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发现“越王剑”

　　2005年4月初的一天，史树青轻车熟路来到北京大钟寺文物市场淘宝。在一个地摊前，史树青发现一把青铜剑颇为“眼熟”，他停下脚步，蹲下身子将剑轻轻托起，顿感异常沉重。细细打量起来，剑长五十多厘米，剑身布满菱形暗纹，并有一些绿色的锈迹。待辨认出剑身两行八个文字，史树青暗吃一惊——这八个字为“越王勾践自作用剑”，文字是春秋战国时期吴、越的鸟篆体，而且是错金（工匠把金丝打进凹纹的工艺）的。“有价值！”心中有数的史树青花1800元钱把这把古剑买了回来。

　　回到家中，史树青对这把剑仔细进行研究，发现剑的底部一面镶有青金石，另一面镶着绿松石，剑柄上还有12个同心圆，这种装饰在先秦古剑中常见。可贵的是，整把剑全身至今不锈。史树青让家人拿出几张报纸，手握寒光闪闪的宝剑，轻轻一划，叠在一起的数层报纸瞬间被切开，露出整齐的切口，古剑的锋利让史树青及家人啧啧称奇。

　　为史树青所眼熟的这把古剑，其实与他缘分颇深。1965年12月，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了一把古剑，因出土时依然寒光闪烁，锋芒毕露，纹饰清晰精美，通体没有锈迹而震惊考古界。该剑长55.6厘米，剑格宽5厘米，剑身满饰黑色菱形几何暗花纹，材料为铜和锡，剑格正面和反面还分别用蓝色琉璃和绿松石嵌成美丽的纹饰，剑柄内铸有极其精细的12道同心圆，剑身一面有两行8个鸟篆铭文。该剑出土时置于黑色漆木剑鞘内，剑身光亮，无锈蚀，刃薄锋利，铸造工艺达到相当高水平。郭沫若、于省吾、商承祚、史树青等专家汇聚湖北，破解古剑密码，时年41岁的史树青是当时与会最年轻的专家。经过论证，大家一致认为铭文为“越王鸠（勾）浅（践），自作用剑”——该剑的身份随即被确认为越王勾践的王者之剑，即“越王勾践剑”。

　　1973年，由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特批，史树青操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赴日本及欧洲展览。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践剑由他亲手带到日本东京展出。后来为保护原剑，越王勾践剑曾复制了两把，复制品都没有错金。“而这次我买的这把剑使用了错金工艺，所以其价值更高，应为一级文物。”

　　史树青介绍，错金就是古代铸剑时在剑身上开槽刻字后，用黄金做成的细丝镶嵌在所刻字的凹槽，难度非常大。虽然文物界对这把剑的真伪存有争议，但史树青说自己买这把剑不为谋利，只盼能捐给国家：“这么好的宝物如果流失，真是太可惜。”

　　收藏的最高境界

　　史树青的收藏以书画、碑帖、善本古籍为主，兼及陶瓷、玉器、佛像、青铜器、砚台等。与别的收藏家不同，史树青是藏而不私，一旦国家需要，他常常把自己的藏品无偿捐献给国家的博物馆。在故宫博物院景仁宫捐赠文物纪念专馆的“景仁榜”上，镌刻着许多捐赠者的名字，史树青的名字也列在其上。为国“淘”宝，把国家需要的文物捐献给国家，是史树青作为一个老收藏家的心声。

　　1951年，史树青在位于北京西郊的华北革命大学学习。那年参加“五一”劳动节游行，他还“淘”到一件文物献给国家。那天，游行队伍在西直门集合，然后再去天安门。当时，西外大街好多卖早点的饮食摊，一个卖凉粉的老太太拿一个青花大盘子盛凉粉，史树青一看那盘子，是明朝初年官窑的瓷器。他叫住同乡兼同学的王世襄（而今也是文物鉴赏大家），指指老太太手上直径约40厘米的盘子，说：“这不跟你们家的那个一样吗？”

　　王世襄出身于河北乐亭的大户人家，家里收藏的宝物无数。他也认出来了：“是啊，这是宣德的盘子。”两人一心想把这个大盘子买下来，捐给国家，就跟老太太磨了好一会儿嘴皮子。最后，老太太答应以5块钱出手盘子，可他俩都拿不出这么多钱，就一人凑了两块五。

　　到集合的时候，史树青和王世襄两人就轮流抱着大盘子站队，然后又轮流抱着盘子去游行，一直走到西直门内的科学院宿舍，正好看见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站在宿舍门前看游行，就把盘子暂放在裴家，结束游行后径直捐献给了故宫。

　　古玩行里把花很少的价钱买到值大价钱的真货叫“捡漏儿”。史树青从少年时代学收藏之道到老时以收藏为乐，始终对“捡漏儿”乐此不疲。他捡的第一个“漏儿”，就是15岁那年以两毛钱买到清末台湾著名爱国将领邱逢甲的字画。史树青津津乐道：“《邱逢甲七绝诗》轴落在琉璃厂棚子里挂着没人买，我两毛钱买了来。”1953年这幅字画捐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并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1959年史树青还捐赠过《海瑞行书》轴。当时，刚落成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正在布置陈列海瑞的展品，参加文物征集工作的史树青率先捐出了家藏多年的海瑞墨迹条幅。除此以外，史树青还把自己珍藏多年的汉代铜熨斗、隋大业六年铜佛造像、唐三彩圆盘等许多珍贵藏品捐献给了国家。

