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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讲述季羡林从"少无大志"到学界泰斗的转变

12/27/2007/14:16
华夏经纬网

  跟随多年的学生讲述真实的季羡林———

  季先生记事的时候,家中已经非常穷了。红高粱饼子是主食,能吃到一次白的面食,无异于吃龙肝凤髓。

  经过两年的苦练,季羡林练就一双火眼金睛,能目下不是十行而是一页,遗漏率却小到几乎没有的程度。

  季羡林在小学和初中时非常顽劣,不仅打架斗殴,还曾几次策划把老师轰下讲台。

  季羡林打开绪论一看,老师在第一个字前面,画了一个前括号,在最后一个字的后面,画了一个后括号。意思是统统不要。

  积之既久,养成“恶”习,只要在会场一坐,一闻会味,心花怒放,奇思妙想,联翩飞来;“天才火花”,闪烁不停,一篇短文即可写成,还耽误不了鼓掌。

  季老最近一直强调:我经常说,我少无大志,中无大志,老也无大志。这都是实情。能够有点小名小利,自己也就满足了。但是季老分明是举世闻名的大学者,温家宝总理誉他为“人中麟凤”,“人之楷模”,他想摘掉三顶桂冠,似乎没有得到认可。人们依然尊他为泰斗。那么,从“少无大志”到学界泰斗,季羡林是怎样实现这个转变的?

  我认为,其实季羡林实现这个转变的原因,也就是他成功的原因,是两个相反的因素:变与常。

  -第一次变:求生存父亲将其过继给了叔父

  所谓变,是季羡林一生经历了三次大的关键性的转变。

  第一次是被动的转变,发生在他六岁时。这次转变是客观的,即生活环境的改变。季先生1911年8月2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今并入临清市)官庄。这是鲁西北一个非常有名的贫困地区。先生家庭更是贫穷。祖父季老苔,父亲一辈兄弟三人:父亲季嗣廉,叔父季嗣诚,另一个叔父因为家里养不起,自小就送了人,改姓了刁。父亲和叔父两个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无怙无恃,孤苦伶仃,饿得受不了,便到村南头别人家的枣树林里,捡掉在地上的破烂干枣充饥。

  为了找一条活路,兄弟俩闯荡到济南,叔父好歹在济南立定了脚跟,父亲则回家务农。但叔父很快失了业,不得不流落到关东。这时,奇迹发生了:他用身上仅剩的一元钱买湖北赈灾奖券,中了头奖,一下子得了几千两银子。季家一下子成了暴发户。季羡林父亲在老家买了60亩带水井的地,为了炫耀财富,他还要盖大房子。一时买不到砖瓦,父亲性子急,于是便想出一个点子,昭告全村:谁愿意拆掉自己的房子,砖瓦卖给他,他愿意付高出几十倍的砖瓦钱。最后,高价买了旧砖瓦,盖了东、西、北房各五大间。

  俗话说创业不易,守业更难。不久,季家偶然的事情又发生了。原来他父亲属于乡村中朱家、郭解一类人物,不善于聚敛财富,却喜欢仗义疏财。手中有了钱,便忘乎所以,5天到外村赶一次集,一时兴起,全席棚里喝酒吃饭的人,他都请客,给那些熟悉的、不熟悉的吃饭人埋单。不久,家财散尽,60亩上好的良田被卖掉,新盖的东房、北房也拆掉,卖了砖瓦。这些砖瓦买进时如珠玉,卖出时如粪土,一场春梦又成空,季家又成了破落户。

