画山水序》、王微《叙画》等,亦应运而生。中国绘画从附属经史而行的被动地位中初步挣脱出来,显示了自己独立的审美价值;画家也不再跻身于工匠之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地位。
  值得指出的是,南谢赫提出的画评“六法”,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三国魏晋南北朝以后,中国绘画逐渐进入了高潮。


“佛面之祖”曹不兴


  三国时期,兵祸连结,杀伐无已,提倡和平行善的佛教乃迅速发展,一些西域(今中亚一带)僧人将佛本生故事画传到内地。吴国画家曹不兴见后,摹写不已。他心敏手灵,能将佛像头、面、手、足、肩、背等人体比例,画得与真人一样。后来由熟生巧,自成一体,所绘人物,衣纹折皱紧贴身体,富有立体感,世人有“曹衣出水”之称,号“曹家样”。
  曹不兴学会佛像画后,或绘卷轴以供礼拜,或图寺壁以助庄严,所作大佛像有的高达5丈,气魄恢宏,庄严妙相,仰之弥高,令人肃然。他被誉为“佛画之祖”,对佛教东渐起到一定的推动。
  世传曹不兴绘有《维摩诘图》、《释迦牟尼说法图》等。他的画风为卫协所师承,再传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等,不仅佛像画绵延不绝,风行百代,而且人物画也精益求精,蔚成大观。

画坛“痴人”顾恺之

  曹不兴的再传弟子顾恺之(346年—407年),为东晋大画家和文学家,他以“画绝、才绝、痴绝”而驰名于世。顾恺之主张画人物要有传神之妙,而其关键在于阿睹(眼)中。因此他一反汉魏古拙之风,专重传神,点睛最妙。年青时曾为建业(今江苏南京)瓦棺寺作维摩诘像壁画,当众点睛,观者如堵,施舍钱顷刻超过百万,从此他的名声远扬四方。
  顾恺之所作人物画,善于用紧劲连绵、循环不断的笔法,如风趋电疾,洒脱飘逸;并以人物面部的复杂表情,来隐现其内心的丰富情感;衣服线条流畅而飘举,优美生动。他还善绘风景,所作树木、山峦,布置有致;或水不容泛,人大于山,充满艺术魅力。晚年笔法如春蚕吐丝,似拙胜巧,傅以浓色,微加点缀,不作晕饰,而神气飘然,饶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南朝陆探微、唐代吴道子等皆临摹过他的画迹。
  现今传世的顾恺之作品摹本有歌颂曹植与甄氏爱情的《洛神赋图》,和劝诫妇女德行的《女史箴图》、《列女仁智图》。

南朝梁元帝与《职贡图》

  随着绘画的发展,除文人(如顾恺之)参与绘画外,皇帝也加入了画家的行列。若以传世画迹来看,南朝梁元帝萧绎(约508年—554年)应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皇帝画家。
  他是梁武帝萧衍的第七子,聪慧好学,自幼爱作书画。当时南朝与各国友好相处,来朝贡的使臣不绝于途。萧绎据其所见作《职贡图》,描绘滑国、波斯、百济等十二国使臣像,并撰文述各国风情,以记其事。原图不存,现有宋人摹本藏于南京博物院。
  这幅纵27.2厘米,横200.7厘米的图上,使臣着各式民族服装,拱手而立。从他们仆仆风尘的脸上,流露出来到南朝朝贡时既严肃又欣喜的表情,同时也传达不同地域和民族使者的不同面貌和气质;脸型肤色,各具特点。
  此图线条以高古游丝描为主,间以兰叶描,简练遒劲,并分层次加以晕染,形象准确生动,富有装饰性。在南朝卷轴画无一存留的今天,这幅宋摹本无疑是研究、了解当时各国历史风俗与中外关系的宝贵资料。

名士风范与《竹林七贤》画像砖

  魏晋间以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为代表的风流名士,因不满暴政,乃消遥山林,谈玄醉酒,长歌当哭,不与统治者合作,世称“竹林七贤”。后世画家顾恺之、陆探微等仰慕他们旷达不羁的行径,作有《竹林七贤图》,可惜今已不存。所幸1961年在南京地区的南朝墓室中出土了《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图中的荣启期是春秋时代的名士,他与七贤有共同之处,故被画在一起。全图线条挺劲锐利,是仿顾、陆之作。
  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室的画像由200多块墓砖组成,人物形象皆作线雕而凸现在画面上。画家捉刀如笔,准确生动,南壁为嵇、阮、山、王四人,北壁为向、刘、阮、荣四人,人物之间以银杏、垂柳、松槐相隔。八人均席地而坐,但各以一种最能体现自己个性的姿态来表现,有的抚琴啸歌,有的颔首倾听,有的高谈玄理,有的舞弄如意,人人宽衣博带,孤傲高雅;崇尚老庄之情,追求个性之心,溢于画面。士族知识分子自由清高的理想人格,在画像砖上得到充分地表现。

