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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   瓷


   陶瓷制作,既属科学技术范畴,同时又是艺术创造。陶瓷既是实用商品,又具高度审美价值,闪耀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光辉。其内涵之宏广,意蕴之美妙,体系之独特,绵延时间之长,在中国古代艺苑中独放异彩。

  我们祖先于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在地球上率先创烧出陶器。这是人类第一次利用自然物为原料,通过高温化学反应创造出来的一种生活上最常用的人造材料。

  同直接用自然物(树木、竹等)制成的容器相比,陶器具有耐火、抗 氧化、不易腐蚀等一系列优点,同时又能按照人的需要制成各种各样的型制,在遥远的古代,这比加工一件石器或木器要容易得多。加之,制陶原料取材方便,资源丰富。这一系列的优点,使得陶器发展具有无限的生命力。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新石器时代遗址几乎都有陶器及其残片出土,从而使得陶器成为记录中国历史发展踪迹的载体。

  早在龙山文化晚期,我国先民在烧造陶器的基础上,创烧出一种青釉器。这种器物,胎骨青灰,质地坚硬细密,击之发出清脆声,器表涂有青绿色薄釉。

  到了商周时期,青釉器更为风行。北京、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江西、湖北、陕西、甘肃等地商周遗址,均有青釉器出土。

  从龙山文化晚期到东汉晚期的1000多年间,中华先民烧造的青釉器中,有一部分已具备了瓷器的某些特征。然而它与瓷器相比,还有一些差异。最迟在东汉,我国先民即创烧出瓷器,这已被考古发掘资料所证实。

  浙江上虞东汉小仙坛窑址出土的青瓷标本,由于烧成温度高,胎的透光性较好,釉层透明,胎釉结合紧密,故除了氧化钛含量高而使瓷呈灰色外,其余均符合近代瓷器的标准。

  瓷器比陶器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因为它不仅克服了陶器的种种天然弊病,而且质地致密,胎体光洁,制成的器皿化学稳定性和热稳定性较为理想,耐酸、耐碱,又有抗骤热、骤冷的机能,用它盛放饮料和食物,器体与所盛食物在常温(即使在一定高温)下,它们之间也不会互相发生化学变化,加上有釉层保护、易于洗涤而成为人们生活中最理想的日常生活器皿。

  中国陶瓷艺术的发展,是沿着从简单到复杂的道路推进的。这种发展规律,首先在陶瓷造型的演进中显示得十分清楚。最初的陶器造型,大多是不规整的圆形,到了裴李岗时期,圆形器皿显得较为规整。有些陶器,不仅各个部位修饰成较为规整的几何形,而且在变化与统一、比例与尺度、稳定与活泼等造型法则的使用方面,都显示了相当的水平。 从几何形造型发展到像生造型,是陶瓷造型沿着从简单到复杂的道路推进的又一具体表现。汉晋制瓷匠师把家禽和兽类的姿态与器型结合起来,创造出新颖优美的鹰壶、瓷羊、熊樽、蛙形水注、鸟形杯等。南北朝以后,瓷器的造型,又发展为植物的抽象,白瓷莲瓣罐、青瓷莲瓣碗、荷花形烛台、海棠杯等相继问世。宋代,植物造型日趋增多。河北定县太平兴国元年塔基出土的宋代瓷器粉盒,有的即模拟桃子、石榴。陈设用的花瓶,也往往以橄榄、葫芦、海棠、瓜棱、石榴等植物抽象来造型。

  元明以后,陶瓷造型大多摒弃了对自然物象的追求,而重视和加强器物的构造,并使器物的形体逐渐趋向功能动态的充分体现,取消了与器物构成和实用功能无关的一切附加物。

  中国陶瓷艺术沿着从简单到复杂的道路推进,还表现在瓷器色釉的发展上。中国陶瓷色釉是从青白发展到五彩缤纷的。

  最早的色釉是龙山文化晚期陶工发明的青釉。从商代一直到宋代,青釉装饰的陶瓷,成为中国陶瓷艺术的主流。白瓷在汉晋萌发,到隋唐进入高潮。唐代邢窑和景德镇窑白瓷的白度达到70%。

  宋代的黑釉天目瓷,盛极一时,名作迭出。元代又推出高温蓝釉、高温红釉等。到了明代,五光十色的高低温颜色釉被创制出来。永乐的甜白,宣德的霁红、霁青,弘治的浇黄,嘉靖的矾红,都是明代著名的创新品种。清代的颜色釉更是五彩缤纷:郎窑红、美人霁、乌金釉、茶叶末、炉均、胭脂红金星绿,以及难名其状的窑变等名贵色釉,都在艺苑中大展风采。

  陶瓷装饰瓷画,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马家窑文化时期,制陶先民以类似毛笔的绘画工具,蘸以天然矿物制成红、黑等色彩颜料,在陶坯上作画,并与坯体一道烧成,画面不脱离。

  仰韶--马家窑文化彩陶陶画,既有变化多端的几何纹,又有丰富多姿的动物和人物具象纹,其绘画之精,存世的数量之多,是其他艺术门类无法比拟的。汉唐以后,随着瓷器的发明和制作技术的进步,古代陶艺家又以瓷胎为载体,创作了大量的釉下和釉上彩瓷画。 陶瓷是艺术与科学的结合。陶瓷追求自然天成的美学境界,其装饰意象以妙造自然为胜事。缤纷多姿的中国陶瓷,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由于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人间的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