  季先生记事的时候,家中已经非常穷了。一年里只能吃到一次“白的”面食,红高粱饼子是主食,玉米面饼子成为珍品。能吃到一次白的面食,无异于吃龙肝凤髓。

  叔父从东北回到济南,重新立定脚跟,叔父膝下无子,只有一个女儿叫惠林。因此父亲和叔父一商量,便把先生送到济南,过继给叔父。当时,先生6岁。

  季先生自己说当年如果不是叔叔将自己带到济南,自己能否活下来都是不一定的事情,更不可能有现在的自己。

  -第二次变:得恩师叔父为他亲自编了《课侄文选》

  第二次转变是得遇良师,激发了学习主动性。

  到济南后叔父就把季羡林送往私塾,但由于他异常顽皮被先生赶出私塾,然后被送往一所小学读书,或由于叔父对教学的不满或由于季羡林自己的顽皮,又一次转学,到小学毕业时又上了一所最“烂”的中学———“正谊”中学。季羡林在小学和初中时非常顽劣,不仅打架斗殴,还曾几次策划把老师轰下讲台。

  叔父对季羡林的管教极严,在家里要念《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四书》之类中国传统文化书籍。他亲自给季羡林上部分课程,课本是他自选的理学文章,编为《课侄文选》,是给侄子上课的课本。先生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他严而慈,对我影响极大,我今天勉强学得了一些东西,都出于他之赐,我永远不会忘掉。

  正谊中学初中毕业后,先生在该校念了半年高中。1926年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当时,山东大学校长是前清状元王寿彭,提倡读经。季先生的国文教员王崑玉是桐城派古文作家,由于他的影响,先生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读《韩昌黎集》、《柳宗元集》,以及欧阳修、苏洵、苏轼、苏澈等名家的文章。先生后来说,自己有意识地用功,是从山东大学附中开始的。

  在山大附中,先生每次考试都是甲等第一名,三年“六连冠”。第一学期,即是甲等第一名,平均分数又超过95分,因此山东大学校长王寿彭亲笔写了一副对联(才华舒展临风锦;意气昂藏出岫云)和一个扇子面奖励先生。王寿彭的书法是一般人求都求不到的,时人以得片纸寸缣为荣,季羡林一下子得了两件墨宝,当然出乎意料。有意思的是,王寿彭作为前清进士,因名字中隐含有“寿比彭祖”,而被慈禧太后垂青,中状元,进翰林。他提倡“读圣贤书,做圣贤事”,是一个保守的人物,但在给一个中学生写的扇面上,却题写了“羡林老弟正”,下署“丁卯夏五王寿彭”,一点也不摆“大家”、名家的架子。这不能不使先生激动。

  1930年,先生高中毕业,到北京同时考上两个名牌大学北大和清华。由于考虑到清华出国机会多,所以选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第三次变:赴德留学受到学术彻底性的训练

  第三次转变是赴德留学,受到恩师学术彻底性的训练。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两年。季羡林被录取。一个偶然的机会,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当时唯一的从学者,精通了梵文和巴利文。后因二战,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赴战场,于是季羡林又成为吐火罗语国际权威西克教授的唯一学生,得以掌握了世界绝学吐火罗语。

  季羡林先生记忆力惊人,无疑有天分。但是天分不是季羡林成才的原因。他自己经常说,成功等于天才加机遇加勤奋。而对于季羡林来说,他的成功除了勤奋,还有更为关键的因素:严谨。

  1940年秋天,季羡林把毕业论文《〈大事〉中偈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基本上写出来了。为了使论文顺利通过,他觉得应该写一篇有分量的绪论,他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写出了绪论。教授从战场回来短期休假,他怀着一番美好的感觉,把论文的绪论给教授看。

  隔了一个星期,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在汉学研究所把绪论退还给季羡林,他的脸上含着笑意,最初并没有说话。季羡林打开绪论一看,上面没有任何改动,只是在第一行的第一个字前面,画了一个前括号,在最后一行最后一个字的后面,画了一个后括号。意思是统统不要。看到季羡林疑惑的眼神,教授慢慢地开了口:“你的文章费劲很大,引书不少。但是都是别人的意见,根本没有你自己的创见。看上去面面俱到,实际上毫无价值。你重复别人的话,又不完整准确。如果有人对你的文章进行挑剔,从任何地方都能对你加以抨击,而且我相信你根本无力还手。因此,我建议,把绪论统统删掉。在对限定动词进行分析以前,只写上几句说明就行了。”