北朝的绘画殿堂——敦煌莫高窟

  如果说南朝画家以木结构的寺院为创作中心,那末北朝画家则是以石窟佛寺为活动场所。因木质不如石质易于保存,故至今传世的北朝绘画远远多于南朝,集中在当时少数民族政权开凿的甘肃、新疆等石窟中。其中甘肃敦煌莫高窟最引人瞩目。经历代开凿,如今它有492个洞窟,4.5万平方米的壁画,是世界现存最大的佛教艺术宝库。
  莫高窟的北朝绘画内容,主要是讲述佛祖出世前经历的佛本生故事,与佛出世成道后的说法场景。佛本生故事内容丰富,有鹿王本生、萨垂那本生、须达拿本生等故事,宣扬佛家忍让、善良与因果报应思想,故事以连续的场面展开,从左右向中心发展,构思完整。画面厚重朴拙,线条粗放,有大片颜色的平涂,可看出受到汉墓壁画及印度阿旃陀壁画的双重影响。
  说法图以佛祖为中心,周围听众云集,人物造型受西域艺术影响,腹腰突出,上身略向后倾,肉身呈S型,富有动感,而技法上则为中原线条风格,流畅有力,画风亦是中外兼具。
  有的壁画上还画有伎乐飞天。画师仅以几条顺风飞舞的彩带,就将人物轻盈飘逸之姿酣畅地表现出来,给说法图画面增添了妩媚活泼的气氛。因此有人要将敦煌莫高窟喻为“飞天的故乡”了。


西域美术奇葩克孜尔千佛洞壁画

  新疆是佛教东渐的“桥头堡”,魏晋时期开凿的克孜尔千佛洞代表了当时的艺术成就,气势雄伟森严,外来影响大,民族风味浓。它的壁画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有菱格图案。在每个菱格中画着不同的佛本生故事、因缘故事、供养故事和千佛故事,皆以单幅的形式表现一个完整的内容。这些菱格还含有佛教意义,莲瓣表示莲花,山为须弥山,树为菩提树,皆是佛家吉祥的象征。
  克孜尔千佛洞壁画的人物,用曲铁盘丝描法与凹凸不平的染色法,线的韵律感强,人物脸呈椭圆形,勃子粗糙,胸体健壮,身体修长,手背圆肥,手心丰满而富有弹性,带有稚拙纯朴的美感,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审美观相吻合。
  由于克孜尔千佛洞壁画富有装饰性,色彩绚丽,将有限的穹顶与窟壁开拓成一个大千世界,扩大了绘画艺术表现空间的层次和深度,而被后人誉为西域美术的奇葩。

边关岁月——嘉峪关墓室壁画

  除石窟壁画外,北方的墓室壁画也很发达,如河南邓县南齐墓门彩画砖、河北的东魏茹茹邻和公主墓壁画、山西太原的北齐娄睿墓壁画等,而以嘉峪关魏晋间墓室壁画最为丰富。6座墓共存壁画600余幅。内容包括农桑、畜牧、井饮、狩猎、林园、屯垦、营垒、疱厨、宴饮、奏乐、博奕等,从多方面真实、生动地反映了魏晋时期河西地区的社会生活。
  壁画是以每砖各成单位的小幅构图,与汉画分层排列的布局法有所不同。画工以大写意手法,概括地刻划形象,粗略数笔,就勾画出一幅幅活泼感人的画面。线描均以中锋勾勒,多用富于弹性的圆弧线,灵动潇洒,简练奔放,却不失外形的准确。色调热烈明快,单纯和谐,人们日常生活中瞬息的细节,被画工传神的手笔捕捉于画面上,主题朴素,洋溢着生活情感。这些壁画说明河西地区的传统壁画艺术,在北朝佛教壁画兴盛之前,就有了成熟的面貌。

澄怀观道”与山水画因缘

  魏晋时期,一些士大夫不满时政,避隐山林,尤其晋室南渡后,江南秀美的山水激发人们对自然美鉴赏力的提高,于是披奇揽胜成为士大夫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画家也开始模山范水,戴逵、顾恺之等均作过山水画。但山水画真正脱离人物背景而独立成科,则从南朝刘宋时期始,宗炳(375年—433年)就是当时的专业山水画家。
  他一生隐居不仕,酷爱自然,游踪遍及江南湘鄂名山大川。晚年将生平所见名胜绘于壁上,作为“卧游”,仿佛置身大自然中,怡然自得。
  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提出画山水以“澄怀观道”、“畅神怡身”为宗旨,即通过对天地自然的描绘和欣赏,来领悟老庄超脱无争之道,抒发精神追求,怡娱身心。这样也将儒家“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与道家“游心物外”思想合而为一。他的看法奠定了日后山水画向“虚”、“静”、“无争”、“游目骋怀”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