　　“文革”中，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合并，三分之二的工作人员下放到了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史树青在劳累筋骨之余却仍不忘搞点“副业”。一次，他在向阳湖里插秧时，竟然摸到一把远古的石锛，这是一种石制的平头斧，已有三四千年历史，十分难得。高度的职业敏感，使他感到意外的惊喜，他立即捡起洗净保存起来，等到春节放假时，亲自找到湖北省博物馆，将这一稀有文物无偿捐给了国家。独具慧眼的史树青引经据典，说：“石锛是一种古时候磨制的农业生产工具，向阳湖石锛的发现，说明几千年前就有人在这里居住，而这种人应该叫‘湖居人’。”

　　一直以来，史树青有一个习惯，不管走到哪里，只要一有机会，见到好的文物，他就想方设法、不惜耗时费舌，为国家征集文物。末代皇帝溥仪曾把家藏的醇亲王画像捐给历史博物馆，而促成这件事的就是史树青。数十年来，他为历史博物馆征集了数以百计的珍贵文物。

　　觅得“成吉思汗圣旨金牌”

　　在史树青为历博“淘”来的诸多镇馆之宝中，有关成吉思汗的两件文物是他最得意的“淘”来之品。

　　1951年，小学同学崔月荣想通过史树青出售一些书画。崔月荣的公爹叫陈宦，做过民国的参谋次长，曾经视察过蒙古，当时蒙古的一个王赠送了他一些宝物。在崔月荣拿出来的书画当中，史树青看到了一幅成吉思汗的画像，感觉“不得了，非同一般”。史树青过去仅见过一幅成吉思汗画像，是明朝人仿制的，他发现这幅画中人物的服饰与《元史·舆服志》中的记载十分吻合，很有可能是元朝的画作。史树青当即为历博买下了这幅画。

　　到1962年初，馆里请了3位大家张珩、谢稚柳、韩慎先对馆藏书画进行鉴定，在鉴定这幅成吉思汗画时，专家们从画像的纸地、墨色、人物形象、题签文字和用笔等方面断定它是一幅元人的作品，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这幅画像突破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珍藏成吉思汗文物“零的纪录”，也是现存最早的成吉思汗画像。

　　除了这幅画像，还有一块成吉思汗圣旨金牌也是凭史树青的过人眼力才来到历史博物馆。1978年的一天，一个河北人拿着一块腰牌到历史博物馆，想鉴定后卖掉。可是征集处的人认为腰牌是假的，拒绝了他的请求。这人拎着包就要走，正好史树青进来，他仔细打量这块腰牌，心中暗自叫好——这块银质鎏金，长21.7厘米，宽6厘米的腰牌是蒙古国皇帝颁发诏敕的信物，正面和背面分别刻有汉字和契丹文，而且还是成吉思时代的圣旨金牌，那时成吉思汗还没称汗呢，“成吉思或成吉思汗的文物流传下来的很少，这枚圣旨金牌是国内仅存的惟一一件成吉思文物。”

　　那时，史树青的工作是负责文物的征集鉴定，没有决定购买文物的权力。已到中午了，史树青请这个人吃了顿饭，一边吃一边聊，得知这个人花8000元买的腰牌，给9000元就卖。下午上班后，史树青去找馆长，但是馆长也认为是假的。无奈，史树青只好眼看着宝物流走了。又过了半年，史树青还惦记着这块金牌，他为此去找过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斌，仍无结果。一直到新馆长上任，在史树青的“撺掇”下，才终于同意买这块金牌。但经过这么一折腾，人家要价25万元，几经周折宝贝总算是到历博手中了。

　　一生鉴定文物百万件

　　青少年时代的史树青在辅仁大学读研究生时，时任辅仁大学校长的史学家陈垣先生建议他，鉴定文物一定要学历史。即使到了功成名就的今天，史树青仍一直在学习，“因为新学问不断出现，我读的书还是太少。”他对历史、考古、石刻、碑帖、青铜器、玉器、陶瓷、版本、杂件、民族文物、宗教文物等，都有广泛涉猎和深入研究。

　　“历史上书画大家和收藏家的名字记得不多，天津一个鉴定家能记一万多人名，我能记五千人吧。”史树青笑言。正因为根基厚实，学识渊博，史树青在研究、鉴定文物时，能旁征博引，相关的人物、器物、地名、事件、掌故、诗词及奇文佳句常常是脱口而出。因此，被文博界誉为“文物百科全书”。

　　史树青访古鉴古几十年，经他鉴定的各种文物多达百万件，是中国历史博物馆30余万件馆藏品的几倍。而且，他的绝大部分鉴定都是定论，别人无法推翻。在文博界，关于史树青的那些带有传奇色彩的鉴定逸事，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江苏连云港孔望山摩崖石刻，世人一直认为是孔子及其弟子像。1980年，史树青考察后认为，那是佛教题材的早期宗教遗像群，开凿的年代为东汉，比敦煌石窟早200年。“孔望山摩崖石刻，开始大家以为是孔子给弟子讲课。实际上是释迦牟尼死了，弟子举哀的场景。”这一新发现，对我国雕刻艺术史、佛教史和中外关系史等方面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学课本里，《核舟记》所述核舟是明代微雕大师王叔远果核雕刻工艺品的代表作。但是，长期以来，海内外文物考古工作者一直未曾发现过明清两代美轮美奂的桃核实物或图片，大陆出版的《国宝大观》一书只能将一枚珍藏于台北故宫的清代雕刻的橄榄舟（长3.4厘米）奉为国宝。1993年，浙江宁波发现王叔远的桃核力作“苏东坡夜游赤壁”，一时引起轰动。史树青对该桃核舟作了鉴定，确认它是明代精湛的手工艺品，是迄今发现的世上仅存的明代果核雕刻品，也是形体最小的核舟。这一国宝的失而复得，填补了我国现存明清桃核舟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