  瓦尔德施米特还要季羡林花大力气校对毕业论文,不仅要从头至尾认真核对论文,而且要核对所有引用过的书籍、报刊。写这篇毕业论文花了大约三年的时间,季羡林在这三年内从大学图书馆到柏林的普鲁士图书馆,借过大量的书报杂志,大概使用过上千种书报杂志,耗费了很多时间,当时就感到十分腻烦。现在还要在短时间内再核对一遍,把借过的书再借一遍,心里要多腻味有多腻味。“然而老师的教导不能不遵行,只有硬着头皮,耐着性子,一本一本地借,一本一本地查,把论文中引用的大量出处重新核对一遍,不让它发生任何一点错误。”

  功夫不负有心人,季羡林最后以全优毕业。

  -常的表现之一:严谨真情、真实、真切———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

  德国教授做学问的彻底性影响了他的一生。季羡林从内心深处感激这位博士父亲。他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没有创见,不要写文章,否则就是浪费纸张。有了创见,也不要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空洞的废话不说少说为宜。后来季羡林自己有了学生,也把这一衣钵传给了学生。

  正是由于先生有这种“彻底性”的精神,经过不懈的努力,先生的学术成就涉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除了国学研究,季羡林还精通印度学、佛学、吐火罗语、中印文化交流、英国语言文学等的学问,成为真正懂得各种洋学问的大学者。

  以对“糖”的研究为例,糖是一种微末的日用食品,平常大多数人都不会重视它。但季羡林经过彻底的研究得出惊人的发现,从“糖”切入探寻清楚了一千多年的文化交流史。

  在哥廷根大学留学时,季老已经发现“糖”这个字在西欧各国的语言中都是外来语,来自同一个梵文字sarkarā,这充分说明了,欧美原来无糖,糖的原产地是印度。这样一来,糖一下子就同他的研究工作挂上了钩。于是他开始注意这个问题,并搜集这方面的资料。后来,又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拿走的一张残卷,几经辗转传到了他的手里,残卷正面写着一段佛经,背面写着关于印度造糖法。季老说:大家都知道,敦煌残卷多为佛经,像这样有关科技的残卷,真可谓是凤毛麟角,绝无仅有。从伯希和起,不知道有多少中外学人想啃这个硬核桃,但都没有能啃开,最后终于落到我手中!我也惊喜欲狂,终于啃开了这个硬核桃。

  季羡林先生对“糖”字从英文、阿拉伯文、印度文、梵文到中文考证了个遍,最终还写就了鸿篇巨著《糖史》。他搞清了为什么最初糖发明于印度,以及“糖”在传播过程中的来龙去脉,从糖的“小”中,见到的是文化交流之“大”。

  季老说,写文章引用别人的著作甚至观点,是不可避免的,但必须注明出处,这是起码的学术道德。如果想开辟一个新领域,创造一个新天地,那就必须自找新材料,偷懒是万万不容许的。

  季羡林说:我自知不是大鹏,而只是一只鹪鹩,不敢作非分之想,只能低低地飞。即使是大鹏,要想开辟新天地,也必付出巨大的劳动,想凭空“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其结果必然是一个跟头栽下来,丢人现眼,

  而且还是飞得越高,跌得越重。搜集资料,捷径是没有的,现有的引得之类,作用有限。将来有朝一日,把所有的古书都输入电脑,当然会方便得多。可是目前还做不到。我只有采用一个最原始、最笨、可又不可避免的办法,这就是找出原书,一行行,一句句地读下去,像沙里淘金一样,搜寻有用的材料。我曾经从1993年至1994年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除了礼拜天休息外,每天来回跋涉五六里路跑一趟北大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不辍。我面对汪洋浩瀚的《四库全书》和插架盈楼的书山书海,枯坐在那里,夏天要忍受书库三十五六摄氏度的酷暑,挥汗如雨,耐心地看下去。有时候偶尔碰到一条有用的资料,便欣喜如获至宝。但有时候也枯坐半个上午,把白内障尚不严重的双眼累得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却找不到一条有用的材料,嗒然拖着疲惫的双腿,返回家来。经过了两年的苦练,我练就一双火眼金睛,能目下不是十行,二十行,而是目下一页,而遗漏率却小到几乎没有的程度。我的《糖史》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成的。

  他写《糖史》的目的,是想让人们都认识到,人类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大事如此,小事也不例外。像糖这样一种天天同我们见面的微不足道的东西后面,实际上隐藏着一部错综复杂的长达千百年的文化交流的历史。通过糖背后的文化交流,季先生认为,世界文化是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共同创造的,而不是一元起源论。

  季老对我说,欧洲过去基本没有蔗糖。欧洲熬糖是用甜萝卜,即甜菜。只有欧洲南部有少量的甘蔗,没有什么熬糖的价值。用甘蔗制糖是印度的发明,而把甘蔗制的粗糖加工成细糖即白糖却是中国人的发明。

  而中国人的这个发明却是一次意外。据记载,一个中国人把从印度运来的粗糖放在一个大缸里,安置在墙边。突然墙上掉下一块墙皮,正好落在大缸里。这时奇迹发生了。墙皮接触的那些粗糖,突然变白了,成了细糖。这位中国人依此发现了白糖的制作技术。

  当然,严谨还不只是表现在做学问,也表现在做人。他一生坚持说真话,他对温家宝总理说自己“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一辈子坚持三真原则:真情、真实、真切,用自己的人格谱写了另外一类著作。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品质。

  -常的表现之二:勤奋每天在三张书桌上写三类“作业”

  季羡林成功的另一个因素是勤奋。

  早晨,不,应该说是凌晨,时针指向4点的时候,先生起床,简简单单地洗一把脸,就坐到了自己的第一张书桌前,开始了他一天工作的第一个时段。他的书房里堆满了各种中外文书刊、杂志,夹书的纸条、各种废旧信封,他早饭以前在这张书桌上完成他的第一篇“作业”;早饭之后进入第二时段的工作,在第二张书桌上完成另一份“作业”;而晚饭后,他习惯在第三张书桌上工作。他习惯在写作一篇学术论文的同时,去进行一个翻译项目。先生自认自己有一个“坏”习惯,喜欢同时进行多项工作,这样做的好处是:干一件事,累了,立刻换一件。这样一来,脑筋就像是新磨的利刃一样锋利无比。用这样新“磨”的脑筋来思考问题,时有梦笔生花之感,奇妙不可思议。

  先生看书,特别注意搜集资料。有时候,随便看书,忽然发现有用的资料,往往顺手拿一些手边能拿到的东西,比如通知、请柬、信封、小纸片一类,把材料写上,再分类保存。他认为搜集资料要巨细无遗,要有竭泽而渔的精神。因为天下没有无用的材料。只要脑海里在思考某一个问题,一切资料,书本上的、考古发掘的、社会调查的等等,都可能有用。一个人一生不知要思考多少问题,当思考甲问题时,乙问题的资料可能没有用。但是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思考起乙问题来,可能回忆起以前看书时曾碰到过这方面的资料,再想去查找,可就“云深不知处”了。这就是先生治学的经验之谈。他生怕一时粗心大意丢了张把小纸片,而上面记的可能是至关重要的材料,这样就会影响整篇文章的质量,所以不得不黾勉从事。

  这样的学问,往往是先生在自己的书房内做出来的。

  然而,先生的时间比一般学者要少得多,频繁的社会活动,名目繁多的会议,接踵而至的拜访,经常使先生没有整块的时间,因此先生就挖空心思地对时间的“边角废料”进行利用。他承认这“边角废料”是他自己杜撰出来的“怪名词”,因为时间看不见,摸不着,但确是一个整体,哪里会有什么“边角废料”呢?这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如果一整天没有人和事来干扰,学者可以从容濡笔,悠然怡然,再佐以龙井一杯,云烟三支,神情宛如神仙,整个时间都是自己的,那就根本不存在“边角废料”问题。先生没有这个福分,几乎没有完整的时间。

  在这样的情况下,先生经常是“土法”上马:在不得不参加的毫无价值的会议时,先生经常在会前、会后,甚至在会中,构思或动手写文章。有不少会,讲话者空话废话居多,传递的信息量却不大,态度欠端,话风不正,哼哼哈哈,不知所云,又佐之以“这个”,“那个”,间之以“哎”、“啊”,白白浪费精力,效果却不好。这时先生往往只用一个耳朵或半个耳朵去听,就能兜住发言的全部信息量,而把剩下的一个耳朵或一个半耳朵全部关闭,把精力集中在脑海里,构思,写文章。积之既久,养成“恶”习,只要在会场一坐,一闻会味,心花怒放,奇思妙想,联翩飞来;“天才火花”,闪烁不停;此时,文思如万斛泉涌,一篇短文即可写成,还耽误不了鼓掌。倘多日不开会,脑海活动似将停止,“江郎”仿佛“才尽”。所以,此时先生反而期望开会了,先生戏说“这真叫做没有法子”。

  此外,在旅途的飞机上、火车上、汽车上,在骑自行车的时候,尤其是在从朗润园到外文楼步行在后湖边的小路上,先生的脑海里更是思考不停。有时候,先生坐公共汽车,在等车时,往往也思有所得,便从兜里随手掏出一个小纸片,或从地上捡个废烟盒,顺便写上,也是一篇妙文。

  这种“土”“洋”结合的方法,使先生赢得了比别人不知多多少倍的时间,经过几十年的辛勤笔耕,先生已经出版了近1000万字的著作。

  眼前的季先生,蓝布涤卡中山装,蓝布涤卡裤子,塑料浅褐软底黑色条绒布帮“懒汉鞋”,开口说话还带有浓重的山东口音。这样的一个形象,简直与老农无别,“土”得是那样纯粹可爱。但这样一位“老农”,却是“学富五车”的大学者,人文社会科学界泰斗。有一年在澳门召开的一次有关东方文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参加者来自四面八方,主持者对洋人有一种过分的热情。就在开幕式那天,全场嘉宾都着西装,而季先生却偏偏着一身中山装,坐在主席台中间,离开讲稿,大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这正是齐鲁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养育的、世界文化浸润出来的兼容百家、学贯中外的大学者!从“表”到“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完整的季先生!(供图/蔡德贵)

  ◎隽语录

  没有创见,不要写文章,否则就是浪费纸张。

  做人“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一辈子坚持三真原则:真情、真实、真切。

  搜集资料要巨细无遗,要有竭泽而渔的精神。

  -时间:2007年11月18日

  -地点:北京中关村中国书店分店

  -演讲者:中国孔子基金会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蔡德贵

  -演讲主题:变与常———季羡林成功之因

  ◎编辑手记

  迄今为止,季羡林先生的著作已达1000万字。等身的著作甚或成了普通读者接近季羡林的“障碍”,很多人只是把他当作“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标杆。通过蔡德贵的演讲,我们看到:其实,大师也是平常人。不说别的,在小学和初中时季羡林就非常顽劣,不仅打架斗殴,还曾几次策划把老师轰下讲台。

  据了解,季羡林先生近来还是笔耕不辍。今年9月,他还为自己的新书《季羡林说和谐人生》写了将近万言的前言。◎演讲者小传

  蔡德贵,毕业于北京大学阿拉伯语专业,季羡林先生的学生,现为山东大学教授、中国孔子基金会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著有《阿拉伯哲学史》、《季羡林传》、《季羡林师友录》、《东方学人季羡林》、《季羡林写真》等,近著为《真情季羡林》(中国书店出版社出版)。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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